摘要：村口的柏油路到了学校门口就断了，剩下的是踩了几十年的黄土小道。杨柳村小学的大门是几年前县里统一刷的蓝色铁门，现在门框上的漆已经脱落了一大片，露出了锈迹斑斑的铁皮。
村口的柏油路到了学校门口就断了，剩下的是踩了几十年的黄土小道。杨柳村小学的大门是几年前县里统一刷的蓝色铁门，现在门框上的漆已经脱落了一大片，露出了锈迹斑斑的铁皮。
赵老师还是老样子，六点半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她今年67岁了，个子不高，背有些微驼，头发全白了，却总是一丝不苟地盘成一个发髻。村里人都说她老了也不显老，除了那副老花镜越戴越厚，脸上的皱纹倒是不太明显。
“赵老师好！”
几个早来的孩子向她打招呼，她笑着点点头，习惯性地伸手整理了一下孩子们的衣领。这个动作她重复了四十五年，从当年的粗布衣领到现在的校服T恤，手感变了，但动作如初。
“小李啊，今天语文课你来听听吧，我讲《司马光砸缸》。”赵老师对着新来不久的年轻老师说。
小李连忙点头：“好的赵老师，我一定好好学习您的教学方法。”
赵老师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其实她知道，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教法，现在有多媒体，有平板电脑，有各种新鲜教具。而她，还是习惯用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字，习惯用讲故事的方式教孩子们做人的道理。
教室里的课桌椅是去年县教育局换的新的，但她的讲台还是那张老旧的木桌，上面的漆已经磨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桌子左上角有个烟灰洞，那是七十年代末有个总爱抽烟的男老师留下的。赵老师每次摸到那个洞，都会想起那个后来去了城里的年轻人。
“小雨今天怎么没来？”赵老师点名时发现少了个孩子。
“他奶奶病了，他妈妈上城里打工去了，他爸爸…他爸爸…”坐在后排的小刚支支吾吾地回答。
赵老师了然地点点头，没再追问。村里人都知道小雨爸爸赌博欠了一屁股债，前段时间跑了，留下老母亲和孩子。下课后，赵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布袋，里面装着几个鸡蛋和一小袋大米，交给放学的小刚：“帮我捎给小雨奶奶。”
小刚没接：“赵老师，我妈说不要老麻烦您…”
“听话，拿着。告诉你妈，这是我自家鸡下的蛋，吃不完。”赵老师把布袋塞到小刚手里，转身回了办公室。
办公室墙上挂着几张泛黄的照片，最中间那张是全村人一起拍的合影，那是赵老师刚来杨柳村的时候。那时她才二十出头，穿着蓝色的确良上衣，站在人群中间，笑得那么腼腆又那么自信。这么多年过去了，照片里的许多人都已经不在了，只有她，还站在同一个地方。
村里人都习惯了赵老师的存在，就像习惯了村口那棵老槐树。没人记得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好像她一直都在那里。她教过的学生已经有三代人了，从最早的七十年代末到现在，村里但凡识字的，几乎都是她的学生。
赵老师的住处在学校后面一间平房里，只有简单的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桌上摆着一台老旧的收音机，那是八十年代买的，到现在还能用。床头有个小柜子，上面放着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各种药。高血压、关节炎、胃病，这些都是她多年教书落下的毛病。
吃完简单的午饭，赵老师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翻看着下午要用的教案。多年来，她已经把课本背得滚瓜烂熟，但她还是喜欢一遍遍地翻看，琢磨着每一个知识点该怎么讲才能让孩子们更容易理解。
一阵风吹过，院子里的几件晾晒的衣服随风飘动。衣服虽然洗得干净，但颜色都已经褪得发白，有几处还打着补丁。赵老师抬头看了看天，收起了教案，起身去收衣服。
这时，村支书老王骑着三轮车过来了：“赵老师，县里发通知，下周要举行优秀教师表彰大会，点名要您去呢！”
赵老师摆摆手：“哎呀，就别麻烦了。你帮我推了吧，我这还有课要上呢。”
“这哪能推啊？县长亲自打电话到村里来的。”老王从车上拿出一个文件袋，“这是县教育局寄来的邀请函，说是要给您颁发’终身成就奖’呢！”
赵老师接过文件袋，没打开，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我教书是我的本分，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
老王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句：“赵老师，您就去一趟吧，县里的领导很重视呢。”
赵老师没再推辞，只是点点头。等老王走后，她把文件袋放在桌上，继续去收衣服。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墙上，赵老师坐在桌前，这才打开了文件袋。里面除了邀请函，还有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一群年轻人，背景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赵老师的目光落在照片右下角那个穿着学士服的年轻女孩身上，那是四十五年前的她。
她轻轻叹了口气，把照片重新放回文件袋，起身准备下午的课。
傍晚放学后，赵老师像往常一样在校门口送孩子们回家。小明是最后一个走的，他家住得最远，要翻过一座小山。
“赵老师，我送您回去吧！”小明今年上五年级了，个子已经快赶上赵老师了。
赵老师笑着摇摇头：“不用了，你快回家吧，天快黑了。”
小明不放心：“可是听我爷爷说，您最近腿脚不好…”
赵老师正要再次拒绝，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她伸手想扶住旁边的树，却没抓住，整个人向前栽去。
“赵老师！”小明大叫一声，冲上去想扶住她，但还是晚了一步。
赵老师摔倒在地，额头磕在了路边的石头上，顿时血流如注。小明吓坏了，大声呼救。正好村里巡逻的老刘听到了喊声，赶紧过来帮忙，用对讲机呼叫了村里的卫生所。
村医老张很快赶到，简单处理后，摇摇头：“伤口有点深，得送县医院。”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活，来到学校门口。老支书带头组织了几个壮劳力，用担架把赵老师抬上了村里唯一的一辆小面包车。
“快点开车！”老支书急切地催促司机小李。
小李踩下油门：“放心吧，二十分钟就到县医院！”
车上，老支书看着昏迷中的赵老师，满脸担忧。他想起去年村里争取教育资金的时候，县里领导说经费有限，想撤并杨柳村小学。是赵老师亲自去县里据理力争，才保住了这所只有五十多个学生的小学。
“赵老师这一辈子啊，都给了咱杨柳村…”老支书喃喃自语。
到了县医院，赵老师被紧急送进了抢救室。医生出来后，说需要做CT检查，还需要输血。但是医院血库O型血不足，需要紧急配血。
老支书立刻在村民微信群里发了消息。不到半小时，医院门口已经站满了杨柳村的村民，大家争先恐后地要献血。
“我跟赵老师是同一个血型！”六十多岁的老刘大声说。
“我也是O型血！”四十岁的中年妇女李大姐举起手。
医院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下子涌来了几十个要献血的村民。护士赶紧组织大家排队验血。
这时，县教育局的王局长也赶到了医院。他神色慌张，对老支书说：“赵老师怎么样了？”
老支书摇摇头：“还在抢救。”
王局长不安地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早就让她去城里养老，她就是不肯离开杨柳村…”
老支书疑惑地看着王局长：“你认识赵老师？”
王局长苦笑一声：“认识？我是她的学生啊。”
老支书更疑惑了：“你不是城里人吗？”
王局长摇摇头：“我是嵊州镇的，大学毕业后才来的县城工作。赵老师当年是我们镇高中的尖子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本来可以留在北京，却选择回到家乡教书。”
这番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场的村民都惊呆了。
“北…北大？”老刘结结巴巴地重复道，“赵老师是北大毕业的？”
王局长点点头：“不仅如此，她当年可是全省高考状元啊！”
医院走廊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那她怎么会来我们杨柳村这么偏远的地方教书？”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
王局长叹了口气：“这事说来话长。当年赵老师从北大毕业回来，分配在镇高中教书。教了几年后，她的未婚夫——当时县里的一位领导，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她很受打击，申请调到了最偏远的杨柳村小学。大家都以为她过一段时间就会调回来，没想到一教就是四十五年…”
老支书想起了什么：“难怪当年县里要撤并学校的时候，她能直接找到县长说话…”
“那是当然，”王局长苦笑，“现在的县长是她当年在镇高中教过的学生啊。”
说话间，医生从抢救室出来了：“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但需要住院观察几天。头部外伤已经处理好了，但她的身体状况很差，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加上年龄大了，恢复会比较慢。”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赵老师醒了过来。看到病房里围满了人，她有些困惑：“这是怎么了？”
老支书哽咽着说：“赵老师，您摔倒了，大家都担心您…”
赵老师微微一笑：“没事，小伤而已，过两天我就能回去上课了。”
王局长站出来：“赵老师，您好好养病，学校那边县里已经安排了代课老师。”
赵老师一听就急了：“不行，我班上的孩子们还等着我呢！再说，下周就是小升初考试了，我得给他们最后冲刺…”
王局长摇摇头：“赵老师，您的身体更重要。这次您必须好好休息。”
赵老师还想说什么，但看到满屋子关切的眼神，终于不再坚持。
接下来的日子，杨柳村的村民轮流来医院照顾赵老师。他们带来自家种的新鲜蔬菜，自家养的鸡下的蛋，还有孩子们亲手画的卡片。
一天晚上，老支书来医院值夜班。赵老师已经好多了，能坐起来说话了。
“老王啊，我听说你们都知道我的事了？”赵老师突然问道。
老支书有些不好意思：“是啊，王局长告诉我们的。赵老师，您真是藏得深啊！北大毕业生，在我们村教了一辈子书，亏我们还以为您就是个普通的民办教师…”
赵老师笑了：“我就是个普通教师啊。那些过去的事，都不重要了。”
老支书认真地说：“赵老师，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这么多年，您住的那间破平房，吃的那些简单饭菜…村里要是知道您的真实身份，怎么会让您过那种苦日子？”
赵老师摇摇头：“老王，那不是苦日子。我很幸福。看着一届又一届的孩子从我的课堂走出去，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在城里找到了好工作，有的留在村里把日子越过越好…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老支书眼圈红了：“可您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啊…”
赵老师看向窗外，眼神悠远：“知道吗？我刚来杨柳村的那年，这里连电都没有，教室里点的是煤油灯。第一个冬天，下了场大雪，我带着孩子们一起用树枝扫出一条路来上学。那时候，村里有个叫小刚的孩子，家里特别穷，连铅笔都买不起。我每个月省下一点钱，给他买学习用品。后来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回到县里工作，成了第一个大学生村官…”
“那是老刘家的儿子，”老支书接口道，“现在已经是县里的副县长了。”
赵老师点点头，继续说：“还有那个叫小红的女孩，她妈妈早逝，爸爸要她辍学回家干活。我去她家一趟又一趟地做工作，还答应给她补课。最后她爸爸同意了，她不仅没辍学，还考上了师范学院…”
“她现在是镇中学的校长了，”老支书说，“每年都回来看您。”
赵老师笑了：“看，这就是我的财富啊。那些孩子们，就是我的孩子。我从来没后悔过我的选择。”
病房里安静下来，只听得见窗外的蝉鸣声。
过了很久，老支书才开口：“赵老师，您知道吗？县里正在筹建教师博物馆，想请您当名誉馆长。”
赵老师摇摇头：“我不去。等我出院了，就回学校继续教书。”
老支书劝道：“赵老师，您都六十七岁了，该退休了。”
赵老师固执地说：“只要我还能站在讲台上，我就不会离开。那些孩子们需要我。”
老支书知道劝不动她，只好叹了口气。
一周后，赵老师出院了。全村人自发组织了一个欢迎仪式，连县里的领导也来了。
回到学校，赵老师看到教室里已经装上了新黑板，讲台也换成了新的。她摸着崭新的讲台，眼眶湿润了。
孩子们欢呼着涌向她：“赵老师，我们想您了！”
赵老师拄着拐杖，站在讲台前，环视着教室里的每一个孩子，微笑着说：“好，今天我们继续上课。”
窗外，阳光正好，照在她银白的发髻上，仿佛给她戴上了一顶闪亮的皇冠。
杨柳村，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因为有了这位北大才女的四十五年坚守，变得与众不同。而她，也在这方黄土地上，写就了自己平凡而伟大的人生。
从城里返乡路过杨柳村的人，常常会看到一幅温馨的画面：一位白发老人，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身边围着一群孩子，她正给他们讲着《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声音柔和而坚定，就像这片土地上流淌了千年的小溪，平凡而不息。
村口的石碑上，新刻了几个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来源：深林人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