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雨水顺着油麻地小学的屋檐滴落，形成一道不太整齐的水帘。我踮着脚，从人群后面往里看，只能看到几个小学生举着画得歪歪扭扭的横幅，上面写着”许老师，我们舍不得您”。

雨水顺着油麻地小学的屋檐滴落，形成一道不太整齐的水帘。我踮着脚，从人群后面往里看，只能看到几个小学生举着画得歪歪扭扭的横幅，上面写着”许老师，我们舍不得您”。

那天是许素芝老师的最后一天。

油麻地小学是我的母校，也是许老师教了一辈子书的地方，就在我们县城往东二十里的山脚下，一共两层楼四间教室，一个水泥场地，几棵被学生攀爬得树皮脱落的桂花树。

我赶回来参加欢送会，是接到我小学同学孙福贵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说：“老许要走了，你得回来。”就这么简单一句。

挂了电话我就订了票。

我和许老师的缘分不仅是师生关系。那年我父亲病重，没钱治疗，是许老师偷偷塞给我妈四百块钱。那时候四百块可以买一头小猪仔。她说是”垫付”，等我爸好了再还。我爸后来没好起来，那笔钱也就成了恩情。

等我挤到人群前排，才看清许老师的样子。她比我记忆中老了太多，头发全白了，个子好像也矮了一大截。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连衣裙，腿上盖着块不知道谁递来的毛巾被，手里拿着个旧帆布包。

“乡村教师许素芝同志，1986年来到油麻地小学工作，一直坚守到2024年…”

学校负责人戴着副老花镜念稿子。他看起来比许老师小十几岁，却念得磕磕绊绊，手里的纸都被雨淋湿了一角。台下的村民撑着伞，有的干脆淋着雨，安静地听着，偶尔传来几声抽泣。

我在雨里站了会儿，想到一件事。三十年前，夏天放学，许老师在学校门口摆个小板凳，嗑着瓜子，给没被接走的孩子讲故事。她的故事里总有王子和公主，可讲来讲去，最后幸福的都是勤劳善良的樵夫和洗衣女。那时候我总觉得她讲得没意思，原来她是想告诉我们，普通人也能得到幸福。

我的小学同学梅子也在现场。她有点发福了，但眼睛还是那么大，一看就认出来了。

“梅子。”我叫她。

“小江，你真回来了啊。”梅子显得有点惊讶，她手里提着个保温桶，“我给许老师送了碗姜汤，这天气…”

“她怎么就突然要走了？”我问。

梅子摇摇头，把我拉到一棵树下避雨，“你还不知道？学校要撤了。”

“什么意思，撤了？”

“整并呗，现在娃少了，说是资源集中，把咱们这边的娃都送到县城去寄宿。这不，许老师没地方教书了。”

“那她以后…”

“退休呗，能咋办。”梅子叹口气，“听说是前几天的事，上面来人说油麻地小学保留不了，让许老师交接工作准备离职。村里人知道了都不干，集体去镇上闹，说没有许老师哪来的油麻地。不过…”

梅子话没说完，一阵掌声响起。许老师站起来了，她的腿有点跛，许是前几年摔了一跤落下的毛病。

台上的音响发出嘶嘶的噪音，许老师接过话筒，却没说话，只是挥了挥手，台下更响亮的掌声。

我忽然想起在这个学校的一个下午。那天我在操场上被一群高年级的学生围住，他们说我爸是”酒鬼”，我气得想哭又不敢哭。许老师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也不训斥那些孩子，只是问他们：“你们觉得小江爸爸的事，是小江的错吗？”

孩子们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

许老师接着说：“你们谁的爸爸妈妈从来没犯过错？你们想被人这样说吗？”

没人吱声。然后许老师说：“行了，都去踢球。小江，你也去，踢累了才能长个子。”

这事我从没对任何人说过，也许连许老师自己都记不得了。

欢送会结束得很突然，因为雨越下越大。人群慢慢散了，许老师被簇拥着往校门外走。我站在原地没动，看着她那把淡蓝色的旧雨伞，像一朵花藏在黑色的伞海里。

“要不要去许老师家坐坐？”梅子问我。

“还是不了，我明天一早就要赶回上海。”

“那你来干啥？”

“我也不知道，”我笑了笑，“就是想再看看这个地方。”

梅子递给我半包烟，是我们这边很常见的红金龙，包装皱巴巴的，烟嘴还有点受潮。我摆摆手，她自己抽了一根，在雨里点了好几次才点着。

“你知道吗，许老师其实本来能去县城的。”梅子吐出一口烟，雨水立刻把烟雾打散。

“啥意思？”

“八十年代末，县教育局要分配几个老师去县一中。许老师是师范毕业，又年轻，条件特别好。后来听说是她自己不愿意去，非说油麻地的孩子也得有人教。”

我愣了一下，许老师从来没跟我们提过这事。

“确实吗？”

“我妈跟我说的，我妈当时在教育局食堂工作。”梅子把烟头摁熄在树干上，顺手塞进口袋，“走吧，雨这么大，我送你去车站。”

我们沿着泥泞的小路往村口走。路边的沟渠里，雨水哗哗地流，冲出几条蚯蚓。我想起小时候，下大雨我们就到操场抓蚯蚓，被许老师发现，她也不骂，只是说：“抓可以，别伤害它们，用完放到花坛里去。”

“所以她一直…”

“38年，”梅子说，“我算过，从86年到现在，整整38年。”

“那么长啊。”

“是啊，我女儿都上初中了，也是她带的。”

走到一半，梅子的手机响了。她叽里呱啦说了一通，然后对我说：“我老公来接我了，前面拐弯就是，你自己能找到车站吧？”

“没问题，你先走。”

梅子走后，我独自走在雨里，雨点在积水的路面上砸出一朵朵小水花。油麻地变了不少，多了几栋砖房，旧的土坯房少了，电线杆换成了水泥的，路也比以前宽了。但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上钉着个生锈的篮球框，那是我们小时候的”体育设施”。

许老师给我们上体育课，不懂规则，就让我们自己定。她总是坐在树下看书，一抬头发现有孩子摔倒了，才急匆匆地跑过来。她跑步的样子有点滑稽，发髻一颠一颠的，我们都偷偷笑。

县城的车站只是个简易的候车亭，几个老人坐在那里打瞌睡。我看了下表，还有半小时车来，就在附近的小卖部买了瓶水。

店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有块明显的胎记。我总觉得在哪见过她。

“您好，这瓶水多少钱？”

“两块。”她盯着我看了会儿，“你是不是油麻地的？”

“是啊，我小时候在那里上学。”

“我好像见过你，”她皱着眉头想了想，“你是不是许老师的学生？”

我有点惊讶，“您认识许老师？”

“谁不认识她啊，”女店主笑了，露出几颗金牙，“我女儿也是她教的。我跟你说，那许老师，看着瘦瘦小小的，可有股子倔劲。前年我女儿考上大学，她居然坐三轮车给送到家里来报喜，那会儿她腿就不好了。”

我点点头，想说些什么，但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听说今天的事了吧？”女店主继续说，“我家那口子也去了，全都淋成落汤鸡。你说这事整的，好好的学校说关就关。”

“是啊，”我叹了口气，“不过现在孩子确实少了。”

“少什么少，”女店主不高兴了，“隔壁李家村学校都没了，娃都送到县城住校，花钱不说，小小年纪的，谁照顾啊？我外孙女前两天还说想去油麻地上学，许老师教得好。这下可好…”

她说着说着，眼圈红了。我没再多问，拿着水告别了她。

雨还在下，小卖部门前的水泥地上，几只麻雀在水洼里蹦跳。我突然想起许老师曾经告诉我们，麻雀在雨后跳水是在洗澡。她总是这样，把普通的事情讲得生动有趣。

回县城的班车迟迟不来，我在候车亭下打起了瞌睡。朦胧中，我听到有人叫我名字。

“小江，是小江吧？”

我睁开眼，看到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老人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根烟斗，不抽，就拿着。他的脸有些熟悉。

“您是…”

“我是你们村主任老孙啊，现在退休了。”

我恍然大悟，站起来握了握他的手，“孙主任，好久不见。”

“是啊，你都成城里人了，”他笑呵呵地说，“今天是特意回来送许老师的吧？”

“嗯，听说学校要撤了。”

孙主任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是啊，上面说什么优化资源，其实就是省钱。一个学校一年也用不了多少钱，非得把孩子们弄到县城去。”

“可能是考虑到教学质量吧。”我试着说。

“什么质量，”孙主任摇摇头，“我们村这么多年出的大学生，哪个不是许老师教出来的？她一个人带两个班，教语文数学英语，还带体育音乐。我跟你说，我孙子在县城读书，请了那么多老师，还不如许老师教得好。”

旁边候车的一个中年妇女插嘴道：“可不是嘛，我家老二也是许老师教的，现在在县一中读高中，年年三好学生。”

孙主任点点头，“许老师啊，是真心实意为娃们好。记得十几年前闹非典那会儿，她愣是不肯回县城，天天给留在村里的娃送作业，一家一家送。那时候大家都怕，她倒好，把自行车骑得飞快，说怕耽误了娃们学习。”

雨渐渐小了，候车亭的屋顶上滴答作响。我想起许老师的那辆绿色自行车，后座上总是绑着一摞作业本，车铃声一响，我们就知道是她来了。

“对了，许老师以后住哪啊？”我问。

“还能住哪，就她那间宿舍呗，好在学校虽然撤了，房子还在，让她住到底。”孙主任叹了口气，“就是可惜了，她一辈子都搁这了。”

班车终于来了，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从集市回来的农民。我跟孙主任道别，上了车。

车窗外的风景在雨幕中模糊不清。我想起许老师办公室的窗台上，总是放着几盆吊兰，枝叶繁茂，有时还开出小白花。每到夏天，她就把窗户全开，说是让风把知识吹进来。

我们都笑她迷信。

车开到一半，忽然停下来。司机说前面有个坑，大家得下车绕过去再上车。乘客们骂骂咧咧地下了车，沿着泥泞的路绕行。

我走在最后，看见路边有个卖油炸臭豆腐的小摊，摊主是个老太太，坐在一把破雨伞下面。她的炸锅上方升起一缕青烟，在雨中显得格外醒目。

不知道为什么，我停下脚步，走过去买了一份。

“小伙子不是本地人吧？”老太太递给我一个油纸包。

“我是油麻地的，小时候在这边上学，现在在上海工作。”

“油麻地？”老太太眼睛一亮，“那你认识许老师不？”

“认识，她是我小学老师。”

“哎呀，那你可认识个好人啊，”老太太激动起来，“我孙女脑子不太好使，在县城学校没人愿意教，是许老师收下了她，一教就是六年，现在能认得四五百个字了，还会算数。”

我点点头，咬了一口臭豆腐，熟悉的味道让我回想起小时候。每到冬天，许老师总会给班上的孩子买点小零食，就是这种臭豆腐，一人一块，外焦里嫩，趁热吃。那时候多少钱我不知道，但对于一个乡村教师来说，肯定不是小数目。

“今天她退休了，”我对老太太说，“学校要撤了。”

“撤了？”老太太一愣，“那些娃咋办啊？”

“都送到县城去读。”

“那得多难啊，”老太太摇摇头，“许老师心里肯定不好受。”

我咽下最后一口臭豆腐，擦了擦手，“可能吧，不过她没说什么。”

“那是她性格就那样，”老太太说，“我听我孙女说，她在学校天天笑呵呵的，回到宿舍就一个人发呆。有次我孙女放学忘拿书包，回去看见许老师对着窗户站着，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想象不出许老师哭泣的样子。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是那个不厌其烦地教我们写字、念书的老师，偶尔严厉，但更多时候是耐心和宽容。

前面有人喊我上车了，我匆忙告别老太太，跑向大巴。

到县城已经是黄昏，雨停了，天边泛出一线橙红色的霞光。我在县城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赶往机场。

在候机厅，我收到了孙福贵的信息：许老师昨天晚上发烧了，现在县医院。

我一下子站起来，差点撞到旁边的人。但广播已经在通知登机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向了登机口。

飞机起飞后，我靠在窗边，看着下面的云层。我想起许老师退休那天，摆在桌子上的奖状和奖杯。三十多年来，她获得过无数荣誉，但那些证书大多已经发黄，有的边角还被老鼠啃过。许老师从来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每一个从油麻地小学走出去的孩子。

我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号码——我大学同学，现在在省教育厅工作。

也许，油麻地小学不必关闭。也许，还有别的可能。

当飞机穿过云层，阳光透过舷窗洒在我的脸上，我想起许老师常说的一句话：“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她用三十八年，走出了一条通向未来的路。而我，或许可以让这条路延续下去。

后来我才知道，在许老师退休的那个雨天，全村不是200多人，而是311人，几乎是整个油麻地的成年人都去了。有人带着相机，有人带着花，还有人带着三十年前许老师教过的课本。

有人说，看到许老师坐上县教育局的车离开时，一个平时最调皮的小男孩追着车跑了很远，直到摔在泥水里。

但我不在场，没有亲眼看到。

我只知道，我们都曾是那个追着许老师的孩子，摔倒了，爬起来，然后继续向前跑。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