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教育史上非常值得注意也是非常动人的事件之一，应数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为四大导师，标榜“用现代学术观念来治理传统中国学问，主要研究古代中国经史古学，并培养国学教师以及学术研究人才。”
曾被誉为“史上最牛毕业证”，李鸿樾的毕业证书上有清华四大导师的名字和签章
中国教育史上非常值得注意也是非常动人的事件之一，应数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为四大导师，标榜“用现代学术观念来治理传统中国学问，主要研究古代中国经史古学，并培养国学教师以及学术研究人才。”
国学研究院从1925年开办，1928年结束，招生四届，毕业学生74人。名师出高徒，其中较为台湾读者所知的有王力、刘节、张荫麟、蒋天枢、黎东方、季羡林这些人。
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毕业生师生合影。四大导师在前排就座。
提起清华大学，大家首先会想到校长梅贻琦，事实上在设立国学院时，校长是曹云祥，梅贻琦是教务长。
当时清华有三大教学部门，即国学研究院、大学部和留美预备部。国学研究院由吴宓担任主任。学院成立和聘请导师，是由吴宓经手的。他自己学养深厚，而对人谦恭有礼，所以能请到四大名师。
国学院原来想延揽胡适，胡适说他的学识不够资格。他推荐章太炎，章太炎不就，梁启超推荐陈寅恪。曹云祥问陈有什么学位？陈寅恪留学各国，只“读书”，不读“学位”，梁启超很不高兴地答复曹云祥，他梁某人也没有学位；若论学问，则远远不及陈寅恪。于是“四大导师”就此定案。其实，吴宓自己也够资格作导师。较之王、梁、陈、赵，他并不逊色。
被视为清华精神力量
吴宓，字雨僧，1894年出生在陕西省泾阳县。他从小聪慧好学，17岁进入清华学堂，23岁赴美留学，先到维吉尼亚大学攻读英文，获文学学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
27岁那年，吴宓回国，先后在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任教，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虽然主要介绍西洋文学，但他主张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应有价值，不赞成“全盘西化”，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有些意见。1925年，吴宓来到清华大学，在外文系任教。后受命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居然在短短几个月内，请来了梁、王、陈、赵四位顶级大师，轰动了整个学术界。
清华大学校园内矗立四大导师塑像：梁启超（左起）、赵元任、王国维和陈寅恪
请大师并不容易。譬如，王国维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在学界地位也高。《南方人物周刊》在《沉重的虚无》一文里提到，1925年2月中旬，吴宓到王国维家中送清华的聘书。一进厅堂，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再说明来意。王国维到职后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在清华期间，吴宓被视为“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巨大感召力，还在于他的“奇特”和身为老师的一丝不苟。
吴宓的学生、在中国大陆有“国学大师”之称的季羡林，曾在《回忆雨僧先生》一文中说：“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
在课堂上，吴宓也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清华学生、曾任中华民国驻希腊大使的温源宁，在《吴宓先生》一文中描写道：“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总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的士官一样，讲得有条有理。”
西方语言文学大师、曾在清华和北大任教的李赋宁，在回忆吴宓时说：“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采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
节俭自律乐于助人
在别人眼中，吴宓还是个非常注重仪表的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战事吃紧，校址几次搬迁。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一文中说，即使在这样的战乱中，“无论在长沙、南岳还是蒙自、昆明，吴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脸上的络腮胡刮得光光的。”但是，注重仪表整洁不等于在生活上花大钱。相反，吴宓节俭自律，不吸烟不喝酒，平常粗茶淡饭；一顶蚊帐从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用了将近40年。这样的吴宓，同时非常愿意帮助别人。
他曾自言：“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他目的，亦不望人报答。”20世纪30年代，一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可是费用不够，无法成行。吴宓知道后，慷慨解囊，资助300元，还再三说明这是赞助，不用偿还。
抗战胜利后，由于个人原因，加上国共内战北方动荡不安，吴宓没有随大家北归，而是留在了西南。辗转几所大学后，1950年10月，他最终在西南师范学院落脚。那时候，他最忙的就是发工资的那天。忙什么呢？给亲友、学生汇款资助他们。每次汇完款，他自己就所剩无几，甚至要向邻居借钱。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想：1950年，中共已经取得政权了，吴宓怎么没在1949年出走，而是留在了大陆呢？1941年，吴宓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也就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30位学者之一。这样的大师，国民政府不争取“带走”吗？
当然不是。《先生归来》一书记录：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特地以学生、老友的身分，安排专人到西南师范学院相邀，希望吴宓去台大任文学院长。来人软硬兼施，把吴宓塞进汽车带到宾馆，准备第二天飞往台北。结果，吴宓半夜藉词去厕所，偷偷溜了出来。除了台湾方面的力邀，吴宓原本还有机会赴美国讲学，钱穆也多次邀请他去香港，共同创办“新亚书院”。但是，他最终放弃了这些机会。
为什么选择留在大陆呢？我们或许能从吴宓的日记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说，自己“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沦落异域者矣”，认为“父母之邦，不可弃也”。那时，吴宓也无法预料自己将为留下的决定，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
文革时遭批斗至残
图为1937年春，吴宓摄于清华园。
1957年“反右”期间，吴宓因评论简体字的不当与不便，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更是因此被批斗，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帽子，被下放到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
曾和吴宓有过交往的李永晖，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描述了1966年夏天，他亲眼目睹的一些“批判”场景：一种是“群丑亮相”，就是把包括吴宓在内的数十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网球场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让烈日曝晒。这些人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苦不堪言。第二种是游街示众，吴宓等这些“黑帮分子”挂着黑牌，押着到北碚游街，进行人格侮辱，如若哪个敢不低头或走得慢了点，就要被骂被打。
还有一种是“开小灶”，就是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吴宓。李永晖说，尽管场内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先生总是埋着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就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吴宓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
吴宓长期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些挨斗场景。在1969年5月9日的一次大会上，他被两个学生狠狠从高台上推下来，摔断左腿。之后，他拖着断腿被迫跪坐在地上，“斗争凡历三小时”。大会结束后，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即使这样，他还要被迫写交代材料，接受批判。
腿断后，吴宓只能爬着要几口水喝、几口饭吃。有时，连水饭也没有。一次，他困在工棚里，对着窗外大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当腿脚稍微好一些后，他又被派去做扫厕所、刷尿池、刮粪便一类的活儿。
到1974年“批林批孔”时，饱经政治迫害的吴宓坚持不肯批孔子。他说，“如果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他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当时这个罪名，可是不得了的重，所受的折磨也就不难想象。
1977年，83岁的吴宓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堂妹吴须曼在请示上级后，把他接回陕西泾阳老家照料。每次吃饭时吴宓总要问：“还要请示吗？”吴须曼告诉他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不请示了。”有时候夜间，他起床喊：“快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很饿，给我一碗稀饭喝吧。”1978年1月14日因突发脑血管疾病入院治疗，1月17日病逝，84岁。
与陈寅恪半世纪友谊
吴宓与陈寅恪两人当年都是名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及友谊，为20世纪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篇章之一。
吴宓的女儿吴学昭，以父亲的日记、书信、遗稿为依据，写成《吴宓与陈寅恪》这本书，记录了吴陈两人从哈佛同窗、清华同事、西南联大和燕京大学讲学，直到抗战胜利后劳燕分飞，四川与广东相隔，但仍书信往返，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友谊。其间还蕴含了他们对中华文化、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坚守。
吴宓1917年从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两年后，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经同学俞大维介绍，结识了从欧洲来此游学的陈寅恪。时吴宓25岁，陈寅恪29岁。两个年轻人都志在学术，情趣相投，很快就成为密切来往的朋友。
吴宓学成回国后，1925年应聘到清华筹建国学研究院，陈寅恪来清华任教，成为“四大导师”之一，与吴宓更是朝夕相处。
解放后，陈寅恪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吴宓在重庆西南师院任教，两人天各一方。陈寅恪因患眼疾，接近于失明，加上日渐年迈，过着几近与世隔绝的日子。年过古稀之时，1961年夏天，吴宓来了。
吴宓与陈寅恪此前已阔别十余年。1961年7月30日，吴宓自重庆给陈寅恪写了一封长信，除了述说近况，还提出“来粤晋谒”。陈寅恪收到信后，立即于8月4日由夫人代笔覆信，告知到广州所应注意的事项，包括怎样选择到中山大学的路线、车资几何、饮食住宿等等，甚为详尽，据说这是自1949年后，陈寅恪来往信函中字数最多的一封，可见他对这次老友来访的看重和期盼。
8月30日夜，吴宓乘火车抵达广州，陈寅恪派两个女儿等亲属去迎接，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乘中山大学之汽车，过珠海桥，行久久（似甚远），方到中山大学；即入校，直抵东南区一号（洋楼）楼上陈宅。寅恪兄犹坐待宓来（此时已过夜半，十二时矣）相见。”
吴宓在广州逗留五天，每天都去陈宅探访，有时不止一趟。他们叙旧、吟诗、论学，陈寅恪向吴宓介绍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吴宓在日记中说：“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短短数日，陈寅恪夫妇分别多次题诗相赠，陈诗中有“五羊重见九回肠”之句，足见吴宓的这次到访，于陈寅恪而言，绝非一种礼节上的往还，而是打破了他多年生活上的平静和寂寞。
当年正值“困难时期”，吃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吴宓在广州的几天，得到了陈寅恪夫妇细心且丰盛的款待。临别，陈夫人又将自种的花生“剥而炒之，强宓带去一包”。
9月3日，是吴宓在广州的最后一天，陈寅恪写了四首七言绝句，总题为《赠吴雨僧》，其中一首为：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汛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果然，两位老友自此一别，即未能再见。
（本文参考《文汇报》的报道，和刘仰东、李永晖、吴学昭的相关文章。）
吴宓的婚姻与感情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恐怕要把吴宓列入“老派人物”，但他的婚姻与感情，却也轰动一时。他元配是陈心一，因他热恋毛彦文而离异。毛，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曾任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吴宓追求她，付出很多感情。曾赋诗明志：
吴宓苦恋毛彦文九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论
但37岁的毛彦文最后嫁给了65岁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后来她在回忆录有一章《有关吴宓先生的一段往事》，说道，她与吴宓并无“爱情”关系。
吴宓的第二任妻子是重庆大学毕业的邹兰芳，因肺结核病早逝。
吴宓（1894-1978）
原名玉衡，又名陀曼，字雨僧（亦作雨生）、玉衡，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来源：职场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