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病重不想再治,张爱萍流泪说:师长,你糊涂,我得批评你了

B站影视 日本电影 2025-08-31 07:28 1

摘要:1902年10月,黄克诚出生在湖南永兴,家境贫寒,父母辛劳一年也难以维持温饱,对于自幼体弱多病、下地干活就会气喘不止的黄克诚来说,耕作注定不是出路,反倒是书本与课堂成了他生活里最大的慰藉与乐趣,族中亲戚时常接济,他坚持读完了八年私塾。

1902年10月,黄克诚出生在湖南永兴,家境贫寒,父母辛劳一年也难以维持温饱,对于自幼体弱多病、下地干活就会气喘不止的黄克诚来说,耕作注定不是出路,反倒是书本与课堂成了他生活里最大的慰藉与乐趣,族中亲戚时常接济,他坚持读完了八年私塾。

他在学习上展现出超乎寻常的专注和悟性,18岁时凭借优异成绩考进了县立高等小学,两年后,他又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那时的黄克诚,个头清瘦、面色蜡黄,鼻梁上架着一副沉重的圆框眼镜,身上是一套灰布制服,怎么看都是个书卷气十足的寒门学子。

1925年黄克诚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参加北伐战争、湘南起义以及多次“反围剿”,逐渐成长为知名战将,他作战勇猛,常常不顾自己的职务身份,直接带头冲锋在最前线,这种作风鼓舞士气,却也让彭德怀批评他“不懂得保护指挥员”,但在黄克诚看来,革命就是拿命拼出来的,只有率先垂范,才能让战士们不畏生死。

后来担任新四军师长,他的体格依旧像学生时代一样单薄,黄克诚一生酷爱读书,可惜少年时代的条件艰苦,照明不足,加上读书入迷时常忘记休息,很早便落下了严重近视的毛病,厚厚的眼镜几乎成了他终生的标志,被陈毅元帅称作“千里眼”。

陈毅所说的“千里眼”也是指他极为敏锐的战略眼光,1930年初,黄克诚被调任彭德怀所部红五军的大队政治委员,那时李立三等人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居于主导地位,提出必须以大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甚至通过强攻城市来决定革命的成败,于是中央决议中逐渐淡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受此影响,不少红军干部和部队指战员信心膨胀,盲目认为只要鼓起勇气发起攻击,就能轻易夺取武汉等中心城市的控制权,但黄克诚冷静地意识到,红军真正的优势在于群众基础与游击战术,一旦贸然发起大规模城市攻坚战,面对装备精良、兵力雄厚的国民党军,红军必定陷入被动,甚至有覆灭的风险。

这样的判断在当时显得过于“冷水”,于是他遭到不少人的指责,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不久后还被撤去了政治委员的职务,即便如此他仍放不下责任,眼看红军准备硬攻武汉,他毅然给彭德怀写信,详细阐述自己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以及为何此时不能贸然攻打大城市。

事实上彭德怀本人也对中央的指示心存疑虑,红五军仅有不到万人兵力,却被硬性要求扩编为红三方面军,并执行攻打武汉的重任,这在他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当看到黄克诚的来信时,彭德怀颇为欣慰,没想到竟有一位基层政委能与自己观点如此一致,从此“黄克诚”这个名字,深深印在了彭德怀的心中。

抗战胜利之后黄克诚战略眼光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彼时国民党军忙于接收华中和华北的各大城市,根本无暇顾及东北,黄克诚早已认清国民党反动本质,断定国共之间终有一战,在他看来,东北辽阔的地域、丰富的资源与特殊的地缘位置,是共产党建立根据地、赢得内战主动权的绝佳选择。

于是他不顾华中局书记饶漱石的强烈反对,冒着政治风险,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党中央,坚决请求派兵进驻东北,几天后正在率军攻克淮安的黄克诚收到了回电:中央批准了他的建议,并命令他率领所部三万余人立即开赴东北。

当时我党军队武器奇缺,后勤也十分薄弱,一些人提出让黄克诚的三师在出发前将武器装备移交地方部队,到东北后再行筹措,棉衣也可以暂时不带,等到达后再设法解决,对这种意见,黄克诚态度极为坚决,他坚持己见,黄克诚亲率三师,携枪带械,带着棉衣和有限的补给,从苏北一路北上,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艰苦卓绝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这一行动,确保了共产党军队在东北的战略落子。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在盐城召开了皖南事变后的重建军部大会,按照党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由他担任师长兼政委,自此他带领部队扎根在这,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抗战与根据地建设中,苏北的情况极其严峻,日伪的频繁“扫荡”和对经济的掠夺,使田野荒芜,粮食紧缺,百姓生活陷入困境,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黄克诚选择以身作则,带头厉行节俭,用坚韧不拔的作风和顽强的斗志撑起了苏北的抗战大局。

同年5月会议上,时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特地点名表扬:“新四军全军7个师里,第3师人数最多,开支却最少,他们的经验值得大家学习。”这背后与黄克诚坚持艰苦朴素、处处以身作则的作风息息相关,部队上下皆知,师长严于律己,从不讲排场,因此三师才能在困境中依旧保持战斗力和凝聚力。

1942年秋,抗日根据地大力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三师师部驻在板湖孙西舍时,黄克诚和战士们一样卷起裤脚、赤脚下田开荒种菜,有人心疼地劝他:“师长,您病根子深,支气管炎又常犯,还是别下地了。”可黄克诚摆摆手:“毛主席都带头开荒,炊事员也在劳作,我凭什么例外?大家一块动手,才能过好日子。”于是,他和参谋长洪学智还特意合种了一块地,闲暇之余两人翻土播种、浇水除草。

次年三师在赶制服装时遇到棉布严重短缺的问题,眼看夏季将至,数千人的着装成了难题,黄克诚提出了一个改良方案,军服上衣去掉翻领和口袋,裤腰由中式宽腰改为西式小腰,军帽简化设计,取消绑腿布,这点改动全师算下来,竟节约出布料万余米,年底三师开展“节约标兵”的评选活动,师部上下几乎异口同声地推举黄克诚本人,战士们说:“师长才是我们最好的节约标兵。”

在生活上,黄克诚更是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当时中央有规定,师以上干部可吃“小灶”,可他从不利用这一政策,1943年春,日伪大规模“扫荡”,三师被迫转移到阜东县六朵镇,因筹粮不及,管理员只得摘来盐篙子熬煮充饥,有人担心师长不能适应,黄克诚却端起碗来大口吃着,边吃边笑着说:“大家都能吃,我为什么不能?能填饱肚子就行。”逢年过节,当地一些进步绅士常会送来糖果茶叶,慰问这位日夜操劳的师长,黄克诚总是婉拒,不成便转手送去师医院,让伤员们优先享用。

1977年,黄克诚被安排担任军委顾问,从山西回到北京,考虑到他年岁已高、视力欠佳,上下楼不便,组织特意为他安排了南池子的一处小院平房,这套房子院落不算小,居住面积也够宽敞,但屋子年代久远显得陈旧,负责后勤的同志见状,立刻申请了一笔修缮经费,打算好好翻修一番,黄克诚一听就严肃地摆手:“不行!不能大修!哪里漏风、漏雨,就修哪里,别花冤枉钱!”后勤人员明知他的脾气,只得照他的意思去办。

冬天来临时,黄克诚家里的暖气设备还是烧煤的,热量不足,房间常常半温不热,后勤人员考虑到他身体不好,便打算给房子改装集中供暖,直接接入热力管道,可这一项工程开销极大,至少需要三万元,大家心里清楚,黄克诚肯定不同意,便想着趁他外出检查身体的时候先动工,谁知施工才刚挖开半截地面,他便回来了。

黄克诚看到动工的场面,立刻追问:“这个管道,周围老百姓能用得上吗?”得到的答复是:投资太大,百姓根本用不起,话音刚落,黄克诚顿时沉下脸,拄着拐杖重重戳在地上:“三万元?!为了我一个人,花这么大一笔钱,你们于心何安?国家还不富裕,钱得花在刀刃上!我这儿烧煤炉子就能过,何必铺张浪费!”他要求立即停工,已经挖开的地面重新填上,送来的设备也全数退走,这件事在后勤部门传开后,很多人私下里都感叹:黄老不愧是戎马一生的共产党人,几十年过去了,依旧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1986年年初,黄克诚因肺心病并发严重的肺部感染,被送进了301医院,面对医生的建议,他摇头摆手,坚持说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不要再浪费国家宝贵的药品和资源,“把药留给更需要的人吧。”医护人员和家属听得心里都发酸,黄克诚是共和国的开国上将,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功臣,哪怕只是微弱的希望,也该竭尽全力抢救,黄老的性格刚烈,谁劝都不听,让人心急如焚。

得知消息许多昔日并肩作战的老部下、老战友纷纷赶来病房探望,轮番劝说他安心治疗,可黄克诚只是嘴上答应,心里却依旧固执,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刚刚结束外地出差,一得知黄克诚住院并拒绝治疗,立刻赶往医院探望,唐棣华轻轻唤醒昏睡中的丈夫:“老黄,张爱萍同志来看你了。”黄克诚立刻精神一振笑着说:“你可算来了,要不然这次恐怕就见不着面了。”

张爱萍听得心头一紧,眼眶顿时湿润,他极力安慰:“师长,您一定要坚持治疗,我们都盼着您好起来啊。”黄克诚却长叹一声,声音虚弱:“爱萍啊,这一关我怕是过不去了,我已经不能再工作,病也治不好了,就不要再花国家的钱了,算是我最后为国家节约一点吧。”张爱萍红了眼眶,忍不住责备道:“师长,你这话可太糊涂了!你为国家立下那么多功劳,如今若是不救,那组织怎么交代?让我们眼睁睁看着你离去,这才是为难大家呢!”

黄克诚静静听着,张爱萍见状,耐心劝解了很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不断提醒黄克诚,作为老战士,他的生命早已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属于党和国家,渐渐地,黄克诚的态度软化下来,终于点头同意继续接受治疗,不过,他依旧坚持一个原则,好药他绝不会用,只准医生给他打些普通药物,算是维持而已。

早在长征初期,两人便相识,那时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第4师政委,而张爱萍则任该师政治部主任,从那时起便结下了上下级的情分,此后漫长的战争岁月中,他们在枪林弹雨里建立了深厚的信任。

二度攻打遵义时,两人同为团政委,由于增援不及时,张爱萍一度觉得黄克诚“见死不救”,气得直奔彭德怀告状,结果黄克诚还因此受了处分,可黄克诚并未生气,反而坦然解释:“换作是我,也不会冒险出兵。”正是这一次摩擦,让黄克诚看清了张爱萍身上那份坚持原则、敢于负责的气魄,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进入抗日战争后,黄克诚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他第一时间把张爱萍调到身边,委以3支队司令员之职,后来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继续任师长,张爱萍则出任第9旅旅长,始终在他麾下作战,甚至在旅师对调的关键时刻,黄克诚还亲自上报军部,请求保留张爱萍在自己身边,直接提议让他升任副师长,继续共同指挥。

因为战斗频繁,他们常常因为意见不合而吵得面红耳赤,拍桌子争得不可开交,但吵归吵,到了战场上,他们依旧是最默契的搭档,黄克诚讲大局、善于用人,张爱萍注重原则、执行果断,两人一张一弛锤炼出更强的战斗力,在无数次硬仗恶仗中,他们并肩冲锋,把军队带出了困境,直到解放战争才因任务分配而各自奔赴不同战场。

多年风雨同舟,让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也正因为如此,在黄克诚生命的最后阶段,能真正劝动他的是这位老战友,正是张爱萍的劝说,让黄克诚放下执拗,延续了将近一年的生命。

来源:小乐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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