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渊与东突厥间的君臣和亲关系可能并未持续多长时间，便调整为兄弟和亲关系。武德五年（６２２）郑元璹曾对颉利可汗说：“大唐初有天下，即与可汗结为兄弟。”

文：沧海一书客

李渊与东突厥间的君臣和亲关系可能并未持续多长时间，便调整为兄弟和亲关系。武德五年（６２２）郑元璹曾对颉利可汗说：“大唐初有天下，即与可汗结为兄弟。”

这说明李渊占领长安后不久，就调整了与东突厥的和亲关系，由先前君臣和亲关系调整为兄弟和亲关系。

双方这种兄弟和亲关系虽常遭到东突厥破坏，但唐朝方面总是不遗余力进行恢复，故双方这种兄弟和亲关系还是断断续续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巴费尔德在其《危险的边疆》一书中，说唐太宗与颉利可汗便桥刑白马会盟和亲即是结为兄弟。

后来，随着唐与东突厥实力对比关系的逆转，东突厥主动向唐朝称臣，《资治通鉴》贞观三年（６２９）八月丙子条记载：突厥颉利可汗“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

当时唐朝并未接受东突厥政治联姻请求。这是唐与东突厥兄弟和亲关系最后终结时期，双方和亲关系再次调整，由兄弟和亲调整为君臣和亲。

对于唐与东突厥和亲类型的变迁过程，拙文《由君臣到兄弟：唐与东突厥和亲新论》已有梳理，故不再赘述。

在中国古代，亲属关系划分十分细致，种类繁多，如父子、兄弟等，不仅如此，而且很多原本并无血缘关系的社会关系，也可通过某种途径亲属化，如君臣、师生等关系固定亲属化为父子。

因此，中国古代实现和亲的途径有很多，如汉与匈奴约为兄弟和亲、武则天与突厥约为母子和亲、唐玄宗与突厥约为父子和亲、宋高宗与金约为君臣和亲等。

对此，拙文《中国古代“和亲”类型新论》《中国古代“和亲”类型及相关问题新论》已有详细论述。

从上述唐与东突厥和亲类型的这种由君臣到兄弟，再到君臣的复杂变化具体过程来看，李渊和亲东突厥战略本身应包含有政治关系亲属化的内容。这与笔者对和亲政策内涵与实质的重新界定完全吻合。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李渊父子和亲东突厥战略之所以能够一再成功实施，除了艰难的外交谈判之外，还与李渊父子一直坚持对东突厥所采取“贿以金帛”的金钱收买政策有关。

从文献记载来看，唐朝每次实施和亲东突厥战略时都会给东突厥送大量财物。如李渊第一次向东突厥请求和亲时，不仅派刘文静持“厚礼”前往东突厥，而且还承诺“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

又武德四年（６２１）四、五月间唐高祖派李瑰“赍布帛数万段与（东突厥）结和亲”。

又武德九年，唐太宗对东突厥使者说：“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

类似记载还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可见，在唐与东突厥长期和亲过程中，双方始终都确立有亲属或亲属化关系，先是君臣关系，后来调整为兄弟关系，再后来又调整为君臣关系，这完全符合和亲政策的概念。

不仅如此，伴随和亲，唐朝还馈赠大量财物给东突厥，这与汉、匈“约为兄弟以和亲”的同时“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的情况完全一致。显然，李渊和亲东突厥战略的内涵与中国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完全一致。

如上所言，李渊在河东北部地区任职期间，曾多次率军与东突厥交战，并取得辉煌战绩，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与过人胆识。

显然，李渊首先是以武将的身份与东突厥发生关系的。既然如此，那么李渊为何会提出和亲东突厥战略？

首先，和亲东突厥战略的提出与当时东亚国际政治环境有关。如上所论，隋末东亚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隋帝国内部爆发了一系列的反叛与分裂活动，逐渐形成群雄割据局面，隋帝国行将分崩离析。

同时，东突厥实力不断恢复和发展，与隋实力对比关系逐渐逆转，取代隋帝国成为东亚霸主。

在此国际政治格局中，隋帝国境内的割据势力，尤其是北方地区割据势力因担心遭到帝国的镇压与东突厥的蚕食，纷纷制定与实施“北连突厥”战略，积极争取东突厥的政治认可及进一步的扶持与支援。

如刘武周起兵后大概十来天，即遭到周边拥隋势力的围剿。刘武周正是通过实施“北连突厥”获得了东突厥政治认可，并在东突厥兵马的支援下击败隋朝平叛军队，巩固了马邑割据政权。

不仅如此，他还在东突厥兵马支援下，在短短一两个月时间占领了除太原之外的几乎所有河东北部地区，扩大了地盘。

另外，东突厥也希望进一步削弱与瓦解隋帝国的实力，故它在不断直接武力侵扰隋帝国的同时，还制定了类似于中原王朝“离强合弱”的战略，通过不断扶植隋帝国境内分裂与反叛势力，从而达到分裂与削弱、瓦解隋帝国的目的。

显然，在此背景下，隋帝国境内割据政权，尤其是北部边疆地区的割据政权与东突厥汗国联合，符合双方利益，是在当时特殊国际政治背景下做出的最佳战略抉择。

李渊是当时关陇集团核心成员之一，在隋末政局中具有极强政治影响力与号召力。现在他欲以太原为基地反隋，必然成为东突厥极力拉拢与扶持的对象。

从李渊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东突厥的政治认可与扶持，太原起兵及太原临时政权的建设都可能很难顺利进行，更不要说南下争夺天下。故在此情况下，李渊提出和亲东突厥战略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其次，和亲东突厥战略的提出是李渊卓越的政治智慧与素养的体现。传世文献大多将李渊描述成胸无大志的懦夫。

实际上李渊不仅不是懦夫，而且还是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李渊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就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非常高超的战略规划。

如尊隋战略，他没有像当时其他各反隋势力的领袖一样，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反隋主张，称王称帝，而是首先提出尊隋主张，先是主张“远迎主上”，后来又提出“立代王为帝”的替代方案。

占领关中后，李渊确实拥立过代王一段时间。李渊的这一主张，与李密“弑后主执代王”以及其他各割据者纷纷称王称帝明然不同。

又李渊在起兵之前就已制定了西定关中战略。李渊在给始毕可汗写信请求和亲时就说得很清楚。

他先是说要“远迎”隋炀帝，后又说“废皇帝而立代王”，这都说明李渊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建立以太原为中心的地方割据政权，而是要“中兴”隋朝。

当然，这只是政治口号。从这一政治口号来看，李渊首要目的当在于占领关中，控制长安。

长安是秦汉以来主要政治中心，而且也是隋朝的都城，控制长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李渊制定的这些战略，历史证明是十分正确的，为李渊反隋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反映出李渊本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素养。同样，在当时异常复杂的东亚国际政治环境中，制定和亲东突厥战略，同样也是李渊政治智慧与素养的体现。

这一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不仅巧妙地化解了来自东突厥与刘武周的压力，为太原起兵以及太原临时政权的建设创造了有利环境，而且还争取到了东突厥兵马支持，增强了实现攻占关中战略的信心和实力。

不仅如此，和亲东突厥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还使李渊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成功避免了直接称臣于东突厥的不利局面。

再次，吸取隋炀帝“绝和亲”外交政策的失败教训。隋文帝册封突利为启民可汗，启民可汗向隋文帝称臣，双方建立君臣之国的关系。

另外，隋文帝还通过册封东突厥可汗可贺敦为公主及直接嫁亲王女给东突厥可汗等方式与东突厥缔结政治联姻关系。

显然，文帝时隋与东突厥是君臣和亲与政治联姻和亲相混合的和亲。炀帝继位之初，双方维持了这种和亲关系。但随着东突厥势力的不断恢复与发展，炀帝试图分化与瓦解东突厥汗国，破坏了双方的和亲关系。

从李密的分析来看，隋炀帝破坏与放弃和亲东突厥的政策，是隋末困局的重要原因和表现。当时很多有识之士，都已认识到要想破解这种困局，就须妥善解决与东突厥的关系。

当时各割据政权，尤其是北方各割据政权制定与实施“北连突厥”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吸取与借鉴隋炀帝“和亲绝于突厥”这一失败民族与外交政策的失败教训。

李渊虽一度遭到隋炀帝的猜忌，但其在朝廷上的地位却并不低，且还多次在北部边疆地区任职。故他不仅见证了隋炀帝绝和亲民族与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且实际上还充当了隋炀帝民族与外交政策的执行者。

故他对这一政策的消极影响定然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故他在准备起兵过程中，必然会重新审视隋炀帝的民族与外交政策，吸取“和亲绝于突厥”民族与外交政策的失败教训。

最后，传统和亲政策的影响。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过程中，政治组织与血缘关系高度融合，家国一体，故中国古代政治与外交始终具有极强的亲缘性质。

这种亲缘性主要表现为将家庭或家族管理原则运用于国家与天下的治理，将君臣、官民、族际、国际等关系亲缘化为兄弟、父子、叔侄、伯侄、翁婿、甥舅等关系。

通过这种亲缘化途径，将政治、族际以及国际关系赋予了极强的亲缘色彩。正是在此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民族与外交关系中，和亲就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外交原则。

班固对汉代人们对如何处理汉匈关系的意见与看法有过很到位的总结。李渊祖父李虎是西魏重要的军事贵族，八大柱国之一，被封为唐国公，父亲李昞以及李渊本人均袭爵唐国公。

故李氏家族在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的社会地位一直都较高。另外，西魏、北周以及隋朝都比较重视传统文化，故李氏家族成员在保持较高军事素质的同时，也必然注重文化修养的提高。

李渊出生于公元５６６年，隋朝建立时才十五岁。显然，由于年龄问题，他应该没有参与或者极少参与北周以及隋初的各种战争，因此，他有充分的时间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他对古代历史应该比较熟悉。

这可从他后来在制定和亲东突厥战略时对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关系的总体分析中得到印证。他说：“匈奴为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汉魏，历代所不能攘，相为勍敌者也。”

上文已说过，和亲是中国古代传统民族与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李渊应该对古代和亲政策比较了解，所以他在面对东突厥不断南下侵扰的残酷现实时，表现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胸怀和智慧，提出明确的和亲东突厥战略。

来源：孝艺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