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贞观四年（630）则是李渊父子关系的转机，以太宗平定东突厥为契机，高祖置酒凌烟阁为标志，预示着李渊父子从政治对手向家人常礼的逐渐回归。
文：沧海一书客
唐高祖与唐太宗的政治博弈并未随着玄武门之变的结束而骤止，而是在高祖内禅后仍持续发展。
贞观三年（629）为玄武门事变以来李渊父子持续博弈的转折，并随着高祖徙居大安宫而谢幕。
贞观四年（630）则是李渊父子关系的转机，以太宗平定东突厥为契机，高祖置酒凌烟阁为标志，预示着李渊父子从政治对手向家人常礼的逐渐回归。
李渊父子之亲情及权力博弈几经波折，呈现出阶段性与妥协性的特征，在双方的反复权衡中趋于稳定，最终能维系明面上的家人常礼。
武后晚年亟欲构建“李武共存”的政治秩序。保证嗣君为李姓，最终回归至李氏为天子的政治传统是唐臣对武氏认同的界限所在。
迁移宫殿作为唐前期内禅帝王远离政治中心的标志性事件，象征着内禅帝王权力的式微乃至沦丧。
以权力与权威两个维度考察唐前期太上皇的政治影响及权力状况，大致可将之分为无权型、阶段性权力型、权威型三种类型。
太上皇活动的频次、层级是权威型与其他两种类型的鲜明差别，继任君主是否有皇位正统顾虑则是权威型太上皇与非权威型内禅帝王的另一区别。
唐高祖、唐太宗开启的内禅先河对唐后世帝王多少会带来一些示范效应，这种潜在的祖宗影响是思考唐前期内禅频繁可以关注的一个因素。
唐前期的四次内禅大抵皆可视为政治博弈与妥协的产物，高祖之内禅是唐初李渊父子四人特殊政治格局下的产物。武后与睿宗的内禅皆与武周以来唐中央政治格局的变化及持续动荡密切相关。
玄宗内禅则是其极端压制太子与安史之乱爆发两大内外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唐前期的内禅确为一突出的政治现象，宫廷政变与太上皇的权力状态是两大显著特征。
安史之乱后，唐顺宗与唐昭宗亦曾为太上皇，顺宗因“疾恙无瘳”传位太子，退位后几无相关活动的记载，且不久后便去世。
昭宗因宦官囚禁曾短暂地被尊为太上皇，但仅一月有余昭宗便正位，宦官所拥立为帝的太子李裕此后并未承继唐室皇位，严格意义而言，这甚至并不能视为“内禅”。
欲对唐顺宗、唐昭宗为太上皇阶段的活动与权力状况作出考察已无必要与可能。
此外，顺宗、昭宗的“内禅”与宦官、藩镇两大势力有密切的关联，尤其是顺宗的内禅与皇位继承、宦官及朝臣的争斗多有联系，甚至顺宗之死学界也一直聚讼纷纭。
若对这两次内禅之际的政治事件进行探析则必对宦官、藩镇问题有所考察，如此，本文的内容就过于宏大、复杂，最重要的是，这已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范围。
故本文考察的内容自高祖内禅始而止于玄宗去世，年代已至肃宗朝末期。本文所指的“唐前期”与学界一般所言安史之乱以前的界定略有不同，还涵盖了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唐肃宗一朝，共计六年。
仅以时间年限而言，这与学界一般所认为的“唐前期”的时间界定无太大出入。
唐代前期的政治史素为学界关注，且名家辈出，相关学术成果丰硕，水准颇高。
相对来说，学界对于唐代内禅或太上皇专门、深入的研究则不多见，这也给本文有一定的发挥空间。
本文以唐前期内禅之际的政治事件与太上皇权力为两大主线，采用问题为导向的回顾方式，选择与文章内容关联较大，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章进行回顾。
而对于一些细微或难以涵盖的问题，则会在正文的具体论述中加以征引与说明。笔者学智浅陋，目力所见，难免有遗落之虞，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李渊、李建成与李世民父子的建国功业、储位之争及玄武门之变的过程是唐初政治史的主要关切所在。
相对而言，学界对玄武门事变后武德、贞观之际的唐廷政局变化则讨论的较少。有关武德、贞观之际唐中央政局研究的文章数量虽不是很多，但水准极高。
关于李渊与李世民父子的关系，素来也是学界在探讨李唐创业建国与玄武门之变背景时的重要议题，本文则关注高祖内禅后与太宗的父子关系。
李树桐在对玄武门之变及其政治影响进行考察时认为，玄武门事变前高祖顾念父子感情与秦王功业而无法对其从严处置。
因高祖阻止太子夺嫡，太宗取得政权后便对其进行了消极报复，高祖与太宗至贞观八年恢复了正常关系，在此之前父子感情是极不融洽的。
雷艳红则认为玄武门之变后，高祖与太宗关系一直比较僵。李永从唐初政治斗争与宫城布局的角度探析唐大明宫新建原因时认为，“太上皇在政治舞台上的依然活跃,迫使太宗不得不考虑将太上皇迁居至距离太极宫更远的宫殿。”
营建大明宫是出于排挤打压太上皇（高祖）之目的。总体而言，学界多认为高祖内禅后与太宗的关系始终维持着不谐的状态，而注意到高祖父子关系有转变的李树桐先生也认为，在贞观八年之前李渊父子关系的是极为不和的。
但若摒弃先入为主的线性思维，透过对贞观年间高祖活动事件的整体考察，有望对高祖与太宗维系明面上的父子关系做出更为全面、动态的认识。
此外，孙英刚在对唐前期宫廷革命研究时指出，唐前期的皇位传承与政治斗争呈现出“一君两储三方”的政治格局，“一‘君’是指握有实权的皇帝或太上皇（如先天年间的睿宗）。
两‘储’是指政治集团间分化组合最大的两个集团，各自拥护一个皇位继承人选；三‘方’指两大政治集团与握有实权的君主构成三方力量。”
孙先生的这一概念为理解唐前期高层的政治斗争与诸位传承提供了颇为精准、有效的分析模式，与本文所涉唐高层政治博弈与太上皇问题亦较为密切。
武周晚期政治史的探析，素为学界所关注，并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陈寅恪运用其擅长的政治集团概念，将唐前期的政治斗争置于社会、文化的宏大变迁中考察。
其著名的“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说认为，唐前期之最高统治集团自高宗初年至玄宗末世。
黄永年的“李武政权”说认为，从武后革唐建周至太平公主覆灭期间唐中央政局动荡，主要是因为“当时建立过一个要以李氏居虚名、以武氏掌实权的畸形政权”。
黄先生还将之与“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说的异同进行了说明。唐华全则认为武则天虽有将李武两家融为一体的政治意图，但并没有真正转变成为历史事实而出现一“牢固集团”或“李武政权”。
唐先生的看法与笔者较为接近，此点笔者也将在本文的具体论述中加以体现与阐明。
唐先生还认为神龙政变的主要性质是内外朝之间的权力之争，而非反武拥唐。
胡戟对武则天的酷吏政治与神龙政变考察时指出，滥刑使武则天失去了广大官吏支持的同时也消耗了其自身很大一部分力量。
以至于武则天始终未能组织起一支稳定而强大的政治亲信队伍。胡先生认为武则天晚年是非常孤立的，使其不得不求助于二张。
前辈学者对武周政治的不同认识皆为此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与“李武政权”学说更是颇为经典的研究范式，深刻地影响着此后唐前期政治史的研究进展。
但与此同时，范式又可能会遮蔽或固化了对某些事件的认识，对此，本文会在一些细微的政治事件上予以慎重认识。
相较于武周朝在学界的耀眼地位，对唐睿宗及其时代的研究则稍显平淡，当然这也与睿宗朝现留存史料的丰富程度有关。
对于睿宗朝政局，李锦绣有持续地关注，其《试论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一文对睿宗即位、太子李隆基监国、即位、睿宗逊位等史事有较为全面地考察。
关于睿宗朝太平公主与玄宗的政治斗争，唐华全认为玄宗与太平公主的斗争实际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双方严重的政治分歧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走向对立的主要原因。
唐先生仅以改革与否来代替背后复杂的政治关系与权力斗争的动态变化，难免会有遮蔽、简化史实的不足。
李锦绣注意到睿宗景云二年“以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史”这一敕令的特殊。
由此与景云二年睿宗将太平公主放置蒲州相联系，认为太平公主“通过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史制，控制了京师及关内朔方的食盐”，在与李隆基的政治斗争中赢得了主动。
唐雯的两篇专题文章对睿宗朝景云、先天年间的政争有颇为细致、深入地探讨，在对唐玄宗先天政变书写问题进行考察时，唐雯以《郭元振行状》为切入点，结合正史记载。
揭示了先天政变中玄宗与睿宗激烈争斗的实况，以及唐国史所塑造的睿宗谦退形象。
在另一文中，唐雯以新出土的《葛福顺墓志》为线索，揭示了景云、先天年间唐睿宗、太平公主与玄宗对禁军争夺的激烈、复杂过程，认为睿宗任用出身文官系统的禁军将领无法渗透到禁军的基层队伍中。
“而葛福顺的回归最终使军中的亲玄宗势力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从而使玄宗能在政变中迅速控制禁军并为其所用”。
近年来，周其力对唐睿宗政治势力的人员构成、发展、解体过程进行了考察，注意到景云年间，唐睿宗阵营的部分朝臣（如姚崇、张说等）逐渐转变为太子阵营。
以往对睿宗、玄宗朝史事的研究更多地是将张说等人自始至终都视为玄宗的铁杆势力，周其力的这一研究对于突破以官员某一阶段的政治倾向代替其一生政治立场的认知多有裨益。
唐睿宗处于武后、太平公主、李隆基等政治强人的时代，其帝王光环在一定程度上被太平公主、李隆基所遮盖，睿宗往往是以恬淡、谦退的形象作为“配角帝王”存在。
关于睿宗本人及其形象的考察，台湾陈雅君的硕士学位论文《唐睿宗历史形象的虚实探讨》认为唐玄宗为了掩饰其政变夺权的行为。
凭借着官方撰修史书的立场，刻意塑造了谦退软弱的睿宗形象，陈文还注意了唐宋明清士人对唐睿宗历史形象的评价。
总体上，学界对于睿宗朝政治史的探研无论是从论文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还有进一步丰富、拓展的空间。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唐代内禅与太上皇的关注较少，而对于唐代太上皇退位后政治生活考察的文章更是稀少。
台湾为数不多的两篇以唐代太上皇为主题的文章或侧重于普及讲述，或关注于太上皇退位之前的史事叙述，皆未有深入的分析。
大陆以唐前期太上皇活动空间为主题的一篇研究文章，具有很好的创新意识，但文章的深刻性仍有不足，亦未对太上皇的权力问题进行探讨。
关注太上皇与皇帝共存格局下的关键人物和转折性事件，对唐前期内禅之际政治事件进行细微的考察，探析唐代太上皇权力的动态变化，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唐代内禅与太上皇的研究仍有较大的不足，值得深入、全面地探析，有关唐代内禅史事、太上皇权力的关注也颇有可资发覆的空间。
来源：孝艺有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