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汉末到东汉初，谶纬之说盛行，这种预测占卜式的言论也被视为谣言。光武帝刘秀“以图谶兴”，登基称帝之后，刘秀更加重视谶言、流言、谣言。有的学者认为刘秀是真心喜好谶纬之学，《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到 ：“光武尤信谶书，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

文：沧海一书客

谣言因为公众舆论这一重要功能，常常被人们作为舆论战中的工具。

在东汉，统治者们也时常利用谣言来为自己博取政治利益，最为代表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

在起兵之后，刘秀利用起了谣言为自己打击政敌，营造舆论，借助“赤伏符”的谶言来制造自己是合法即位的天命舆论，顺利登基称帝。

作为开国皇帝的刘秀如此重视谣言，使得东汉谣言产生的社会原因与其他朝代产生了一个较大的不同，也是东汉谣言的产生原因的特殊之处，即是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尽管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重视社会谣言，把谣言视为社会民情的反映，但刘秀不仅依靠谣言为自己起兵，登基塑造舆论，同时也是在统一全国之后，以谶言来决事，任官。

西汉末到东汉初，谶纬之说盛行，这种预测占卜式的言论也被视为谣言。光武帝刘秀“以图谶兴”，登基称帝之后，刘秀更加重视谶言、流言、谣言。有的学者认为刘秀是真心喜好谶纬之学，《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到 ：“光武尤信谶书，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

无论真心与否，刘秀出于政治目的，也必须重视谶纬。因为刘秀依靠谶言成就帝业，轻视谶言，其帝位合法性就缺乏理论的支撑，不认谶是自掘根基的行为。

两汉之际兴起的图谶与符命之说，经过王莽的造作，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中已经形成了普遍的共识，人们认为合乎图谶之人就是天命之人，刘秀也不能脱离当时社会大众的共识，只能依靠图谶来为自己造势。

刘秀用谶的目的是为了符合自己的政治利益，消除敌人利用图谶制造谣言来威胁自己的政权合法性。除了在天命舆论上利用谶纬，刘秀也曾在官员任免上利用谶纬，根据“赤伏符”，任用王梁为大司空，孙咸为大司马等，对桓谭、范升、尹敏等人反对信谶的官员，刘秀将他们贬官。

后汉书记载桓谭认为谶言多出自《河图》《洛书》，这些书籍都是后人造作的，并不是孔子的原创，后人把这些虚妄的言论当作真理来对待是误了大事。

刘秀听说了之后大怒，这等于是在思想层面动摇东汉皇权的合法性，最终桓谭不得不叩头谢罪以免一死，但也免不了贬黜的下场。

谶纬作为刘秀立国最重要的理论支撑，刘秀不允许别人质疑图谶之学的重要地位，东汉皇帝不允许人们私下制造和传播谶纬，是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

王莽代汉事件对刘秀来说，谶纬思想下所产生的谣言会带来巨大舆论作用和隐藏危害性，为了彻底消除图谶给自己政权带来的威胁，刘秀多次召集学士对图谶进行校定，修订官方图谶。

建武初年（25 年），薛汉“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建武二年（26 年），尹敏 “校图谶”。历经三十年，在中元元年（56 年），“宣布图谶于天下”。

刘秀花三十年的时间校定天下的图谶来规范图谶之学，目的在于制定一套符合东汉王朝政治需求的谶纬体系，此外，也是因为西汉末不同政治群体为了舆论造势，获取政治地位。

儒生们为了迎合当权者以得到一定的政治利益，越来越多的儒生参与到谶纬的造作中去，在两汉之际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刘秀修谶实际上是以政治控制学术，掌握官员的升迁，进而控制儒生群体，将儒生们固定在皇权标准之下，同时也达到控制了谶言这类谣言的产生和解释的目的。

这些图谶一方面神化了东汉皇权，一方面删除禁止了不利于刘秀王朝的图谶，稳固了刘秀的统治。

刘秀对两汉之际谶言的强大力量既利用又畏惧，光武帝刘秀“以图谶兴”，登基称帝之后，刘秀更加重视谶言、流言、谣言，一方面是自己长期以来观察社会民情的经验总结，收集观察公众舆论来更好地合理施政，一方面也是由于自西汉末年以来，儒生群体为了迎合统治者，大肆营造的谶纬神学已经形成了一股的强大的舆论力量，让统治者不得不重视。

因此相比于其他朝代，东汉谣言产生的原因与统治者本人强烈的政治需求有极大的关系。

政治危机与社会动乱

在社会面临未知的灾异现象和战争动乱时，人们需要寻求一种合理性的解释来释放自己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心理，但往往社会在处于危机时，真相却又受制于古代本身信息的传播方式和速度的限制，或者是危机变故带来的冲击导致正常的信息传播渠道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是在某些社会政治势力压制之下，正常的信息传播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导致信息出现不对称状态，也就形成了谣言——这种非常态的信息传播方式大行其道。

谣言的内容无法证实，但它确实为人们无法理解的事情提供了一种解释，缓解了人们内心的压力，如《后汉书》中记载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人们无法理解朝廷对外穷兵黩武的用意，长期的战争带给人民的沉重灾难，这则谣言实际上就起到了缓解人们内心不安的情绪。

社会动荡不安一方面会激化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另一方面还会导致社会控制能力的削弱，社会控制可分为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种，也就是整个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和个人自身的自我控制。

任何时期的社会谣言其产生都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东汉时期谣言的产生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无论是新莽末期到东汉之初天下群雄纷争，以及中期少主即位外戚当权导致统治昏暗、东汉末桓灵时期的战乱灾祸和暴政都是导致谣言四起的温床。

在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来讽刺董卓，如《后汉书·五行志》中关于桓帝时期的谣言，如：“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闲。河闲嚯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

讽刺桓帝时期统治昏暗，战乱频繁，百姓苦不堪言，而官方社会控制的能力减弱，无法安抚人们的思想，当人们处于会社会动荡局面下，生命和安全受到威胁时，迫切想要回到安定的统治。

在东汉末年，同样的情况再次上演，中央政治黑暗，地方官吏压迫，阶级矛盾尖锐，人们面对这种残酷的压迫，内心需要一种合理性的解释来释放压力，因而黄巾起义的口号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这则谣言在社会中流传速度和影响力非常巨大，它喊出了百姓的心声，《后汉书》记载黄巾起义在爆发初期便“旬日之间，天下向应，京师震动”。这些事例可以从中看出，古代的谣言事件很多情况都与衰乱弊世的社会危机息息相关。

在社会危机的影响下，这两种控制都会受到不同层次的打击，在社会秩序混乱，缺乏有效的控制情况下，人们的认知体系在面临他们无法承受或者解释的事情时会失调，导致自控能力和判断能力随之下降，意识处于一种摇摆不稳定的状态。

尤其是在天人感应和谶纬盛行的东汉，人们更愿意认为是上天的意志导致了战乱和灾害事件的降临，为了迎合内心的心理满足，也就更加容易成为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尽管谣言的真假在学者们看来并非研究的重点，但谣言的产生却并非凭空产生，相比于举谣言下称颂官员的谣言，当社会产生危机，社会动乱不安时，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

格外地感到焦虑和恐惧，需要寻找一个窗口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也会给谣言的产生以可乘之机，而此时人们处于生死安危的边缘，理性早已不复存在，也就更加容易被谣言的内容所蛊惑。

在两汉时期，乡里盛行风谣，乡里民众往往以歌谣的形式对周围的人物或事件加以褒贬，以表达自己的爱憎和意愿。当然这种歌谣也并非都出自底层民众之口，两汉的儒家群体和知识精英分子也有自创歌谣相互标榜、张扬舆论的风气。

在东汉之初，刘秀为了更好地掌握地方上的谣言，以此来监察地方舆情，在巡行使和诸郡年度上记制度之外，开辟了“举谣言”的制度，该制度是通过中央派遣官员到地方上收集民间歌谣，收集整理上后再上报中央。

其具体过程为主持考绩州郡长吏的三公府僚属，每年到地方上收集社会歌谣，并且对谣言加以整理归纳，整理分类出各地民众对其长吏的评价以及民众的忧虑抱怨等类型的谣言，再由三公召集僚属进行集议，写成报告，经尚书台审核上交皇帝，皇帝再以此为依据对地方官吏进行奖惩，对民间谣言进行采取应对措施。

在刘秀创办举谣言，将谣言作官吏政绩的考核标准之后，一方面加强了对地方舆情的控制，一方面也促使地方官员合理施政，这个制度虽然促使了勤政爱民的官吏出现，使他们也得到了相应的歌谣来赞扬。

但长期执行之下，也出现了不少弊端，导致了虚假歌谣的出现，比如前文所提称颂郭贺的歌谣，吕宗力便认为这种歌谣不是平常百姓所能创作。但总体来说，“举谣言”制度的开创和发展也是东汉谣言产生的原因相较于其他朝代的独特之处。

结语

在社会学看来，谣言的产生原因往往伴随着社会危机而产生，而在中国古代，谣言还是民众抒发内心情绪的方式，有感而发，即兴歌唱，因此也代表着一定的民意，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谣言。

而东汉谣言的产生原因与政治息息相关，其核心因素在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不仅利用谣言为自己塑造了合法的天命舆论，为了维系这种合法性，进而强化了官方对于谣言的控制手段，这些手段又反过来促使了社会上谣言的诞生，这也是东汉谣言产生的原因在政治方面的独特之处。

来源：孝艺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