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玄武门事变作为唐初政治史的热门议题，素为学界所瞩目，但一直以来，学界的视角大多聚焦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政变前夕李世民与父兄的矛盾、玄武门事变的原因、性质、经过等层面。

文：沧海一书客

玄武门事变作为唐初政治史的热门议题，素为学界所瞩目，但一直以来，学界的视角大多聚焦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政变前夕李世民与父兄的矛盾、玄武门事变的原因、性质、经过等层面。

相对而言，对玄武门之变后唐高层的政治博弈与高祖内禅后的政治活动则关注较少。

仇鹿鸣注意到贞观元年（627）李孝常谋反与玄武门之变后唐廷中枢政局的关联。有关唐高祖退位后的活动情况学界关注很少，牛致功、李永、秦萌等学者对此有所关切。

牛致功较早关注了唐高祖内禅后的境遇情况，牛先生认为唐高祖内禅后便失去了一切权力，迁移弘义宫后，高祖甚至失去人身自由，高祖的太上皇生活是极为凄凉的。

李永善于关注宫城布局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尤其是以大明宫的兴建为切入点来对李渊父子的政治斗争加以诠释，颇有独到见解。

秦萌以唐前期太上皇的活动空间为主题，但关于唐高祖的论述较为简略，观点多与李先生相近。

值得注意的是高祖身边七位大臣的态度，萧瑀、陈叔达表态承认秦王政变的合法性，其他大臣的表态史书未有明确的说明，但通过史料的线索还是可以推断出来。

宇文士及作为秦府成员，亲随秦王参与了政变，高祖的手敕也是由他以天策府司马的身份进行宣示的，其当日在高祖身边应是“具体负责配合尉迟敬德逼诏的”，其态度当无疑问。

封伦一生行事有较明显的见风使舵特点，作为两面派，其“潜持两端，阴附建成也是在多年以后才被太宗发现，在当时的情况下不难想象他是站队秦王的。

窦诞与李世民年轻时便有交往，颇有老好人的特点，他虽在武德年间对太子建成有过帮助，但作为李渊女婿，李世民故友，窦诞支持李世民也是比较合理的。

颜师古因其才华，深受高祖信用，贞观年间，李世民亦非常倚重其才。师古父、弟皆为秦府之人，他也是有可能投秦王一票。七人之中唯有裴寂是高祖铁杆亲信，很可能六位近臣都站队秦王。

对于高祖这样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选择承认秦府兵变，在当时，无论是对于他本身还是其建立的唐帝国而言，都有着深熟的政治考量。

在认识玄武门之变高祖被动交权时，还应注意其背后的政治选择。实际上，高祖虽在玄武门事变时处境被动。

但他作为大唐创业之君的政治权威与基本影响依旧强劲，这从秦王府必须要依靠高祖的手敕并派裴矩至东宫才能平息二宫兵士的反抗即可明晰。

玄武门事变时，以高祖为核心的高层八人对秦王政变的承认既是时势所迫，也蕴含双方政治权衡的考虑。

对于唐廷重臣而言，在当时的境况下，承认秦王，维持稳定的政治现状是他们的主要考虑。

而高祖作为唐帝国事业的开创者，作为李世民三兄弟的父亲，有比官僚群体更深层维护新兴帝国发展与李唐朝局稳定的考量。在萧瑀、陈叔达二人进言后，高祖马上回应了秦王方面，下达《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伏诛大敕》。

这份诏令主旨有三，首先是对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以谋反的罪名进行政治定性，其次是对太子、齐王党羽进行宽赦，最后是确定唐王朝军国大事之权皆受秦王处分。

唐前期的四位内禅帝王皆是在被动形势下而被迫放弃权力，这种非自愿移交权力的方式也使得内禅帝王与继位新君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微妙。唐高祖、武后、睿宗、玄宗内禅后与新君相处的具体情况又各不相同。

相对而言，武后与中宗的相处较为平和，中宗即位两天后，便率百官诣上阳宫，并上武后尊号。

“帝率百官诣上阳宫问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中宗给予武后极为尊崇的地位，母子之间的相处也未发生大的波折与动荡。

睿宗主动传位玄宗后，父子之间的猜忌逐渐加深，在“三方”的政治格局中，睿宗也转向了对太平公主的支持。

先天元年十一月睿宗诰遣皇帝巡边，玄宗甚至还一度面临被废黜的危机，太平公主谋废玄宗，睿宗的态度竟犹豫不决。

先天政变中，睿宗闻变后的抵抗意志亦较为强烈，从睿宗一系列的政治态度可以看出先天年间，睿宗与玄宗的父子关系是极为紧张、微妙的。

政变后，史书现存的片段仅有玄宗朝见睿宗的一次记载，关于睿宗的活动也基本阙载，正史对太上皇睿宗活动或名讳的书写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睿宗政治权力与影响的消散。

高祖、玄宗内禅后的情况则更为复杂。肃宗灵武自立后，唐廷形成了玄宗、肃宗“二君”格局下的政治秩序，玄、肃二帝展开激烈的权力之争。

玄宗返回长安后，在与肃宗的政治妥协中仍有尊崇的政治地位，这从肃宗对其恭敬的日常礼节与朝见亦可体现。

这一阶段玄宗与肃宗父子尚能维系着表面平稳、正常的关系。上元元年，长庆楼事件后玄宗被逼迁西内，玄宗父子的关系出现重大裂痕。

玄、肃父子二人的冲突持续至最终，但即便在此情况下，肃宗仍有几次对玄宗的朝见活动，可视为肃宗对帝王传统孝德义务的履行及对玄宗的愧疚之情。

相较于武后、睿宗与晚年的玄宗，高祖退位后的活动最为频繁，史料也更为丰富。高祖与太宗父子的关系则是四次内禅中最为复杂、曲折的，武德九年。

高祖内禅后，高祖与太宗双方的政治斗争仍持续升温，高祖甚至以不移交太极殿的形式予太宗回击，直至贞观三年，在双方的政治妥协中高祖方才迁移太极宫。这一阶段高祖父子关系是极为僵硬的。

贞观四年，以太宗平定东突厥为契机，高祖置酒凌烟阁为标志，高祖父子的关系开始有了转机，也预示着他们从政治对手向家人之礼的逐渐回归。

此后一直至贞观九年高祖驾崩，高祖父子的明面关系逐渐回暖。高祖父子的关系深受政治博弈的影响，并随着政治形式的变化而改变。

随着太宗内政外交的日益成功，高祖承认其政治地位并予称赞，太宗对高祖的表面侍奉亦日显孝敬。

高祖与太宗权力纠葛的缓和以及太宗对其皇位合法性与政治形象的努力维系，使得双方尚能维持表面上的家人常礼。

值得留意的是，高祖及重回长安的玄宗与继任君主之间的相处状态。太宗以政变的方式逼退高祖，肃宗因安史之乱爆发借机自立。

一方面，高祖与太宗，玄宗与肃宗皆有持续的政治博弈，两对父子之间的关系颇有冲突。

但另一方面，太宗对高祖，肃宗对玄宗又皆表现出醒目的孝养、尊崇之意，太宗、肃宗与太上皇的关系尚能维系。

不论太宗与高祖，肃宗与玄宗实际的关系到底如何，但至少在外界所能看到的场景中尚不至有冲突。

太宗、肃宗极力维系与太上皇明面上的关系，既有高祖、玄宗本身具有的政治影响力的因素。

还有太宗、肃宗为巩固权力合法性的需要而不愿与太上皇拉开距离，太上皇当然乐意继续保持着一定的活动权力。这两大原因使得高祖与太宗，玄宗与肃宗之间能继续维系着明面上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部分太上皇在禅位后即失去权力，唐前期的四次内禅，除武后外，唐高祖、睿宗、玄宗三位太上皇在内禅后的一段时间内依然保留着相当的政治权力，甚至高祖、玄宗作为太上皇的影响是较为持久的。

唐前期四位内禅帝王的权力留存的实际情况各有不同，在对太上皇权力进行考察时需要具体、细致地加以分析，并应有所区别。

仇鹿鸣在考察中晚唐历史演进线索时敏锐地指出，需将“皇权”这一概念分解为“权力”与“权威”两个不同的层面。

若对唐前期太上皇的权力做一整体阐发，便可以仇先生的这一思考路径将太上皇的政治权力分为权力与权威两个层面。

如此，更能准确地认识本文所关注的四位帝王内禅后的权力或影响力问题，也有助于揭示四位内禅帝王权力的共性与差异。

仅言权力强调的是帝王的政治权位与势力，不在其位便不谋其政，武后与唐睿宗的情况皆为此（睿宗实际的交权与退位是在先天政变中）。

太上皇的权威则由威望、影响力+正统或合法性构成，这两方面的内涵皆为权威型太上皇本身所具备的政治资源。

正统性则为权威型太上皇与继任君主相处极为关键的政治资本，唐太宗、唐肃宗的继位事实上又都缺乏旧任皇帝主动、直接授予的正统权力。

太宗、肃宗虽为皇帝，但在侍奉太上皇的表现行动上都颇显积极、孝敬，一方面是上文提及的高祖、玄宗所拥有的政治权威迫使，另一方面也有继任君王的主动表示。

太宗、肃宗为争取太上皇明面的支持及皇位合法性的授予，也须有意与太上皇维系着明面上的父子之情、家人常礼。

若能与太上皇维系明面上的父子关系，就表示继任之君的权力来源得到了太上皇的认同。

太宗与高祖共同出席的系列政治、军事活动，玄宗迁居西内之前肃宗对其尊崇的表现都蕴涵太宗、肃宗对皇位合法性乃至自我政治形象、历史定位的努力。继续维系与太上皇的明面关系。

公开保持与太上皇的“亲密”距离都是太宗、肃宗彰显其权力正统的必要方式。

唐中宗与唐玄宗虽以政变方式分别逼退了武后、睿宗，但却没有太宗、肃宗般皇位合法性的顾虑。

中宗在李唐皇族与朝臣的支持下复兴唐室，一度曾被视为中兴之主，中宗承继皇位自有先天的正统性。

玄宗以皇帝的身份得到相当部分重臣的支持而诛杀太平公主，迫使睿宗放权，且面对无权的睿宗，玄宗也可掌控王朝的话语与历史书写的权力，玄宗亦无过多皇位合法性的焦虑。

中宗、玄宗分别面对着无权的武后、睿宗，他们只需应对传统帝王孝德的要求，对太上皇保持日常的孝养之情即可，并不用如太宗、肃宗般必须苦心维系与太上皇明面的关系。

继任君主是否有皇位正统顾虑又是权威型太上皇与非权威型内禅帝王的另一区别。

唐前期内禅集中确为一突出的政治现象，以横向的视角整体比较唐王朝的历次内禅（包括唐顺宗内禅），内禅的情况各有不同，宫廷政变，安史之乱。

皇位承继与朝官的争斗，皇帝个人健康等诸多因素共同促成唐代的几次内禅，甚至也包涵些许偶然的成分。

若将视线延长，以纵向的视角将唐前期的内禅与十六国北朝至明清历次内禅进行比较，唐前期的内禅与宫廷政变直接关联，这大概是唐前期内禅中较为突出的一大政治现象。

而唐前期帝王的权力状况也颇有特点，唐高祖与唐玄宗在移交权力后皆能以较强的政治权威继续维系着一定的活动空间，唐睿宗内禅后曾短暂拥有权力但后续又因政变而完全交出权力，这三位太上皇的权力情况确又不同于历朝的内禅帝王。

来源：孝艺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