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些昔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军长、司令，如今褪去了军衔与戎装，围坐在简陋的木桌旁用粗糙的茶缸喝着热茶。

参考资料：韩浚先生九十六载波澜人生——湖北文史、韩浚：从黄埔一期生到中将军长——湖北文史、毛泽东秋收起义的军事搭档卢德铭——文史春秋、

1959年深秋，功德林监狱，劳作了一天的战犯们结束了劳动与思想学习，回到宿舍区的活动室。

能走进这间活动室的，绝非寻常人物。

杜聿明，前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曾指挥数十万大军与解放军决战淮海。

王耀武，抗日名将，曾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在济南战役中被俘。

宋希濂，黄埔一期生，手握“鹰犬将军”之名，曾任国民党军第十四兵团司令……

这些昔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军长、司令，如今褪去了军衔与戎装，围坐在简陋的木桌旁用粗糙的茶缸喝着热茶。

话题自然离不开近期最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央即将特赦第一批战犯的通知，已悄悄在管理所内传开。

杜聿明捏着温热的茶杯，指节因激动微微发白，他声音略带沙哑却难掩喜悦：“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重见天日，党和政府的宽宏大量，我杜聿明此生难忘。”

王耀武也频频点头，这位曾在万家岭战役中重创日军的将领，此刻眼神明亮：“出去后，我想回山东看看，那里的百姓……当年我对不住他们。”

就在众人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时，角落里突然传来一声重重的冷哼，打破了这份热闹。

“哼！好汉不提当年勇！”

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难以掩饰的愤懑与不甘。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前国民党军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正襟危坐，眉头紧锁。

韩浚平日里在管理所中并不算活跃，性格孤僻，极少参与集体讨论，此刻突然开口，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杜聿明放下茶杯，温和地看向他：“韩军长，大家不过是感慨过往，你何必动气？”

“动气？”

韩浚猛地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语气中带着几分自嘲与激动，“要不是当年我一时糊涂，选错了路，今日哪会跟你们这帮人坐在这里喝这种粗茶！”

他顿了顿，声音陡然提高，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想当年，我若是坚持走下去，即便当不上元帅，至少也是个开国大将！”

这话一出，活动室瞬间陷入死寂。

王耀武皱起眉头，低声劝道：“韩军长，这话可不能乱说，如今是新社会，莫要再提这些不着边际的话。”

宋希濂也摇了摇头，觉得韩浚是因迟迟未盼到特赦消息，心生不满才口出狂言。

没过多久，便有战犯悄悄找到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举报韩浚发表“反动言论”，称其“歪曲历史、狂妄自大”，希望能严肃查处，以正风气。

工作人员立刻将情况上报，层层递进，这个求证的过程一路向上，最终竟然惊动了毛泽东本人。

对于“韩浚”这个名字，毛泽东确实还有印象。

经过短暂思索，毛泽东证实道：“他说的是真的，没有撒谎，但是我没有见过他。”

就在大家以为韩浚必将面临严厉批评教育时，上级部门的电话却很快回了过来，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韩浚所言，并非狂言，查史料便知，确有依据。”

韩浚的人生轨迹远比众人想象中复杂。

他不仅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更是早期接触共产党、参与过秋收起义的“特殊人物”。

以他的资历与军事能力，若能坚持革命立场，新中国成立后在军队中获得高级军衔，并非没有可能。

这段尘封的历史被揭开后，功德林内的战犯们再提起韩浚，眼神中多了几分复杂。

有人感慨他“一步错，步步错”，有人惋惜他“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而韩浚本人，在经历了这场风波后，愈发沉默。

1893年，韩浚生于湖北黄冈傅家河下林湾。

这处依山傍水的村落，没能留住韩家昔日风光，曾祖父嗜鸦片、祖父虽为县级教谕，到他出生时，家产早已变卖，全家靠母亲操劳度日。

六岁时，母亲咬牙送他读私塾，韩浚记性惊人，却因家贫早早辍学务农。

14岁的他揣着求学梦，1908年考上黄州实验小学，受进步老师影响，心中埋下革命火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瞒着家人赴武昌投学生兵，虽错过招生，仍投身杂牌军，半年后才敢家书报平安。

1912年，韩浚遇祖父学生张凤曹，随其赴宜昌求学，当年便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191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还遵父母之命成婚。

1919年，他揣着两百多吊积蓄北上，先考军医学校失利，后入铁路管理学校，却因学制延长、学费上涨被迫辍学，辗转武汉、上海等地谋生。

眼见军阀混战，韩浚受同乡党员刘子通劝说，决心南下广州投革命。

1922年春，靠同学王子麟资助路费，他抵达广州，先入省财政厅，后转军政部程潜麾下。

1923年初，他又投粤军李济深，在肇庆督办署任职。正当他对前途迷茫时，同乡张难先、严重及邓演达等人，常与他畅谈革命理想，韩浚渐生归属感，打消了离开粤军的念头。

1924年，黄埔军校筹备招收第一期学员的消息传来，韩浚心中燃起新的火苗，他早听说这所军校是为革命培养骨干，一心想去报考，可手头事务繁杂，上司李济深起初并不同意。

没承想，不久后李济深便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务委员兼副校长，需常驻军校办公。趁李济深离开肇庆的空档，韩浚悄悄收拾行囊，直奔广州报名。

彼时的黄埔军校声名初起，仅广东一省报名者就达三千余人，录取名额却仅500人，韩浚心里满是忐忑。

初试分设三个考场，他被分到中山大学考场，刚走进考场，抬头便撞见监考官竟是李济深，两人四目相对，韩浚虽有些紧张，却还是硬着头皮完成了国文、英文、数学等多科考试。

几天后初录名单公布，一千多人中赫然有他的名字，到了复试放榜，韩浚紧张得不敢去看，还是朋友跑回来告诉他，他名列第71名，顺利被录取。

录取学员最初编成三个队，可因经费紧张，一百多名备取生未能正式入编。这些青年多是跋山涉水、冒着风险来投奔革命，韩浚与同学们都觉得不能让他们空手而归。

经协商，三个队各推一名代表面见孙中山先生请愿，韩浚当选为第三队代表，与第一队徐会之、第二队许继慎一同前往。

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孙中山，韩浚难掩激动，三人将备取生的困境和盘托出。

孙中山当即表态：“会想办法解决！你们要转告大家，黄埔的机会来之不易，既要学军事，更要懂政治，明白为何革命、怎样革命，才能打胜仗！”

带回这番嘱托后，同学们备受鼓舞。

几天后，备取生被正式编成第四队，还从军政部讲武堂划拨人员组成第六队，与一期学员同等待遇。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初期却因校长人选有过波折，军政部长程潜曾想兼任校长，因私招家乡学生过多遭蒋介石反对，最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军校效仿苏俄模式，设军训部与政治部，孙中山特别要求政治部由共产党人负责，可蒋介石却偏重军事训练，导致军政课程脱节。

在校期间，韩浚跟着同学们参与了平定商团叛乱、沙基大游行、东征陈炯明等斗争，革命实践让他迅速成长。

他与同班的陈赓同住一宿舍，两人志趣相投，津贴共用。

陈赓性格开朗，常拉着他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还带他认识了周恩来、邓颖超。

1924年5月，经陈赓介绍，韩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同宣誓的还有宋希濂等人。

可蒋介石对共产党员早有提防，甚至定下“共产党员不准带兵”的规矩。

后来教官严重升任第二十一师师长，曾提议韩浚任营长，名单却被蒋介石亲手划掉，这也为韩浚后来的人生转折，埋下了隐秘的伏笔。

黄埔四期毕业前夕，韩浚与陈赓受派赴苏学军事，1926年9月启程，顾顺章同行。在海参崴学俄语半年后，因北伐急需接令回国。

返沪后，韩浚参与地下工作训练工人，后赴南京、武汉，在武汉获张治中任用为学兵团少校连长，又应叶挺推荐，助张发奎建十一军教导营，任上校营长，设政治指导员办公室，袁愈任指导员。

1927年4月，韩浚率部圆满完成中共五大武昌会址安保，四一二政变后，随叶挺以教导营参与抗夏斗寅、杨森，先在纸坊袭敌、追至贺胜桥逼夏撤，后夜渡长江复丰口防杨森，粉碎偷袭。

1927年5月，南昌起义的暗流已在军中涌动。

贺龙率部奔赴九江前夕，张发奎突然叫停十一军教导营，邀韩浚任总指挥部上校参谋。

韩浚向党组织汇报获许后，却又接到新安排，以参谋身份协助黄埔同窗、警卫团团长卢德铭。

彼时张发奎虽喊着“打蒋介石”，实则盘算“回师广东”，这让韩浚暗自警惕。

8月2日凌晨，急促的敲门声打破武昌的寂静。两份电报摆在韩浚与卢德铭面前：一份是周逸群从南昌发来的密电，隐晦告知“已脱离张部起义”，另一份则是张发奎催令速赴九江的命令。

二人当机立断，联合指导员辛焕文定下对策：暂不理会张发奎，连夜整军向南昌靠拢，先乘船至阳新黄颡口，再徒步穿越武宁直奔起义军。

为求稳妥，他们还约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同行，以吹号为令协同出发。

可9月4日船队刚启程，意外就发生了。

当第二条军校船行至黄颡口，韩浚按计划吹号停船，军校船却突然加速逃离。

韩浚率部追赶，却只能望着船影远去，担心火并坏了大局，最终只能放弃。

更棘手的是，张发奎交给韩浚指挥的宪兵营，多是广东旧部，人心难测。

韩浚索性将警卫团布防就绪，再让宪兵营上岸，当众喊话：“愿随起义的留下，不愿的可带五条枪、路费离开！”

宪兵营长支支吾吾表忠心，士兵们却面面相觑，最终全员弃枪而去，倒也解了韩浚的后顾之忧。

部队刚踏上赴南昌的路，坏消息又至：派去联络的参谋回报，起义军已撤离南昌南下，张发奎的两个团正赶来堵截。韩浚当机立断，绕开南浔路正面，连夜向奉新、高安突围。沿途不仅击溃小股武装、收缴枪支，还招了新兵，在高安补齐第三营，凑成完整团建制。

可朱培德部又奉命来攻，韩浚等人再作调整，转向赣湘鄂边界的修水、铜鼓，那里敌人势力薄弱，正好立足。

到了修水，部队声势渐壮：收编散兵、缴获武器，竟扩编出第四营，成了加强团。

修水县官绅以为是正规军，还出城迎接。可当地有股千余人的土匪，首领邱国轩专事骚扰。

韩浚想收编这股力量，连写几封信都石沉大海，直到主动提出让邱指定见面地点，才换来对方回应。

他只带一名士兵赴约，晓以“编为正规军、保家卫国”的大义，又送去粮食、拿出改编方案，最终说动邱国轩，一千六百多人、九百多支枪编为第三团，邱任团长。

此时部队已有六个营，韩浚与卢德铭计划编为三个团，再报请成立师。

可湖南省委负责人夏曦却泼了冷水：“师的目标太大，暂缓！”

还强令卢德铭、韩浚、辛焕文三人离队，赴闽粤寻找起义部队。

三人虽不舍亲手拉扯起来的队伍，却只能服从。

临走前，他们埋下关键一笔：将部队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任师长，这支队伍，正是后来秋收起义的核心力量之一。

卢德铭、韩浚、辛焕文三人乔装成商人，躲过沿途盘查，经长沙乘火车抵达武汉。

一落地，他们便急着找湖北省委接指令，卢德铭知党组织地址，韩浚识省委负责人向警予，二人当即动身，留辛焕文在旅店等候。

在汉口租界的隐蔽据点里，韩浚与卢德铭见到向警予，将警卫团响应南昌起义、修水扩军，以及夏曦强令他们离队的经过全盘托出。

向警予当即严肃指出：“夏曦的决定错了！”

随即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与秋收起义部署，明确命令他们即刻返队：卢德铭任总指挥，韩浚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辛焕文为政治指导员，还要以余洒度的部队为基础，整合两湖农民武装。

省委给了三千元经费，另派六名干部同行，反复叮嘱“用暗号接头，上车不交谈，赵李桥下车后分散走”，白色恐怖下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次日，九人按计划行动。武昌车站里，辛焕文趁乱与六名干部接上头，约定到赵李桥下车，分三批徒步往修水去，辛焕文打头，韩浚居中，卢德铭殿后，彼此保持安全距离。

车到赵李桥，三人各带一千元钱分头出发，可刚到傍晚，先抵达大沙坪的辛焕文一行就撞上了崇阳县警备队。

因同行同志带了手枪怕暴露，双方当场交火，辛焕文为掩护战友中弹牺牲，鲜血染红了征途。

走在中间的韩浚对此毫不知情，直到天黑抵达大沙坪，找旅店时才从警备队的叫嚷中惊觉：“他们同那个打死的是一伙的！”

韩浚心知不妙，忙带着同伴从旅店后门狂奔，身后枪声追了四五华里才渐远，可队伍也跑散了。

又累又慌的韩浚摸到一间山边茅屋借宿，本以为能喘口气，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原来他误闯了通城县地界，直接被投进了监牢。

那监牢又黑又臭，没床没被，每天只有两碗饭配一碗盐水。

韩浚在里面熬了半年，直到1928年2月，才托人联系上好友曹世杰（时任武汉绥靖公署副官长），靠他帮忙才获释，狼狈地回到武汉。

可武汉早已物是人非，韩浚找遍了也没接上党组织，身无分文的他，第一次陷入了人生的迷茫。

后来，他靠着旧识刘骥的帮助暂避风头，可武汉特务多认识他，毕竟1927年他还当过反蒋委员会委员。

无奈之下，韩浚1928年3月逃去上海，四十多天里依旧没找到组织，却在街上偶遇了同乡童茂林。

两人一合计，同年6月索性投奔了广东南路督办陈铭枢。陈铭枢想让他当新兵训练处处长，韩浚怕暴露党员身份，谎称生病谢绝，陈铭枢又把他安排到北海盐务处当秘书兼总务科科长，他在那里混了七八个月，以为能暂时安稳。

直到一天，陈铭枢递来一份蒋介石的电报，韩浚一看浑身冰凉，上面写着“共产党员韩浚在你部工作，请立即押解南京”。

韩浚反倒坦然了，对陈铭枢说：“要押解，我听你的。”

可陈铭枢没抓他，只说“这里不合适了，你先去香港避避”，还送了一笔钱。

韩浚躲去香港，又写信联系上海的黄埔同学俞墉，1929年春夏之交悄悄返沪。

俞墉告诉他人“脱了党”，还拉他见了陈烈、余洒度等老同学。

这里多说一句，三湾改编后，余洒度不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且对部队中的旧军阀主义习气不改正，对随意打骂士兵的问题不制止，于1927年10月中旬离开了部队前往上海，不久后余洒度对革命悲观失望，脱离了党的组织。

彼时蒋介石正用“黄埔同学会”拉拢人，而韩浚、余洒度等几位同学偏要对着干，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余洒度当书记，韩浚任组织部长，在上海设总会，平津、武汉、广州、香港设分会，连九江都设了联络处，专门争取反蒋的黄埔生。

这个组织坚持到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余洒度、韩浚等20余人被逮捕。

牢狱之中，蒋介石的威逼利诱成了压垮韩浚的最后一根稻草。

蒋介石派人招抚他，转达口信：“黄埔学生犹如亲兄弟一样，过去一时气愤分开了。现在意见统一了，兄弟们还是一家人。只要你回南京，绝不歧视。“

韩浚受了感动，他的理想信念开始动摇，最终放弃了反蒋斗争，也放弃了走了多年的革命路，转身投靠了蒋介石，这一步错，彻底改写了他往后的人生。

抗日战争期间，韩浚先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湘西会战等一系列战役，在长沙会战中，韩浚率部英勇作战，受到王耀武的赞赏。

抗战胜利后，韩浚的七十三军升为国民党军嫡系部队，装备美式武器，调往南京担任卫戍部队。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七十三军作为国民党军主力调往济南，进攻山东解放区。

1947年制定“鲁南会战”计划，陈诚、王耀武分别督战，韩浚率装备精良、含四个师（含独立旅）及暂辖新编三十六师的第七十三军，作为莱芜战役一线主力，归李仙洲指挥沿胶济线南下。

韩浚部进驻颜庄后，因解放区群众封锁、粮弹难继，又遭解放军情报压制，且与友军配合不畅。

1947年2月，解放军合围莱芜，李仙洲决定23日突围，韩浚率部从西线行动，然整编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战前离队，该师群龙无首遭猛攻，致七十三军指挥混乱、三面受敌。

突围中第七十三军溃不成军，韩浚随残部逃往吐丝口，方知该地已被解放军占领，转而奔博山，行至青石关时，高参黄炎勋喊话联络解放军，韩浚终被俘。

此役国民党军约5万人覆没，李仙洲、韩浚等多名将领被俘。

被解放军战士抬至营部后，韩浚并未立刻迎来命运的最终定局。

按照安排，他先是被送往解放军山东军区的被俘国民党军官训练团，开启了特殊的学习改造生涯。

华东军区首长遵照党中央指示，曾专门与他谈话，耐心讲解党的政策，希望他能认清时局、放下顾虑。

可韩浚的内心始终被多重枷锁缠绕：

一方面，他对自己早年参与秋收起义、曾为共产党员的特殊经历心存顾虑，担心过往历史被过度解读；

另一方面，家人尚在国统区，他日夜担忧亲人因自己的身份遭遇不测，更重要的是，多年身处国民党阵营的经历，让他对蒋介石集团仍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总觉得局势或许还有转机。

正是这些复杂的心思，让他在关键时刻迟疑不决，始终没有公开作出投诚表态，最终错过了早日回归正途的机会。

此后，韩浚的羁押地点几经辗转。

他先是被送往东北的佳木斯，后又转移至哈尔滨，在冰城的寒冬里度过了一段沉寂的时光。

没过多久，他又被转往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一待便是整整六年。

在抚顺的日子里，韩浚起初总是沉默寡言，常常独自坐在角落，对着窗外的树木发呆。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并未因此放弃他，反而时常找他谈心，带他参观附近的工厂与农村，让他亲眼见证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建设场景。

慢慢地，韩浚开始尝试放下抵触情绪，主动参与所内组织的读书学习活动，跟着大家一起研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偶尔也会在小组讨论中轻声发表自己的见解，虽仍有保留，却已不再像最初那般封闭。

韩浚还主动申请参与劳动，从最初的打扫庭院、整理菜园，到后来跟着其他战犯一起学习纺线、制作简单的手工制品，在汗水与劳作中，逐渐体会到“自食其力”的踏实，也悄悄改变着过去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旧习性。

1956年，随着全国战犯管理工作的统一调整，韩浚与其他一批国民党被俘高级将领一同被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这里的环境更为规整，改造生活也更具系统性。

韩浚在这里继续着学习与劳动，闲暇时会和同屋的战犯聊起过去的经历，偶尔也会因对某段历史的不同看法与人争论，但更多时候，他会静下心来梳理自己的人生轨迹，在日记本上写下对过往的反思，字里行间渐渐少了往日的辩解，多了几分对自身选择的懊悔。

1958年年底的一个冬日，功德林的活动室里突然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张治中。

当张治中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到韩浚面前时，韩浚先是一愣，随即起身敬礼。

张治中紧紧握住他的手，笑着说：“韩浚同志，好久不见了。”

随后，张治中转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问候，他特意强调：“中央领导说了，对你们这些人，不杀、不判，一切都看改造情况从宽处理，会分批分次释放。出去之后，你们有什么能力、特长，都会适当安排工作，绝对不会歧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哪怕是想去台湾，也会给足路费，保障安全。”

这番话像一股暖流，瞬间驱散了韩浚心中积压多年的阴霾。他看着张治中真诚的眼神，又望向周围同样面露振奋的其他战犯，终于明白，党中央的政策并非虚言，而是真正带着宽广的胸怀，给了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从那以后，韩浚的改造态度愈发积极，不仅主动承担起管理所内图书整理的工作，还常常结合自己的经历，为其他战犯讲解黄埔军校的历史与北伐战争的往事，以亲身经历警示众人“顺应历史潮流”的重要性。

1961年12月26日，是韩浚终生难忘的日子。

在功德林的大礼堂里，当工作人员念到“韩浚”的名字时，他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

十五年的羁押生涯，从最初的抵触、迷茫，到后来的反思、转变，此刻终于迎来了终点，他作为第三批特赦战犯，正式重获自由。

接过特赦通知书的那一刻，韩浚的眼眶湿润了，积压多年的情绪在此刻得以释放。

1962年2月8日，春节刚过不久，韩浚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前往武汉的火车。

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他的思绪却早已飘回了那个阔别多年的家。当火车缓缓驶入武汉车站，看到站台上的妻儿正向他挥手时，韩浚再也忍不住，快步上前与家人紧紧相拥。

这一刻，所有的苦难、纠结与遗憾都暂时被抛在脑后，迎接他的，是崭新的生活与家人温暖的陪伴。

纵观韩浚的一生，恰似一场被关键选择改写的漫长跋涉，“一步错，步步错”的轨迹清晰可见。

早年的他本握着一手“好牌”：出身黄埔一期，亲历秋收起义，曾是与陈赓并肩的共产党员，若能坚守革命初心，或许会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

可他在秋收起义后与组织失联时，选择向国民党投降，这是第一步错棋，让他从革命阵营转向了对立面，此后，他追随蒋介石参与反共内战，双手沾染革命群众的鲜血，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莱芜战役中，即便陷入绝境，他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未能及时认清局势，最终沦为阶下囚，又因顾虑重重错过早期投诚的机会，徒增十五年羁押时光。

好在晚年的他在党和国家的宽大政策下，通过改造认清了自身过错，重获自由后又以撰写回忆录、参与文史工作的方式弥补过往，为历史研究留下珍贵资料。

来源：温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