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士农工商，读书人向来占据四民之首，科举制度让读书人直通政治坦途。但是从晚清到民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种想法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从四民皆士到书生无用，再到读书人都应该成为工人，知识分子一步步地自我边缘化，自贬的代价就是失去了抗衡权威的正当性与自信。思想史大家王汎森在其经典著作《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中，带读者重返晚清至五四的历史现场，通过对隐没史料的挖掘与爬梳，再现了多元竞逐的声音。在一个价值和意义失落的年代，这本书中呈现的近代思想发展与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紧密关系、儒家文化中经世济用的思想对读书人的影响，以及每篇都在呼应的时代议题，使得读者能够从中获得长程的视野、“扩充心量”，并进而获得立于当今的价值和勇气。全新增订版，六篇再修订晚清：无用的“士”晚清出现两种观点，它们急遽地改变了“士”的自我形象：第一是“四民皆士”的新观点，第二是所谓的“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的对立。在晚清，当西方科技知识涌入，而中国又一再地挫败之后，兴起了一种专业主义，它一方面是强调追求应用性知识技能，另一方面是分工、专精理念的兴起，取代原来“通”儒的理想，或君子不“器”的观念。他们认为，长期以来被社会心态贬抑为末流的“百工”，应提高到与传统的士所追求的知识相平等的地位，要治国平天下非得要有“百工”不可。在西方科技知识大举涌入中国之后，几乎形成两种知识形式的对立。在这里，我想借用费孝通的一个观念。费孝通说：“在人类所知的范围里，本来可以根据所知的性质分成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他说“规范知识是劳心者治人的工具”。在过去，“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的区分是没有社会及思想意义的，原先，农圃百工的“自然知识”是士所看不上眼的，并不形成一个对立的范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书”主要是指四书五经之类的规范知识。而且，宋代以后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是以《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在《大学》“八条目”的传统下长大的读书人，格物致知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是一个连续体。更何况是在理学的传统下，认为“格物致知”并不是单纯地向外追求自然知识。但是现代西方科技知识进来之后，人们逐渐发现所谓格致与治平天下之学是不同的，格致与辞章考据是不同的 ，那也就是“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之不同。前者是百工器物，是实用的，后者是道德、政治的原理。四民之中，农工商属于前者，士属于后者，这两种知识的升降当然也就决定了“四民”的性质与定位。晚清出现一种“四民皆士”的观念，认为理想的现代国家，“士”不是一小群读书应考者的专称，所有人民都应该受教育。摘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士农工商，读书人向来占据四民之首，科举制度让读书人直通政治坦途。但是从晚清到民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种想法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从四民皆士到书生无用，再到读书人都应该成为工人，知识分子一步步地自我边缘化，自贬的代价就是失去了抗衡权威的正当性
来源：直到时光流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