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争’这个词，骗了所有人。”莫娜的批判一针见血。在她看来，“战争”暗示着“势均力敌的对抗”，可加沙的现实是：一方是拥有正规军队的种族隔离政权，一方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这种不对等，被“战争”二字轻易抹除。

当普利策奖得主、数据记者莫娜・沙拉比在播客里说出“我想先从一件事开始——让记者们把加沙正在发生的事称为‘种族灭绝’”时，她的语气没有丝毫犹豫。

这位以插画化繁为简解读复杂议题的记者，在谈及加沙时收起了惯常的轻松与机智——因为每天涌入眼帘的画面，早已让她无法再用“中立”的幌子回避真相。

“‘战争’这个词，骗了所有人。”莫娜的批判一针见血。在她看来，“战争”暗示着“势均力敌的对抗”，可加沙的现实是：一方是拥有正规军队的种族隔离政权，一方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这种不对等，被“战争”二字轻易抹除。

她的判断并非一时冲动。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以色列长期推行的政策早已为这场灾难埋下伏笔——那些让巴勒斯坦人无法拥有健康、有尊严生活的制度，本身就是“种族灭绝行径”的一部分。

而当加沙卫生部公布“5万至6万人死亡”时，莫娜更清楚这组数据的局限：“在种族灭绝中，你根本无法准确统计死者——医院在室外挖集体坟墓，停尸房早已瘫痪，还有无数人死于饥荒和疾病，却没被记录。”

对她而言，坚持用“种族灭绝”，不是纠结于标签，而是拒绝成为谎言的帮凶：“如果连语言都在偏袒压迫者，真相还有容身之地吗？”

作为伊拉克裔记者，莫娜亲身体验了媒体的双重标准。2023年10月前，她为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媒体撰写数据新闻，靠事实和严谨立足；可当她想报道加沙的真相时，一切都变了。

《纽约时报》拒绝了她所有基于数据的投稿，却转而邀请她写“作为阿拉伯穆斯林女性的感受”。“他们不要我的专业，只要我的‘身份’。”莫娜的失望溢于言表。

更荒谬的是，那些参加过以色列“出生地权利旅行”（旨在强化“以色列是犹太故土”的资助项目）、甚至家人在以军服役的记者，从未被质疑“客观性”；而仅仅因为是阿拉伯人，她的报道就被贴上“偏见”的标签。

这种不公并非个例。初期，许多阿拉伯记者都被限制在“评论员”的角色里，媒体刻意将巴以问题扭曲为“宗教对立”，却无视加沙还有巴勒斯坦基督徒的事实。“他们不想让我们报道事实，因为事实会戳破‘复杂论’的谎言。”

作为数据记者，莫娜从不迷信“数字权威”。她见过太多用小数点伪装“精准”的伪数据，也深知数据的局限：“它能告诉你‘死了多少人’，却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会死’；能显示‘失业率’，却反映不了一个家庭的绝望。”

这也是她选择用插画做报道的原因。面对加沙儿童被残害的照片，她没有直接转发——不是回避痛苦，而是不想让读者因过度冲击而划走。“插画能把复杂的数据变得易懂，也能让真相以更有温度的方式被接受。”她会在不同平台调整插画配色，测试传播效果；也会打电话给有亲身经历的人，确保报道的语气足够尊重。

对她而言，数据新闻的核心从不是“炫技”，而是“减少伤害”：“我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掩盖人性，更不想让真相因为‘太沉重’而被无视。”

当被问“是否担心职业生涯受影响”时，莫娜的回答很坦诚：“我不怕失去工作，怕的是沉默带来的愧疚。”她知道，单靠自己的报道无法立刻停止杀戮，但她坚持发声——接受播客采访、在社交媒体发布插画、拒绝用“战争”替代“种族灭绝”。

“我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一个不想成为共犯的记者。”莫娜的话，或许说出了许多媒体人的心声：真相从不复杂，复杂的是掩盖真相的借口；改变世界也从不遥远，遥远的是不敢说出真相的勇气。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沉默，真相终有一天会穿透谎言的迷雾。

来源：山涧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