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11月15日下午两点,陈将军想见老同学!”门口哨兵一句简短的通报,功德林管理所的走廊顿时热闹起来。所长应声而出,迎了上去,神情半带玩笑:“黄埔的?要多少?一个连都不成问题。”一句活泼的调侃,却把气氛拉回到二十多年前的课堂与操场。
“1949年11月15日下午两点,陈将军想见老同学!”门口哨兵一句简短的通报,功德林管理所的走廊顿时热闹起来。所长应声而出,迎了上去,神情半带玩笑:“黄埔的?要多少?一个连都不成问题。”一句活泼的调侃,却把气氛拉回到二十多年前的课堂与操场。
陈赓到功德林看战犯,这在北平城里并非秘密。解放战争刚结束,数百名国军高级将领集中改造,其中黄埔系占了一大半。和其他来慰问的军代表不同,陈赓此行更像是一次迟到的同学聚会——见面的人或许阵营对立,可“黄埔一期”四个字就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回忆的大门。
时钟往回拨到1924年。那年夏天,黄埔军校第一期新生报到。年仅二十二岁的陈赓从湖南老家赶到广州,和胡宗南、宋希濂、杜聿明、王陵基等人同住一个大营房。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操练枯燥乏味,课余时弄堂口的煎饼、江面的晚风、血花剧社的排练却给艰苦的军校生活添上亮色。陈赓能说会道、动手又快,拳击课上挨过揍,转身就在剧社里把自己化成袁世凯姨太太,涂腮红、穿旗袍、抖绣扇,底下全班起哄。最欢的那一嗓子,正是胡宗南。
训练场的友情并非铁板一块。1926年底,军校里逐渐形成“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派。一次辩论会从口角升级到推搡,山东汉子李仙洲力大无穷,陈赓几下招架不住,随手抄板凳。胡宗南本想帮李仙洲,结果陈赓一见他,目标立刻转移。木条呼啸,胡宗南连着几条走廊狂奔,最后钻进茶庄桌底才算“保住发型”。此事被同学拿来笑讲了整整一个月。
1927年4月12日,南京一声枪响,第一阶段国共合作戛然而止。那晚后门口的血花剧社搭布景的木板还没拆完,南昌街头已传来“抓共产主义分子”的风声。北伐战场刚刚握过手的同窗,很快在武器库里被分进不同番号。有的走向武汉、井冈山,有的留在蒋介石指挥部。陈赓选择留在革命队伍,胡宗南则追随“校长”南下。情谊被现实剖开,接缝处难免生疼。
陈赓与老蒋那段“救命”往事发生在1927年末。江西吉安外的山道小雨淅沥,防线被突破,蒋介石腿伤发作。陈赓二话不说,把他背出了阵地。蒋介石性格里最在意“知遇”与“报恩”二字,六年后当他得知陈赓被俘,特意叫来宋希濂:“你们同学,先劝。”宋希濂放宽门禁,甚至允许陈赓外出探亲,只提一句“别跑远”。可立场的分野已不可调和,陈赓最终由地下党营救,离开南京时没带走一件行李。
历经抗战、解放战争,陈赓从营长升到大将,而不少旧日同学则在二次内战中败下阵来。1949年春天,华东前线一声声炮响,把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人送进了功德林。表面上他们是“管理对象”,实质却是在政治、生活、医护等多方面接受改造。每日四小时劳动,两小时政治学习,其余时间可以写信、读书乃至下棋。外人难以想象,将军戴草帽、弯着腰掏粪的画面成了常态。
对改造制度最抵触的是黄维。这位机械化兵团司令为了表示“不合作”,竟真学古人留了山羊胡子,劳动时总故意把胡子上沾泥,然后冷笑。“别人怕脏我不怕,我这个胡子就是要给他们看。”旁边的张轸半开玩笑地告诉管教:“老黄这是表态,不剃胡子就不算投降。”结果一天清晨,刮风下雨,黄维端着饭盆一脚踩进水坑,满脸泥浆,灰头土脸。情绪冲破自尊,他回寝室抹掉胡子,第二天在讨论会上第一次主动发言。
功德林里资历最老的王陵基则成了“生活白痴”典型。年过六旬,手上连牙膏都挤不稳,每天要杜聿明扶着洗脸。所里缺医少药,杜聿明腿伤尚未痊愈,却依旧给老同学系鞋带,比在部队里做参谋时还仔细。每到夜班换岗,管教干部总能看到王陵基借用微弱的灯光练写“自新”二字,一笔一画,写完又丢,写完再丢,仿佛在与过去切割。
再说回陈赓这次到访。所长很清楚“黄埔感情牌”的作用,索性把管理区最大的空地清场,摆上折叠椅。十余名将领列队而来,瘦的、胖的、高的、矮的,帽檐不再映着黄砂,却挡不住岁月。见面礼是几袋苹果——北平城八月间出新果,价格不低,警卫员抬着直心疼。陈赓把袋口扯开:“不多,尝鲜。”
寒暄几句,就进入正题。陈赓先问黄维:“八月淮海,兵团调度为何迟疑三日?”又问宋希濂:“远征军滇北会战,火力优势为何没发挥?”问题直指当年战败症结,让在座诸将汗湿后背。有人解释,有人叹气,也有人沉默。所长记录时暗暗吃惊:这不是审讯,却比审讯更扎心。将军们口干舌燥,苹果吃了一半,答案却只说出一层。
午饭计划早有安排,街口老火锅店专门送来两口铜锅。白汤一锅,红汤一锅,牛肉菇菌切得厚薄均匀。战犯伙食按级别有定额,火锅显然超标。所长斟酌半秒,最终还是让伙计把东西抬进来。锅冒热气时,气氛忽然放松,宋希濂调侃:“陈大哥当年板凳一挥,我吓得跑去查《军法》。现在想想,还是你占理。”这句玩笑一出,尴尬的距离消散了。黄维夹起一块肥牛,沉声说:“输了就该服改造,这顿算认罚。”
饭后该返工的返工,该回病房的回病房。陈赓和每个人握手,目光停在杜聿明空着的位置几秒,然后转身离开。晚秋的北平阳光透过法桐树枝,斑驳一地。他在车上对警卫员轻声嘱咐:“文件袋别落下,里面是他们的家信,记得转寄。”
第二天清晨,功德林政治组读书会上传达一条新通知:自愿写回忆录者,可申请延长灯火管制时间至晚十点。最先报名的竟是王陵基,那支迟钝的老笔在稿纸上写下开头——“余幼失学,幸入黄埔,学得持枪之道,然未学会何为天下苍生。”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路线终究不同,可在功德林那堵灰砖墙内,黄埔一期的同窗又一次短暂并肩。或自嘲,或悔恨,或希冀,他们在思想裂缝中摸索新生。所长那句玩笑“我能叫来一个连”,在某种意义上并非夸张:黄埔学员遍布对立两军,战场分胜负,墙里求共识。陈赓见到的十几位,只是浩荡同学录的缩影。
光阴再往后推五年。1954年初冬,一批表现突出的战犯被批准假释,王陵基就在名单里。离所那天,他特意把《孙子兵法》留给图书室,扉页写了一句话:“功德之林,育人再生。”落款:黄埔一期学员王陵基。看管多年的所长翻到这页,想起陈赓来访时的笑谈,不由莞尔:黄埔,一个连,也许正好。
来源:红色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