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雨中的西安交大毕业典礼上，王树国校长为学生们撑伞的画面仍在传播，这位67岁的教育家却已悄然转身，接过福耀科技大学的帅印，开启他人生中最大胆的一场教育实验。

雨中的西安交大毕业典礼上，王树国校长为学生们撑伞的画面仍在传播，这位67岁的教育家却已悄然转身，接过福耀科技大学的帅印，开启他人生中最大胆的一场教育实验。

2023年，西安交大毕业典礼

2025年3月，82岁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将300亿捐赠化作福耀科技大学的奠基石，67岁的王树国接过了这块沉甸甸的“试验田”。这位曾在西安交大雨中脱稿演讲感动千万人的教育家，以“不取分文工资”的姿态，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激进的改革实验。

王树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与西湖大学的施一公、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组成了一幅理想主义者的三联画。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以相似的勇气挑战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固有格局，成为高校改革道路上最动人的三重奏。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长卷上，刘道玉、施一公和王树国三个名字熠熠生辉。他们分别代表着改革开放初期、二十一世纪初和2020年代三个不同时期的教育理想主义。

刘道玉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1981年，这位48岁的化学家以讲师身份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成为新中国首位自主培养的重点大学校长，也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掌门人。

施一公则在2018年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创办西湖大学，试图在中国打造一所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挑战中国科研创新的极限。

王树国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到西安交通大学，再到如今的福耀科技大学，完成了从公办大学到民办大学的跨越。他拒绝参评院士，宣称要做一个“职业校长”，专心为教授们“搬凳子”、“递话筒”。

刘道玉的故事是一部教育改革传奇。在他接手前，武汉大学正经历艰难时期——1980年教育部三大科学奖励中颗粒无收。刘道玉发出了“武大要十年生聚，十年雪耻”的誓言。

他推行的七大改革制度震惊教育界：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这些如今看来平常的措施，在当时却是没人敢碰的禁区。

刘道玉说：“到现在，全国各高校推行的学分制、双学位制、学生自由转系制都是学我们的；国家21世纪才搞贷学金制，我在1986年就搞了，超前十年！”

他特别重视人才培养，为工人出身的“思想犯”杨小凯奔走平反，破格聘为讲师；顶住压力保护因言论面临开除的赵林；以五个本科生从新疆“换回”青年易中天。

短短五年，武大从“被剃光头”跃居部属高校国家发明奖第二名。雷军两年修完四年学分，易中天从新疆调回讲台，杨小凯“带罪之身”被请进经济系。媒体惊呼：珞珈山成了“高校中的深圳”。

施一公：新时代的“探险家”

施一公的故事是另一番景象。2018年，这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毅然辞去副校长职务，创办了西湖大学，试图打造中国的加州理工学院。

施一公的改革重点在于打破传统科研体制的束缚，探索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之路。西湖大学实行“预聘-长聘”制度，吸引全球顶尖科研人才，注重交叉学科研究，试图在基础科学领域实现突破。

这种改革同样面临挑战。从师资引进、课程设置到学位授予，西湖大学几乎是在无人区中探索。施一公曾经说过：“改革就是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王树国接过福耀科技大学的担子时，已经67岁。他拒绝领取一分钱工资，称自己是“义务工作者”。他在央视采访中澄清：“网上说我参评4次院士是误传，其实我只参评过一次，后来为了哈工大，我放弃了。”

王树国在福耀科技大学的改革方案颇为激进。他设计的八年一贯制培养模式，彻底打通本科、硕士、博士培养体系。通过这种模式，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中途“下车”，不再需要为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考试而焦虑。

福耀科大的改革理念有三重优势：时间效率提升、学术志趣连贯、去内卷化设计。参照德国TU9高校的本硕连读项目，八年制可缩短1-2年培养周期；像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那样，跨学科培养使学生更早确定研究方向；取消考研、保研等竞争性环节，减少重复性备考消耗。

刘道玉在1988年春节前突然被免职。没有解释，没有交接，连会议记录都是一片空白。一位参与“扳倒”刘道玉的人洋洋得意道：“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施一公的西湖大学则面临着资金、师资和政策的持续压力。民办研究型大学在中国缺乏先例，几乎所有环节都需要突破现有制度框架。

西湖大学

王树国的福耀科技大学同样面临三大难题：课程衔接难题、淘汰机制争议和资源分配压力。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2024年调研显示，68%的高校教师认为本硕课程存在明显重复。八年制需要更密集的导师资源，福耀科大计划师生比1:5的配置能否持续仍是未知数。

尽管困难重重，三位教育家的改革还是留下了深远影响。

刘道玉被免职后，他把头衔切成路石。“资深教授”头衔、10万年薪、院士通道，他一样一样退还，理由只有一句：“既得利益已够多，内心不安。”

此后30年，他住桂子山30平米旧房，写书10部、文章150篇，只为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施一公的西湖大学已经培养出多批毕业生，有些已经在科研领域崭露头角。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但已经为中国高等教育注入了一股清流。

王树国则带着他的理想继续前行。他在福耀科技大学提出的“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无缝衔接”理念，背靠福耀玻璃的全球产业链，学生可能直接到生产线学技术。正如他说的：“企业痛点就是论文选题，车间数据就是毕业答卷！”

三位教育改革家的实践呈现出一种演进关系：从刘道玉的体制内改革，到施一公的另起炉灶，再到王树国的校企融合。每种模式都在探索中国高等教育的不同出路。

他们的改革也面临着共同的深层矛盾：既要突破“行政化、功利化”的体制惯性，又要在全球化竞争中培育创新生态。王树国团队的实验，本质是在探索一条“去行政化但不脱离体制，重科研又兼顾产业需求”的第三条道路。

这些改革尝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回答了“中国大学缺什么”的问题。刘道玉曾经感叹：“中国大学，没有教育家”。而这三位改革者正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家——不是官僚，不是政客，而是有理想、有勇气、有担当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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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国在福耀科技大学的办公室灯光常常亮至深夜。这位67岁的校长正在审阅首批学生的培养方案。不远处，曹德旺捐赠的300亿正在变为实验室和设备。

刘道玉已经92岁高龄，仍住在武汉桂子山30平米的老房里笔耕不辍。施一公的西湖大学第一批学生已经毕业，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科研机构。

三代教育家，用生命践行着同一种信念：改革不是为了今天，而是为了明天。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勇气与坚持。

珞珈山的樱花年年盛开，武大的学子们依然传诵着刘道玉的故事。西湖边的杨柳依依，施一公的理想正在生根发芽。福州这座滨海城市，王树国的改革实验才刚刚开始。

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逆行勇气。

来源：流光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