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民族，在中国西南的山川河谷间留下了深厚的文化足迹，其起源却如同被层层迷雾笼罩，引发无数猜想与探索。学术界围绕彝族起源形成多种观点，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和云南土著说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彝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民族，在中国西南的山川河谷间留下了深厚的文化足迹，其起源却如同被层层迷雾笼罩，引发无数猜想与探索。学术界围绕彝族起源形成多种观点，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和云南土著说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北来说在众多学说中颇具影响力。据汉文和彝文历史资料记载，彝族先民与分布于我国西部的古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彝族很大程度源自古羌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初期，彝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大致在滇池、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区域，这里居住着 “邛都”“昆明”“劳浸”“靡莫” 和 “滇” 等从事农业或游牧的部落。彝族的历史传说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其祖先在远古时代居住在 “邛之卤”，
后来南下至 “诺以”“曲以” 两水沿岸，也就是金沙江和安宁河流域。大约公元 3 世纪后，彝族先民从安宁河流域、金沙江两岸、云南滇池、哀牢山等地，逐渐向滇东北、滇南、黔西北及广西西北部扩展。古羌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部分向西南迁徙，与当地诸多土著部落融合，逐步形成了彝族的雏形。这一说法在彝文典籍中也能找到线索，一些记载追溯到祖先的迁徙路径，与古羌人南迁的轨迹相契合。从语言角度分析，彝语属汉藏语系 - 藏缅语族 - 彝语支，与古羌人语言存在一定渊源关系，为北来说增添了语言层面的证据。
南来说支持者相对较少，认为彝族先民可能为古越人或古僚人，源自南方，属马来人种。然而，这一观点缺乏足够的考古、语言及文献方面的有力支撑。古越人、古僚人与彝族在文化、习俗、语言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难以证实二者之间直接的传承关系。
东来说认为彝族先民为楚国人，来自今湖南、湖北一带，后迁往西南。但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考古发现或连续的历史文献记载能够清晰勾勒出从楚国故地到西南地区彝族迁徙的完整路线和过程，仅从部分文化相似性难以断言其起源于此。
云南土著说主张云南是彝族的起源地，彝族自古以来就在中国西南地区发展演变至今。从考古发掘来看，云南地区出土了大量与彝族文化相关的文物，如具有独特纹饰的青铜器、岩画等，这些文物反映出当地悠久的文化传承，似乎暗示着彝族与云南本土文化的紧密联系。但仅依据这些考古发现，难以完全排除外来族群迁徙融合的可能性，无法确凿证明彝族完全起源于云南本土。
此外，还有濮人说、卢人说、炎帝黄帝蚩尤为彝族祖先说等。这些说法多源于部分学者对有限文献的解读或局部文化现象的类比，缺乏系统全面的证据链支撑，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广泛共识。综合来看，彝族的起源极有可能是一个多部落融合的复杂过程，其形成与羌、濮、昆、叟、牢浸、靡莫等众多部族息息相关，是以古羌人部落为主流，融合今川滇交界地区众多土著民族的 “复合型民族”。但这一结论仍有待更多考古发现、基因研究及跨学科综合论证，以进一步解开彝族起源的神秘面纱。
在彝族的历史长河中，“六祖分支” 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彝族早期发展的脉络，对彝族的分布格局、文化传承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而决定性的影响。这一重要事件通过彝文典籍以及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流传至今，成为彝族人民心中永恒的记忆。
据彝文古籍记载，在东周末年春秋时期，今昭通一带遭遇洪水灾害，彝族共祖杜慕（即仲牟由，也有典籍记作阿普笃慕）为了部族的生存与发展，在洛宜山（有的说法为罗尼山）举行了一场盛大而庄重的六祖分支大典。杜慕娶有三妻，共育有六个儿子，分别是武、乍、糯、恒、布、默，这六个儿子被尊称为 “彝族六祖”。在这场意义非凡的大典上，杜慕根据各方面因素，决定让六祖带领各自的部族向不同方向迁徙发展，去开拓新的疆域，寻找适宜生存繁衍的土地。
武祖慕阿额和乍祖慕阿枯这两支，肩负着向南发展的使命，他们沿着普渡河流域一路前行，最终抵达了如今的滇南及滇西一带。武祖慕阿额以多吐米古为中心，其部族的迁徙路线经过东川、寻甸，然后向东南和洱海地区拓展。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逐渐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互适应，
与其他民族相互交流融合，逐步形成了以巍山、南涧、景东、景谷、云县、凤庆、永平、漾濞、弥渡、昌宁、双江等地区为主的，以西部方言为特色的彝族聚居地，并且孕育出了 “罗罗濮”“罗罗”“腊罗濮”“俚濮”“骂池濮” 等不同的族群。乍祖慕阿枯作为长房所生次子，在六祖分支后，同样往楚吐以南发展。向滇西的一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与其他民族融合，形成了白族、汉族等民族的一部分；而向滇南、滇中发展的部分，历经岁月的洗礼，逐渐形成了云南玉溪地区峨山、易门等，红河州蒙自、石屏、弥勒、江城等，楚雄双柏县等以南部方言区为主的彝族聚居区。
糯祖慕阿自和恒祖慕阿卧这两支，则沿着金沙江流域迁徙，进入了现在的凉山川南及昭通乌蒙山区。糯祖慕阿自分布在洛博以北，其部族向今云南昭通金沙江南岸和川西川南一带发展，成为今四川凉山地区彝族的重要先祖。该支在迁徙过程中居无定所，未设立六祖灵牌。他们以鹰为原生图腾，原居云南北部时，曾涌现出不少威名远扬的君长。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了今云南丽江、永胜、华坪、中甸、剑川、宁蒗，四川凉山西部喜德、昭觉、越西、西昌、冕宁、盐源等部分地区为主的北部方言聚居区，其中利利土司在这一区域闻名遐迩，直至今日。由于该地区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彝族的风情习俗，
因此被视作彝族文化的活化石。恒祖慕阿卧同样分布在洛博以北，世居滇东北，在此形成了盛极一时的乌蒙部。其后裔不断向贵州和四川方向拓展势力，其中扯勒部一度统治着贵州、成都等地；一支形成永宁部，进入四川川南的叙永、古蔺县；最大的一支与糯祖支系汇合，经云南永善县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雷波县等地，并在甘洛、越西，一直到乐山、广汉三星堆等广大地区居住下来。恒祖地区的后裔史称耿恒支系，他们自称诺苏濮，同样以鹰为原生图腾，原居云南北部时也诞生过众多声名显赫的君长，后来逐步迁徙至凉山东部雷波、峨边、屏山、美姑、甘洛、布拖等地，以阿都土司闻名于世，这里也因完整保留彝族风情，被称为彝族文化的活化石。
布祖慕阿克和默祖慕阿齐两支选择向中部发展，他们逐渐发展到现在曲靖、宣威和贵州兴义、普安、安顺、威宁、毕节、西义一带，其中少部分人南下进入现在的广西隆林等地。六祖分支后，布祖一支向实液中部发展，在宣威建立政权，古苦俄更播勒君长再次在贵州安顺地区建立政权，其部族逐步迁居至今安顺、威宁、赫章、六盘水等地，繁衍的后裔乌撒部势力范围不断扩大，扩至毕节、水城等地，威名远扬。在云南发展的一支则一度成为雄冠云南的南诏三十七部之首罗婺部，其后裔居住于云南武定禄劝等地，
以凤氏土司闻名至今。布祖后裔彝族自称纳苏濮、乃苏濮、阿罗濮，以虎为原生图腾，逐步形成以云南武定、禄劝、宣威、会泽、双柏，贵州的六盘水、威宁、盘县、赫章、纳雍等地为主的东部方言彝族聚居区，该支系保留了最为丰富和完整的彝族古籍，如彝文木刻印刷本、彝文名刻本《罗婺盛世名》、武定《常氏家谱》、罗婺《彝家兵法》以及《彝族源流》等。默祖一支向实液中部发展后，子孙遍及滇川黔桂，
又称为默德施，是彝族史上著名的水西安氏部，有史记载八十四代，以安土司、奢香夫人等最为著名。其余阿芋陡部、芒部等也曾一度强盛，控制了云南曲靖、东川等地。后裔中的一支迁回今云南昭通镇雄，一支迁往贵州的兴义、盘县、普安等地，甚至直入广西隆林。默祖后裔自称纳苏、罗苏，以虎为原生图腾，后逐步形成今贵州毕节地区为主要聚居区的东部方言，水西土语区的彝族聚居区。
“六祖分支” 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地理迁徙，更是彝族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社会结构来看，在此之前，彝族可能处于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状态，而六祖分支后，各个分支在不同地区逐渐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势力，推动了彝族社会向更加复杂、多元的方向发展。
在文化传承方面，尽管各分支在发展过程中与当地其他民族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风貌，但他们始终铭记着共同的祖先和 “六祖分支” 的历史，通过口传心授、谱系记录、祭祀仪式等方式，将彝族的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这种对共同起源的认同，成为了维系彝族各支系之间紧密联系的精神纽带，即使在不同地区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发展演变，彝族各支系之间依然能够凭借共同的文化基因找到彼此的归属感。
在经济发展上，各分支根据迁徙地区的自然环境，发展出了不同的经济模式。例如，有的分支在适宜农耕的地区，大力发展农业，种植水稻、玉米、土豆等农作物；有的分支则利用山区的资源优势，发展畜牧业，养殖牛羊等牲畜；还有的分支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开展贸易活动，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六祖分支” 为彝族在西南地区的广泛分布和多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影响深远，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彝族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之一。
在彝族的历史长河中，黑彝与白彝作为两个重要的分支，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元明以前，寻甸彝族都统一自称聂苏濮，内部并无黑白支系之分，族内产生黑白支系的差别，主要源于彝族内部发展的不平衡。
元明以后，内地大量汉族进入寻甸，这一历史事件对彝族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接近汉族分布的部分彝族，由于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辐射，社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在与汉族频繁的交往过程中，他们在生活习惯等方面逐渐吸收了一些汉族元素。例如，在服装上，从原来穿着麻布衣改为穿着黑棉布衣。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部分彝族逐渐汉化，融入了汉族群体；同时，也有一部分汉族因长期与彝族相处，
受到彝族文化的熏陶，最终彝化成为彝族的一部分。这种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在彝族的不少民间传说中都有体现，反映了当时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而另一部分从其他地方迁来的彝族，在迁来寻甸之前，自身发展程度就相对较高。这部分发展程度较高的彝族，在后来逐渐被称为黑彝。与之相对，离汉族地区较远、与汉族交往较少的另一部分彝族，在生活习惯上则较多地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尤其是在服饰方面，他们一直坚守着穿麻布衣服的传统，这部分彝族则被称为白彝。
明清时期，寻甸的有关方志中除记载有黑彝、白彝两个支系外，还有干彝的记载。实际上，干彝属于白彝的一部分。从分布区域来看，黑彝大部分分布于半山区和山区，少部分与汉族杂居。由于与汉族交流较多，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其发展程度较之白彝要高，在服饰方面大部分已经汉化，生活习俗也深受汉族影响。而白彝族大部分分布于山区和高寒山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与外界交流较少，发展程度普遍低于黑彝，在生活习惯上保留了更多本民族的传统特色。虽然黑彝和白彝语言相同，但在语音上稍有差别，正如史书中记载 “黑罗罗大抵与白罗罗同，惟语言少异”。
关于黑彝与白彝分支的原因，在寻甸彝族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明代寻甸彝族土司后裔安铨起兵反明，明朝政府派重兵前来镇压，并扬言要将彝族斩尽杀绝。在此危急关头，安铨下令，彝族人必须在一夜间全部换上汉族穿的黑棉布衣，装扮成汉族模样逃跑。于是，接近汉族地区的彝族迅速换上了黑棉布衣，
并且为了更好地伪装，努力学习汉语，后来这部分彝族逐渐变成了汉族。有一部分彝族虽然换上了黑棉布衣，但由于语言不通，不会讲汉语，只能跑到东川、昭通一带隐藏起来。而居住在高寒山区、离汉族地区较远的这部分彝族，由于无法及时找到黑棉布衣，无奈之下只得逃进深山老林中躲避灾祸。事态平息后，逃到各地的彝族纷纷返回家园，那些穿着黑棉布衣回来的彝族就被称为黑彝族，而依然穿着白麻布衣回来的彝族则被称为白彝族。这个传说虽然带有一定的民间演绎色彩，但从侧面反映了历史上民族迁徙、融合以及社会变革对彝族内部支系形成的影响。
从社会阶层角度来看，由于黑彝族发展程度较高，并且受到汉族封建地主经济的影响，土官及后来的地主绝大部分出自黑彝群体，而白彝大多成为黑彝地主的佃户。在长期的阶级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黑为贵，白为贱” 的等级观念。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等级观念并不意味着所有黑彝都是统治者，所有白彝都是被统治者，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黑彝和白彝群体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分化和社会角色。
在文化习俗方面，黑彝与白彝既有共同的彝族文化根基，又存在一些因发展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特点。例如，黑彝喜爱黑色，服饰多以黑色为主色，认为黑色庄重、高贵，在唐宋时期被称为 “乌蛮”。彝文史籍《彝族源流》称 “深遂三十三层地，成于黑色圆圈”，体现了黑彝用黑色代表人类与大地紧密相连的文化内涵。黑彝男子在民国时期多披羊毛毡，以青布包头或戴瓜皮帽，身着青布长衫，系腰带，有的穿对襟短衣，
穿草鞋或放羊皮鞋，少数穿布鞋、皮鞋，新中国建立以后男服饰与汉族无异。黑彝妇女梳发簪于头顶，戴一块银制等腰三角形的头饰，上雕刻金鱼龙门、二龙抢宝、魁阁、书籍文具、各类武器、各种名贵花卉，叫做 “凉帽”，帽沿钉有银泡、银链等银器饰物。上装内衣为青色或粉蓝色右衽斜襟衣，长过膝，边沿镶花边，衣角绣花，衣领周沿镶圆形宽边，袖口稍小，镶二道宽花边。外衣为黑色金绒褂子，边沿镶花边，以银泡钉成 “双工” 字纹，领扣用两块银制半圆形作扣子，叫做 “牌扣”，系花围腰，围腰领带全用银链，链上附有虎形、狮形、鸟形银别，末端系银器饰物若干。而白彝在服饰、习俗等方面则更多保留了传统彝族的特色，如服饰多以白色或原色麻布为主，在一些传统节日和祭祀活动中，其仪式和流程也与黑彝存在一定差异。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民族政策的推行，彝族不再以尊卑、高低划分支系，而是从衣着服饰颜色、语言、风俗习惯等更为多元和客观的角度来进行区分。这一转变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民族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黑彝与白彝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共同作为彝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迈向新的发展阶段，传承和弘扬着彝族丰富多彩的文化。
来源：彝空间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