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早已反复验证：与人共打江山易，与人共坐江山难。得天下者，往往先清算功臣；这并非简单的忘恩负义，而是权力游戏的必然——若不剪除羽翼，便有人自立为王。于是开国元勋也好，创业元老也罢，最终都难逃被集权者“杯酒释兵权”或“血洗功臣台”的命运。人性如此，权力面前，共

历史早已反复验证：与人共打江山易，与人共坐江山难。得天下者，往往先清算功臣；这并非简单的忘恩负义，而是权力游戏的必然——若不剪除羽翼，便有人自立为王。于是开国元勋也好，创业元老也罢，最终都难逃被集权者“杯酒释兵权”或“血洗功臣台”的命运。人性如此，权力面前，共患难易，共富贵难。

——关于权力、恐惧与制度演化的深度考察

一、引子：从“杯酒”到“血洗”的同一逻辑

北宋建隆二年（961）七月初九夜，赵匡胤在东京汴梁的后苑设宴。史书记载，他“从容语诸将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次日，石守信、高怀德等十数位拥立功臣“皆称疾请罢”。一场酒局，没有刀光剑影，却完成了对开国武人集团的权力回收。

四百多年后，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以“蓝玉谋反”为由，株连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狱”。同样是开国君主，同样是功臣宿将，结局却从“释兵权”滑向“血洗功臣台”。

“杯酒”与“血洗”看似两端，实则共享同一套权力公式：打江山阶段需要“用众力”，坐江山阶段必须“归一权”。当制度无法提供可信的安全承诺，君主只能依赖最原始的暴力清算。

二、结构视角：功臣为何必然成为“制度剩余”

1. 军功集团的“资产专用性”

打江山时，将领们以生命投资换取未来收益。一旦天下既定，这些“资产”便失去专用场景：骑兵与攻城术在太平年景毫无用武之地。按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当投资无法转作他用，投资者就面临被“敲竹杠”的高风险。功臣们无法把“战功”改行做盐铁买卖，只能坐等君主兑现政治回报。

2. 皇权—功臣的“双边垄断”困境

君主需要功臣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你们当年选我”），功臣也需要君主兑现封赏（“我当年押的你”）。双方形成双边垄断。和平年代，信息趋于对称，君主发现功臣的“不可替代性”已大幅下降；功臣却发现自己的“议价能力”迅速衰减。双边垄断一旦失衡，就是零和甚至负和博弈。

3. 组织规模的“科斯天花板”

打江山时，组织边界可以无限扩张：一个兵、一个县、一条粮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坐江山后，版图固定，扩张停止，组织成本陡升。功臣集团就像企业里的早期合伙人，在组织到达“科斯天花板”后，必须被“内部交易成本”更高的科层制取代。朱元璋废丞相、朱棣设内阁，都是把“合伙人”降格为“职业经理人”。

三、心理视角：恐惧如何被几何级放大

1. 信息的不对称与“黑箱效应”

战争期间，君主与将领共享战场情报，甚至同帐而眠。和平降临，空间隔离、信息分层，君主无法判断功臣是否“有二心”，功臣也无法确信君主是否“念旧情”。双方陷入托马斯·谢林所说的“恐惧的博弈”：我先动手，只因害怕你先动手。

2. 合法性焦虑与“替罪羊机制”

每一个开国君主都面临“得国不正”的原罪：赵匡胤陈桥兵变、朱元璋“驱逐蒙元”却出身草寇。为转移合法性焦虑，需要制造“敌人”来证明继续掌权的必要性。功臣因掌握暴力且名望过高，天然是最佳替罪羊。

3. 代际更替的“时间炸弹”

第一代君臣尚有战场情谊，第二代、第三代只能通过档案、传说去理解“叔叔们”的功勋。时间抹平恩义，放大威胁。李世民晚年对尉迟敬德说：“人或言卿反，何也？”尉迟免冠叩首，血流满面——这已是贞观十七年，距玄武门之变二十三年，仍逃不过疑忌。

四、制度视角：如何把“血洗”变成“自裁”

1. 从“人质”到“期权”：分封的演化

西周大分封，诸侯把子弟送京城为质，换取王室不征伐；汉初郡国并行，以同姓王代异姓王；宋太祖“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用“差遣”代替世袭。每一次制度微调，都在降低君主对“肉体消灭”的依赖。

2. 文官系统与“功绩折旧”

科举制在宋成熟，明清鼎盛，其核心功能是把“军功”折现为“文功”。进士出身者十年寒窗，与马上得天下的“丘八”天然对立。文官集团成为皇权的新盟友，稀释了功臣的议价能力。

3. 现代企业的“股权+退出”

硅谷VC的经典条款——Vesting（分批兑现）、Cliff（满一年才生效）、Buyback（离职回购）——本质上是把“血洗”自动化。创始人、早期员工在上市或被收购前离开，只能带走已兑现部分；留在公司的，也因期权池不断稀释，不再具备“逼宫”能量。

华为1990年搞“内部股”，2001年改为“虚拟受限股”，再升级为TUP（Time Unit Plan），每五年清零重发。任正非说：“我们不是要消灭功臣，而是让功臣永远靠未来吃饭。”

五、余论：无法被制度消化的最后一步

再精巧的设计，也挡不住“人”的变量。赵匡胤以“和亲”方式赎买，仍被其弟赵匡义烛影斧声；朱元璋大开杀戒，死后四年即爆发靖难之役；雍正帝创军机处、密折制度，依旧留下“年羹尧、隆科多”的刀口。

根本原因在于：任何制度都建立在“可信承诺”之上，而承诺的可信度取决于暴力资源的最终归属。只要最高暴力仍被个人或家族垄断，制度就永远留有“人治”的后门。

今天的企业、政党、国家，用股权、任期、宪法、审计、媒体、司法等多重锁链，把“血洗”压缩成“和平分手”，却无法彻底消除恐惧。真正的终点，是把暴力彻底国有化、程序化、去人格化——那已是现代国家理论的终极命题：

“把权力关进笼子”之前，先要回答：谁把“关笼子的人”关进笼子？

结语

“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并非人性之恶，而是权力结构的必然。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总在押韵。从陈桥驿到蓝玉案，从硅谷期权到华为TUP，每一次“杯酒”或“血洗”，都是制度与人心短暂均衡后的又一次失衡。

理解这一点，不是为了给暴君开脱，而是为了在下一次循环到来前，提前设计更精密的“缓释阀”。毕竟，人类全部政治文明的进步，都写在如何把“血洗”变成“握手”的漫长脚注里。

来源：辩证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