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军政委改任参谋长，又从副兵团职提拔正职，用了20多年

摘要：“1952年三月的傍晚，刘亚楼在西郊机场轻拍李中权的肩膀：‘老李，先把包袱放下，参谋长的活儿，干吗？’”一句简短的询问，透露出当年的紧张空气，也拉开了这位将领职务起落漫长拉锯的序幕。

“1952年三月的傍晚，刘亚楼在西郊机场轻拍李中权的肩膀：‘老李，先把包袱放下，参谋长的活儿，干吗？’”一句简短的询问，透露出当年的紧张空气，也拉开了这位将领职务起落漫长拉锯的序幕。

“三反”运动席卷军内外时，抓“老虎”与“苍蝇”风声鹤唳。曾任空3军政委的李中权被点名，先是“建议开除党籍”，后在中南军区负责人的坚持下改为“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处理。表面看仍是正军职，实质却已被调离权力核心，无声的贬谪比明降更沉重。

实际上，李中权早在华东野战军时期就以严谨治军闻名。46军党委书记、淮海战场督战、三野渡江，履历漂亮到挑不出瑕疵。可运动来临，资历与功劳暂时失色，连1952年全军评级也只被列进副军级——这意味着军衔、薪金统统缩水。军衔制尚未正式实施，他的天花板却提前扣下。

调往华北军区空军担任参谋长时，他身边已经没有党委书记的红袖章，也没有“主官”两个字。参谋长要操心从飞行计划到后勤油料的每个细节，却缺少最终拍板的权力。那几年，他常被同事调侃“政委出身的勤务兵”。李中权自嘲一句：“少说废话，多看地图。”然后埋头整合8个航空兵师的训练科目，硬是在低温多风的张家口基地把飞行事故率压至全军最低。

空军党委在1955年向总政递交报告，称李中权“严格治军、成绩显著，建议撤销处分”。批示同意，却迟迟没下文。他苦笑说“批准纸条夹在案卷里，案卷压在抽屉底”，机关里无人再提。正是这种尴尬身份，让他被称作“戴帽干部”，使用时可前排站位，提拔时却永远缺最后一票。

1955年军衔制启动，空军干部部按惯例把正军级以上填入中将名册。李中权是副军级，自然榜上无名。正当他准备默默签字领大校衔，刘亚楼与黄克诚在军委碰头，一句“处分过重”改变走向。年末，他改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职务抬升至副兵团级。这一步并不算翻身，却让他重新进入决策通道。

副兵团职一待就是二十二年。其间北京军区空军军事主官屡有调动，政治主官长期病休，司令员位置甚至一度空缺三载。文件上写的“主持工作”，实则全靠李中权临时撑场。1963年罗元发住院，他再次代理司令。不少干部打趣：“北空没有正式司令，只有‘永久代理’。”他笑而不答，只在会议桌上频繁敲笔提醒自己不要越权。

1966年风暴来袭，他因“老三反剩案”被批判，撤离岗位，卷宗再次被翻出。直到1975年，中央军委复查决定“问题本质为工作方式粗糙”，他才重返原职。一张任职令写道：“恢复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职务。”熟悉的头衔，陌生的年代，连作训地图上的机场跑道都换了方向。

1978年调往南京，出任南空第一副司令，无缝对接南方高温高盐环境下的舰载机试飞。仅一年，组织上让他转岗第二政委。有人问为何突然改政工路线，他耸肩：“干过政委，又做过参谋长，换个角度管人带队，也算用老本行。”实际上，这次变动伴随一次关键评级——正兵团职终于落在他的任命书上，比同批同龄人足足晚了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