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在的国际安全领域，中国的话语权是严重缺失的。什么叫做话语权呢？简单来说，就是对国际事件或者国际事务的定义权，也是对国际制度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同时也是对国际上是非曲直的评判权。
如果中国要从一个地区性国家成长成一个全球性的国家，甚至我们要领导世界事务，那仅有这些战略是不够的，还缺一个叫做话语权的东西。
现在的国际安全领域，中国的话语权是严重缺失的。什么叫做话语权呢？简单来说，就是对国际事件或者国际事务的定义权，也是对国际制度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同时也是对国际上是非曲直的评判权。
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拥有了话语权，就可以给国际上发生的事情定性，可以制定和按我们的意愿使用国际制度，也可以对国际上发生的其他的事情评判是非。一旦拥有了话语权，是不是就可以用它来为我们的国家利益服务，至少可以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我们所关注的一些利益领域。
话语权起于话语，它的落脚点是“权”，但是中国的权力是不够的。为方便理解话语权，这里举个例，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一种政治现象，尤其是在权力分散到地方的时候，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比如说三国时期的曹操携汉献帝以令诸侯。大家想想，曹操是不是就拥有了话语权，谁还没有跟他打仗，他就可以以天子的名义说，你是叛乱。这是不是对战争性质的一个定义权，你是叛乱，我是政府，所以我拥有大义的名分，你还没有打仗，你就已经非正义。
第二，可以利用制度来为自己服务，比如说人事制度或者叫人事权。曹操曾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这两个地方当时在刘备手里，他就是想挑起孙刘之争，这是利用朝廷的制度来为自己服务。而曹操不在这个事情当中，他可以对事情是非进行评判。
比如袁绍和公孙瓒作战，公孙瓒战败。曹操把袁绍夺得的土地全都给分封给他，这就是对他行为的一种肯定，尽管曹操心里面已经把袁绍当成敌人，但是他可以用这种方式让袁绍对他放松警惕。这是我们中国古代比较经典的话语权例子。
现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主要还是在西方世界，更具体一点的说主要还是被美国掌握，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国际安全领域的议题是美国设置的，或者说主要由他提出一些吸引人们关注的话题。大家想一想，他肯定要把自己最关注的和自己国家利益最相关的议题推到前面，让世人都来看这些话题。
第二点，美国可以对国际行为体的属性进行评定，比如说他说利比亚是邪恶国家，其他国家马上会说卡扎菲不是我们的老朋友，就因为话语权在美国那里。
第三，美国可以对整个世界的国际安全环境进行定义，他可以认为这个地方安不安全。比如印度核试验的时候，没有听说过印核问题。因为美国认为印度是可以拥有核武器的，而朝鲜要拥有核武器，美国就会站出来说朝核问题不安全，这就是美国在国际安全领域拥有话语权的体现，尤其是现在美国更多的谈论环境安全，全世界都在跟风谈论环境安全，包括中国大量的学者也开始追时髦谈论环境安全。
那问题来了，中国为什么没有话语权？既然是美国拥有，我们向美国学习不行吗？这就需要探讨中国话语权缺失的一些原因。
比较深层次的原因大概有两个。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具备掌握话语权的基因，或者说缺乏去争夺话语权的动力。因为中国的语言表达不太容易被西方理解，这是双方思维模式和哲学传统的冲突造成的。比如中国中庸式的思维跟美国二元对立的思维就不一样。而美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容易把事情搞得很绝对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比如现实主义，美国就假设人性是绝对邪恶的，中国的中庸式思维思考问题比较不偏不倚。我们表达一个东西往往是很多词语的意义，没有倾向于哪一方，甚至是故意保持各个方面的完整性。
另外一个中国对于文化具有一种多元化的文化倾向。而这一点跟西方的普世性的文化形象又不一样。比如从中国古代可以发现，包括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后，都发展壮大生根发芽，和中国本土文化结合都非常好，这就是中国对文化多元化的倾向，保证他们有比较优越的生存环境。
西方普世性的文化思维是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基督教是一个异神论宗教，它认为自己有一种得自上天的使命感，觉得自己义务把福音传播出去，其他的文明文化接受就是你们的福音，所以它不具备这种多元化的文化倾向。因此在表达的过程中，很多时候说的是同一个词，但是内涵却不同。比如中国说和平崛起，强调的其实是和平，但在西方看见的重点是崛起。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自己设置议题的能力不足，你要有话语权，就要针对某些话题来表达，要先设立起来议题。但是中国这方面的能力严重缺失，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从主观上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学习型文化，是一种兼容性文化内敛型文化。所以我们不是特别倾向于把自己的利益表达得非常张扬，以防我们会强人所难。
这样的思维方式注定我们在考虑利益的时候，可能会在心里面想的很清楚。但是让我们说出去，而且是见人就说，这有一定情绪上的困难。而另外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从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时间应该说是非常快的，心理上的准备就没有做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从一个世界的尺度去思考一些问题。
比如我们经常提到中国特色，包括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是致力于打造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观。这一方面表现出我们对自己的独特性，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体现出我们思维中的保守成分。
我们何曾听说过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美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观以及欧洲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所以说中国设置议题的能力不足，不仅仅是一个心理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目前还处于后工业时代。这个时代对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已经过去，而且过去的非常之早。以至于我们现在关注的话题、问题，西方人不关注，我们也很难吸引他们来关注。更有甚者，西方经过这样一个阶段之后，也不想向你传达一些友谊经验，让你少走一些弯路。
比如说2012年，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交付海军使用。同一年美国正在考虑怎么在太空布置激光武器。因为美国在二战的时候，已经使用航母群在作战。而中国现在第一艘航空母舰才刚刚开始使用，而美国在考虑怎么在太空布置武器直接打击地面目标，可以说两个国家根本就在两个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回过头来讨论航空母舰的问题，他可能把这个问题已经思考的非常成熟，很难陪你去关注这一类的话题。中国又没有先进到能够关注那样的话题，所以双方这个关注的东西就很难这个放在一起。所以中国设置议题的能力不足，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而这个客观原因是一定的时代造成。
中国和美国思维方式和哲学传统不同以及中国自己设置议题的能力有限，这些都造成中国话语权的缺失。而且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对策。我们不可能说放弃自己的德学传统，这是深入骨髓的东西，携带在每个人的基因里。我们也不可能说瞬间把后工业时代给跨过，因为我们发展确实起步比别人要晚，这是客观现实。所以我们怎样把自己的话语权给弥补上，比较可行的一个方式，绝对不是说而是做。
因为你的问题本身就出在说上，就好像你只会说汉语，对方只会说英语，然后玩了命的表达自己，机械的重复自己的观点，这个意义不大。如果真的要打动他们，只能靠做。中国可以致力于取得一些比较大的成就，这些成就要具备两个特点。
第一，这些成就在西方的理解范围之外，那这样的话，他就会产生一定的兴趣，来向你学习，
话语权自然就流转到我们这里。第二，这些成就必须与西方具有一定的互利性。不然的话，西方会认为这是比较奇怪的结果，他可能会来摧毁你，不会向你学习。比如中国经济的持续和稳定的发展，美国从中国经济的这种持续快速发展里得到多少好处，中国买了美国多少国债，中国的市场购买力消耗了多少美国的奢侈品，这都是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得到的好处。
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所以要靠做，而不能还是机械的靠说。类似于这样的成就，我们取得的越多，我们获得的话语权的比重就越大。
来源：掘古探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