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穿着军装的女护士，单手抓着门把，另一只手想去拉车窗上的铁栏杆。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火车启动的时候，有人还挂在车门上。

一个穿着军装的女护士，单手抓着门把，另一只手想去拉车窗上的铁栏杆。

她的指甲全断了，手臂上全是泥水和血。

车厢里的人低头不看。

有人伸脚，把她踩下去。

那天是1945年8月11日，地点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一处铁路支线。

苏军已经推进到松花江一线，731部队的主要设施开始紧急撤离。

这名护士的名字没人记下。

后来在一份被缴获的日军内部备忘录里，这列车被称为“最后一批实验部队转移列车”。

可她没能上去。

这就是那段事情的起点之一。

但要说起来，还得从一个更早的决定讲起——731部队内部的“灭证命令”。

那年8月9日凌晨，苏联对日宣战。

当天中午，731部队最高负责人石井四郎发布口头命令：销毁所有实验记录，清除“无法转移的实验对象”。

但“对象”两个字，在那时候的范围已经模糊了。

不只是中国人、朝鲜人，还有伤重不能动的日本士兵，甚至是随军的日本女性。

那些原本是“自己人”的人。

一位叫高桥加代的年轻军医，20岁，在那几天被安排在医务室处理“后送无望的伤员”。

她后来在日记里记下了几个细节。

比如她第一次接过空气针的时候，整个右手臂都在发抖。

比如她注射完第一个病人后，军官进来问了一句：“下一个准备好了吗？”

她没敢看病人的眼睛。

她说：“我怕他还活着。”

你听起来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

可在那时候，这是“必要的处置”。731部队的整体撤退不是一场常规转移，而是一次系统性的“覆灭行动”。

大批资料烧掉，实验设施炸毁，人——就在那些日记里称作“材料”——被秘密处理。

这些“材料”里，有不少是日本兵。

那会儿的伤兵太多，医疗资源不足，能动的就撤，不能动的，就留在了医院。

“皇军不能成为敌人的俘虏。”这是当时的口号。

听上去像是忠诚，其实是放弃。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对女性的处理。731部队有不少护士，还有军官家属。

那几天，她们被集中到一处小型指挥所里。

有人说是为了“统一安排撤离”，可实际上，那地方根本没准备任何运送计划。

高桥加代在日记里写到：“她们坐在地上，背靠着背，几乎不说话。

有人哭，更多人只是盯着地板。”

后来，军官拿出了一小瓶药丸，说是“给帝国最后的温柔”。

有人吞下了。

有人拒绝。

拒绝的人没有再说话。

因为军刀很快就落下了。

这些事，战后很少有人提。731部队的档案在日本本土几乎被全毁，幸存的几份记录还是苏联军方从现场搜到的。

美军也留有一份内部备忘录，但只在1976年那次国会听证会上被间接提及。

高桥的日记是个例外。

她战后回到日本，在东京郊外当了一名乡村医生。

她没有被起诉，也没有被公开过。

只是写了一本自传性质的手记，原本只是想寄给当年的一位同事，后来这份材料被其家属保留了下来，直到2003年才被公开。

她在最后一页写了一句话：“我记得她的脸，咬着嘴唇，不肯吃那颗药。

她说，‘我还想活着回家。’”

那年冬天，日本投降了。731部队的大部分军官被美军带走，没有经过审判。

石井四郎后来在美国讲学，直到1959年因喉癌去世。

而那些在火车站被踢下去的女人，没人知道她们的名字。

参考资料：

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光文社，1981年

常石敬一，《细菌战：日本第731部队调查实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Sheldon H. Harris，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Routledge， 2002

《关东军档案汇编（第二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

来源：智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