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0年,被软禁长达半个世纪的张学良在台北接受采访时,罕见地提到了1929年那场震动东北的“老虎厅事件”。
1990年,被软禁长达半个世纪的张学良在台北接受采访时,罕见地提到了1929年那场震动东北的“老虎厅事件”。
彼时,这位已近九旬的老人颤抖着从保险柜中取出一枚泛黄的袁大头银元,声音低沉地说:“当年我抛了六次,每次都是正面。”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其实这枚看似普通的银元,却承载着张学良一生的悔恨与困惑,也揭开了近代中国最具戏剧性的政治谋杀事件的神秘面纱。
如今,当我们走进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来到大青楼中的老虎厅时,顿时有一股肃杀之气席卷全身。
其实如此感觉倒不是那只活灵活现的老虎标本,而是这里再现了当年张字良命令枪杀杨宇霆、常荫槐的现场景观。
当时在灰暗的灯光下,老虎厅中的“老虎”怒目而视,而杨宇霆、常荫槐二人在全副武装的卫士面前束手就擒,其气氛确实有点儿令人毛骨悚然。
那么,这到底是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往事,张学良为何要杀他俩呢?
1928年6月4日,随着皇姑屯的爆炸声,不仅张作霖的就此殒命,更将年仅27岁的张学良推上了东北权力的巅峰。
彼时的东北,外有日本关东军虎视眈眈,内有奉系元老派系林立。作为张作霖的“智囊”,杨宇霆以45岁的年纪成为张学良最棘手的挑战。
要知道,杨宇霆绝非等闲之辈。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不仅主导建立了亚洲最大的沈阳兵工厂,而且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由此,张作霖生前曾感慨:“邻葛(杨宇霆字)之才,胜我十倍。”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张大帅的这种倚重也埋下隐患,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杨宇霆在奉系内部形成了以士官派为核心的权力网络,其势力渗透到军事、财政、外交各个领域。
尤其张学良继位后,杨宇霆的态度却发发生微妙变化。据悉,他曾经直言:“我可以跟你父亲,但不能跟你做事。”
可以说,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着实让少帅内心不爽。更是在杨父寿宴上达到顶点。
那一天,张学良携带30根金条、银元 2万块,去给杨宇霆的父亲祝寿,当时满座宾客对“杨督办到”全体起立以示敬意,哪知却对“总司令到”反应十分冷淡。
可以想象,这种公然的羞辱,任谁都会感觉气愤,于是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东北究竟是谁的天下?”
尤其杨宇霆对张学良最为致命的打击是,在东北易帜问题上他居然公开对抗。
当当张学良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杨宇霆不仅拒绝参加合影,更让自家公馆高悬五色旗,与满城的青天白日旗形成刺眼对比。
而素有大脑袋之称的常荫槐,对张学良也非 常藐视。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因张稍顶了他两句,他竟当场指着张的鼻子大骂辱骂,并且还常对左右讲:”所有的车辆都归我管,小六子算个什么东西,他管不了我。 ”
可以说杨、常二人如此明目张胆的表态,无异于在东北政坛投下一颗炸弹。
最终,事情的导火索一触即发。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与常荫槐闯入大帅府,要求张学良签署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文件。
其实这份文件的实质,是将东北铁路管辖权交给杨宇霆的亲信,彻底架空张学良的经济命脉。
“汉卿,别拖了,签个字不过几分钟”
在杨宇霆一遍遍催促下,张学良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与恐惧。当二人走后,他把茶几上 的杯子摔个粉碎。
于是就在当晚,张学良在大帅府二楼的卧室里,做出了震惊中外的决定。
当时的他其实也非常纠结,但又苦于无可奈何,最终,他取出一枚袁大头银元,对妻子于凤至说:“只要6次正面朝上,就按天意办。”
第一次抛,银元在桌上旋转数圈后正面朝上;第二次、第三次依然如此。
要知道,杀人恶名确实让人发指,而于凤至也不忍丈夫受到众人非议,于是提议以反面为杀,哪知张学良连续又抛三次后,结果全是反面。
面对这种诡异的结果,让张学良喃喃自语:“这是天意,怪不得我。”
其实作为奉系第三代领袖,张学良确实面临尴尬境地,他既缺乏父亲的威望,又要与内部“士官派”与“陆大派”斗智斗勇。
尤其蒋介石也密电提醒过:“杨宇霆与白崇禧勾结,欲取而代之。”
那么,在这种内外交困中,抛硬币或许成为张学良逃避决策责任的心理出口。
就这样,张当即命人召来卫士长高纪毅,如此这般的吩咐了一遍,并且下达命令,立刻将杨、常处死,就在老虎厅动手。
当杨、常二人大摇大摆再次走进来时,两人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即将断送。
当时张学良以“饭后商议”为由离开时,高纪毅率领6名卫士立马冲入房间,还没等杨宇霆反应过来,子弹已穿透他的太阳穴。而常荫槐破口大骂的声音也未落,瞬间倒在血泊中。
据悉,整个过程仅用了90秒,但这90秒改写了东北的历史走向。
事后,张学良派人给杨宇霆家属送去1万元抚恤金,并亲笔写下挽联:“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由此可见,张学良将自己比作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试图为这场杀戮披上“为国除奸”的外衣。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实杨宇霆对日态度远比张学良强硬。
就在1927年,当日本公使要求中日杂居时,杨宇霆拍案而起:“这是二十一条的翻版!”而他主持修建的奉海铁路,更是打破了日本对东北铁路的垄断。
由此,杨宇霆的这种民族立场,也让晚年的张学良在反思中成为永远的痛:“杀杨宇霆如同自断臂膀,从此奉军只剩躯壳。”
可以说“杨常事件”的影响远超东北一隅。
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立马认为“张学良已失去控制元老的能力”,于是加速了“九一八”事变的策划。
而在东北军内部,士官派骨干纷纷辞职或投靠日本,导致军队凝聚力骤降。
那么,当关东军进攻北大营时,许多东北军将领选择不抵抗的情形,实际上也是对杨常事件的消极反抗。
令人唏嘘的是,张学良的命运也因此改变。这场杀戮让他短期内巩固了权力,却在精神上留下永久创伤。
据悉,当1990年张学良重获自由后,专程托人将杨宇霆后人接到美国,对着旧照片长叹:“我和他都是历史的棋子。”
而那枚决定命运的银元,最终被捐给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
来源:寻史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