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师宗大园子墓地》（以下简称《大园子》）正式刊行，这无疑是西南夷考古的一件盛事，值得庆贺！作为西南夷考古的最新成果，《大园子》不仅是滇黔桂三省区交会地带的第一部考古发掘
2024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师宗大园子墓地》（以下简称《大园子》）正式刊行，这无疑是西南夷考古的一件盛事，值得庆贺！作为西南夷考古的最新成果，《大园子》不仅是滇黔桂三省区交会地带的第一部考古发掘报告，填补了西南夷人群分布的地域空白，而且也为进一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土著青铜文化谱系与族群互动、社会演进等诸多学术议题提供了全新材料。
《师宗大园子墓地》（全二册）
编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市文物管理所、师宗县文物管理所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大园子墓地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会地带的滇东高原，位于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漾月街道新村社区新村下寨，系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堆墓地，分布面积约7000平方米，2015-2016年间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对该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350平方米，清理墓葬402座，出土各类器物600余件（组），《大园子》便是对以上两次考古发掘的全面报道。
《大园子》分上下两册，主体部分由绪论与上编“田野考古报告”、下编“科技考古报告”组成。通过仔细研读，我认为该报告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第一，编撰体例科学严谨。报告对出土遗存的介绍既有综述，亦有分述，结构清晰、秩序井然，尤其墓葬分述中按墓葬单位逐一介绍随葬品，把随葬品还原到各个墓葬当中，器物真实埋藏情境与遗迹遗物相互关系一目了然，极大地方便了读者阅读和使用。同时，田野考古报告与科技考古报告各为一编，后者不再仅作为附录，而正式与田野考古报告共同成为了报告的两大核心内容，这一体例完全适应了当代科技考古深度融入考古研究中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为未来类似遗存的报告书写提供了相应参考。
第二，资料公布全面系统，综合阐释言之有据。报告以墓葬综述、出土遗物、墓葬分述、主要认识与墓葬登记表五部分全面、系统、准确地公布了大园子墓地的全部田野资料，行文连贯、语言洗练，阅读过程中无不感受到编写者深厚的学养与文字功底。在呈现形式上，830余幅图片、30多个表格、230余幅图版与文字表述有机结合，详尽揭示了大园子墓地的方方面面。报告在主要认识中对大园子墓地的分期、年代、文化特征、族属及其他社会历史信息进行了多维度的综合阐释，清晰展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大园子人群社会发展的生动场景，“透物见人、以物论史”的学科目标得以进一步凸显。
第三，注重细节。报告无论文字还是图片均注重对细节的表现，如墓葬形制与随葬品形制、纹饰的细部特征以及随葬品组合方式、位置关系等，显然也只有通过扎实细致的田野工作，才能捕捉到各种细节，这是考古工作精细化的具体表现之一。对于细节的重视一方面可使读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考古材料，另一方面也为相关专题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如对器物纹饰细节的强调将直接有利于相关纹饰艺术研究。同时，考古学研究中，宏观认识的提出往往也离不开微观证据的不断积累，故而考古细节无论对专题还是宏观研究都至关重要。
第四，多学科交叉研究卓有成效。报告对出土材料开展了广泛的科技检测与研究工作，取得了众多新的认识。如对铜器的检测显示大园子人群在早期就有使用专供矿料来进行专门化生产的行为，其矿料有两个以上的来源地，分别来自滇东北和滇东南；对特殊材料制品的检测显示大园子人群已掌握桦树皮焦油的生产工艺，并且已将其用于装饰领域，这是大园子墓地的重要发现，同时也是我国考古工作中的首次发现。科技手段的深度介入大大突破了传统考古对考古遗存的“单一”叙事，从而实现了对考古遗存的“多线”叙事，显著提升了考古材料的研究价值。
21世纪初，《中国文物报》曾就“什么是理想的考古报告”发起专题讨论，众多学者先后就心目中理想的考古报告提出意见。整体来看，尽管学者们看法不一，但考古报告应全面系统、实事求是地公布全部考古资料，以便于读者研读利用却是普遍共识。考古报告作为对田野考古取得成果的报告书，亦作为田野工作的终点与后续研究的新起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想一部理想的考古报告既应全面无遗漏地公布田野收获，也要有助于学术进步，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奠定基础，以此对照《大园子》，可以发现其兼具翔实性与学术性，编写者在翔实发表材料的基础上，对涉及到的一系列学术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考古遗存由此实现了从无形叙事到有形叙事的飞跃，“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学术追求于此亦充分展现。因此，据上统观，《大园子》无疑是一部符合考古学学科发展要求的、理想的考古报告。
一直以来，由于文献少征，人们对于西南夷的认识多囿于中原史家碎片化的文本记录中，往往以蒙昧落后视之，难以触及其真实面貌。直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快速发展，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一大批土著青铜文化遗存的出土为系统了解西南夷的真实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契机，由此也促使学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西南夷地区的古代文化。时至今日，云贵高原的考古发现已呈蔚为大观之势，云贵高原早期文化积淀之丰厚早已不言自明，各地西南夷土著遗存纷纷涌现，师宗境内的大园子墓地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
在文化构成上，大园子墓地兼具滇文化、八塔台文化、石榴坝文化与自身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此反映出大园子人群在自身文化特征基础上与同时期的周边人群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文化交往。结合地域进一步观之，可以发现师宗大园子墓地不仅是诸文化的汇聚地，更是诸文化传播扩散的重要中继区，如滇文化经师宗坝子一带继续向东辐射，直至北盘江沿岸地带；八塔台文化通过师宗坝子向南与石洞村、大逸圃人群互动交锋等，其作为文化通道的重要价值尤为凸显。“毁器”是西南夷人群中一种颇为奇特的丧葬习俗，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该葬俗在盐源老龙头、宾川古底、个旧麻玉田、元江打篙陡及师宗邻近的陆良薛官堡、泸西石洞村、大逸圃等墓地中都有所发现。大园子墓地中也有40多座墓葬发现毁器现象，年代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持续到西汉中晚期，涉及器形有铜剑、戈、矛、削、扣饰、玉管、珠、陶纺轮等，毁坏形式有折弯、折断、打碎、火烧等多种，就铜器而言，经测定似有先焚烧后毁器的顺序。由此可见，一，大园子人群毁器应系西南夷人群毁器文化之重要一端，其兴起或与族群互动、文化传播密切相关；二，毁器在大园子人群中具有一定的流行度，但并非所有墓葬都是如此，其可能与墓主身份或死亡方式存在关联；三，毁器在大园子人群中有一定的沿用性，持续使用时间跨度大，据墓葬登记表来看，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毁器葬共有16座，西汉中晚期有28座，这或表明，毁器葬在西汉中晚期较之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更为流行。学界一般认为，“毁器”葬与鬼神崇拜、灵魂不灭或“鬼器”观念相关，因此，大园子人群的毁器意图很可能也是某种形而上的思想观念在丧葬器用上的具体呈现。另外，M58中的疑似殉人迹象也颇值关注，据笔者目前所见，晋宁石寨山、官渡羊甫头、呈贡天子庙、宜良纱帽山、盐源老龙头等土著墓地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殉人情况。大体来看，殉葬基本都发生在大型墓中，如羊甫头M113、天子庙M41、老龙头M6等，那么以此反证，M58墓主很可能在大园子人群中地位较高，故得以殉人。同时，殉人对于了解大园子人群社会性质与结构也大有裨益，一般情况下，墓主为主，殉者为仆或为奴，显然这已构成了两级的社会阶序。
总之，大园子墓地的发掘和《大园子》的刊布为深入探索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人群分布、族群互动、丧葬习俗与社会演进等诸多内容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考古学材料，同时也对完善滇东高原乃至云贵高原土著青铜文化谱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坚信，作为西南夷考古的最新力作，《大园子》将进一步推动西南夷考古的高水平发展。
作者：张晓超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考古文博系
来源：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