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首席研究员，奎尔梅斯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教授，在奎尔梅斯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思想史中心担任主任。他是2009年古根海姆奖得主，著有13部西班牙语作品。
作者｜埃利亚斯·何塞·帕尔蒂（Elías José Palti）
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首席研究员，奎尔梅斯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教授，在奎尔梅斯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思想史中心担任主任。他是2009年古根海姆奖得主，著有13部西班牙语作品。
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出现，国王不再是单纯的不同机构之间的仲裁者。现在，他有了与他的臣民完全不同的特质。只要他拥有神圣的本质，他就会切断与其他凡人的一切联系，并将自己置于超越和优越于他所行使权力的人的地位。这将是一次关键的政治转变。
在西班牙，这一转变伴随着菲利普二世统治末期开始的帝国危机。西班牙失去其在欧洲的殖民地是这一转变进程的分水岭，但这也与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一个更大范围的现象有关。专制主义的转变与旧封建帝国普遍主义理想的消解和国家君主制度的确立密切相关。我们可以称之为从文艺复兴君主制到巴洛克君主制的转变。巴洛克君主制实际上代表了西方思维模式的根本性重组，以及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语言的出现。它最终带来了一种科泽勒克所分析的比巴洛克时代早两个世纪的“鞍形期”。埃尔·格列柯（EI Greco）的画作《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很好地表达了巴洛克思想的结构（见图1.1）。通过对这幅画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这种结构后来是如何在更具体的政治层面上得以体现的。
《政治性的考古学：17世纪至今的权力制度》
[阿根廷] 埃利亚斯·何塞·帕尔蒂 著
刘博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7月
在图1.2的画中，埃尔·格列柯采用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神圣主题：伯爵之死和灵魂升入天堂。这是一种追求死后与神的最后交流的崇高精神。但是，我们从这里发现了一些新的引人注目的东西。如果我们将其与埃尔·格列柯早期的一幅画作《圣母永眠》比较，这种新颖性就会更加明显。
图1.1 埃尔·格列柯，《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The Burial of the Count of Orgaz,1586—1588)
图1.2 埃尔·格列柯，《圣母永眠》（The Sleeping of the Virgin,1565)
可以清楚地看到，《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中有一个分割线。一条水平线将画的顶部和底部赫然分开，即将神和凡人隔开。这两个空间实际上遵循着截然不同的逻辑，这体现在埃尔· 格列柯的拉伸和塑造人物的倾向上。这种倾向在这里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水平线以下的人物身体向下弯曲，似乎被其物质存在的重量压垮了，而水平线以上的人物身体则在上升的过程中向上延伸，寻求与上帝的合一。
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神圣与世俗相互渗透的理念，在形式与身体的和谐与美感中得到了体现，但这一理念已彻底消失。人物形象的夸张（巴洛克风格极具冲击力的典型表现）加剧了画作中间区域的隔阂，使人物无法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送葬队伍中的人们也无法直接看到上帝。唯一仰望并能看到上帝的人与送葬队伍是分隔开的。这个人就位于图中右下方：一名主持宗教仪式的神父。他的法袍上复现了神的褶子；同样的褶子也出现在基督的衣服和等待接受死者灵魂的裹尸布上。
神父的出现带来了一种新的深度感。事实上，几乎可以感觉到，我们可以从神父和送葬队伍之间穿过。《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实际上是第一幅描绘不同平面并创造三维效果的画作，这是巴洛克时期的典型技法，这种技法在委拉斯开兹的《拉斯梅尼纳斯》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神父的出现所产生的纵深效果还揭示了另一个全新的维度，即引入了一个新元素：一个中介人的形象。这个中介人是现在唯一能够在神与世俗之间重新建立沟通并恢复世界失去的统一性的人。尽管这种形象在基督教思想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它现在所履行的职能的特质无疑是全新的。从两个世界之间的交流中断的那一刻起，恢复联系就需要第三个因素的介入，这个因素不完全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但也不完全与它们格格不入；它既参与两个世界的统治，又不参与任何一个世界的统治。
最后，中介人的形象从此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也成为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正是中介人的存在强化了支撑和定义17世纪的悲剧意识：一旦上帝不再管辖世界，中介人就会发现自己始终被其双重性所纠缠，既神圣又世俗，既普遍又特殊。中介人实际上是将埃尔·格列柯的画作中所呈现的宇宙分裂内化并表现出来，这种分裂发生在上帝从世界中隐退并远离世界（上帝成为潜逃的神）的那一刻。
这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在其经典著作中提到的国王的两个身体。在英国内战中，对查理一世的处决合法化的论据就是关于君主的双重身体的观点：他的神圣身体不会死亡，而他的世俗身体会死亡。革命不是针对受膏*君主，而只是针对他有缺陷的尘世化身。事实上，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之间存在着一个无法跨越的深渊。正如他在分析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时所表述的那样，君主是“一种比他的崇拜者遭受更多道德悲痛的神”，他会发现自己不可救药地分裂了，这就是他成为悲剧人物的原因。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说：“在巴洛克时代，暴君和殉道者不过是君主的两副面孔。他们是王子本质的必然极端化身。”
这代表了对政治领域理解模式的重要转变。然而，国王的两个身体的问题只是超越王室角色的更广泛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这种现象在国王身上确实表现得更为明显）。巴尔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an）的《批评家》（The Critic)（有人认为它是《堂吉诃德》(Don Quixote)之后西班牙黄金时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很好地说明了中介人的问题本质。
主人公安德烈尼乌斯（Andrenius）本身就是一个“人”（在希腊语中，andros的意思是“人”），他生活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中，直到他被解救并被带入“文明”世界。就在那时，他发现了人类的扭曲。于是，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他的向导克里提罗）向他介绍了这个世界：
这些新知识对安德烈尼鸟斯来说很陌生，他的判断力并没有随着经验而提高，这使得他责备起克里提罗来，想知道他为什么不告诫自己森林的危险和野兽的残忍，却要用如此刻骨铭心的仇恨来抨击人类。
“我们的危险不是更大吗？”他说，“当我们由于对栖身之所的渴求而靠近老虎的巢穴时，你都不惧怕它们，你在看到人时应该更勇敢才对。”
“是的，”克里提罗叹息着回答道，“如果说人不是野兽，那是因为人的非人性超过了野兽，野兽的非理性灵魂不可能创造出如此严重的不平等思想。”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被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采纳的一个观点：人是人中之狼，世界是耻辱的舞台。在我们的世俗世界中，人的本质与其被遗弃在纯粹的物质状态中的肉体分离。事情变得棘手，欺骗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大自然巧妙地，乃至欺骗性地对待人类，诱使他们在无知的状态下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们是在蒙昧无知中进入这个世界的，在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或知道什么是生命之前就开始了生活……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统一原则，没有人会在这种情况下冒险进入这个充满欺骗的世界，如果他们预先知道他们将要经历的困难的话。因为谁会在一开始就知道这些万般无奈的事情的情况下，贸然闯入这个假王国、真牢笼呢……?
掩盖真理是对世界的背弃，这既是一个问题，同时也是真理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真理是一个象征的世界，这个象征的世界支撑着我们的世俗集体生活，并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
正如在埃尔·格列柯的画作中一样，《批评家》阐述了一种根本性分裂，这一次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安德烈尼乌斯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所生活的原始的前世之地；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由人工象征和传统（convention）构成的缺乏价值的尘世领域，上帝从未在这里显现过自己。安德烈尼乌斯还是设法通过了世俗生活的考验，来到了不朽之岛。在葛拉西安看来，理性让我们超越世俗。然而，这种关系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在于，尽管理性有导向作用，但这种导向必须具象化于这个世界。正是此时，中介人的角色出现了。安德烈尼乌斯每到一个岛屿，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找到一个指引他的人，使他能更好地驾驭恶劣的环境，摆脱谎言。然而，在这个充满欺骗的世界里，向导也是不可靠的；虚假的向导会披上真理的外衣来欺骗他们所带领的人。
因为这个命运的向导或领路人总是与她的意愿背道而驰；倘若她想靠近贤者，这个向导就肆意地把她引向恶人的家里；当她需要快速行事时，他就阻止她的进度；当她应该慢慢行动时，他就固定她的翅膀让她飞翔；就这样，她的行动被打乱、改变和迷惑。
这个问题现在变成了如何辨别真假向导。为此，我们需要一种二阶向导（向导的向导）。然而，这个“向导的向导”也可能骗人，如此循环往复。最终，一旦真理与价值的天然联系被打破，我们就需要插入一个新的中介人，而这个人也会出现问题，如此循环往复，无穷无尽。
真理的概念也是如此。对巴洛克时期来说，理所应当地存在一个唯一的普遍真理，但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接触一些对真理的诠释，而这些诠释并不一定可靠，并且反过来又需要被诠释，如此循环往复。正义也是如此：每一条实在法都以正义为前提，但又不过是对正义的解释，而对正义的解释又反过来要求对正义进行解释，如此循环往复。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赋予巴洛克时期基础与活力的东西。在上层与下层、内部与外部之间打开的裂口需要不断地被关上，但这个缺口一旦被关上，就必然会在另一个层面再次被打开。这样，深渊就会在现实的各个层面不断重现。
由此，正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这种褶子结构定义了巴洛克知识体系，并将巴洛克知识体系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体系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知识体系区分开来。
物质的各个部分无休止地分割，在漩涡中形成一个个小漩涡，在这些漩涡中又发现了更多更小的漩涡，更多的漩涡在相互接触的漩涡凹陷处旋转……
褶子总是折叠在褶子之中，就像洞穴中的洞穴。物质的单位、迷宫中最小的元素是褶子。褶子不是永远不会成为一部分的点，而是线的一个极简化形式……因此，展开不是折叠的反义词，而是下一个褶子的折叠。
我们将看到，这种褶子结构也是巴洛克时期政治思想的基础。它是一种宇宙论原则，这种原则在现实的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并导致了两种原则之间的一种永恒摆动。
折叠操作包含两个过程，即“分裂”（scission）和“中介”（mediation），这两个过程将被反复复制。一方面，与文艺复兴时期上层与下层之间连续性原则的分裂——将自然视为一种贯穿并统一所有生命和事物的物质，并立即将其逐个与上帝沟通——定义了一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巴洛克文化的整个结构由外部与内部、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对立以及两个平面之间的无法沟通所决定。巴洛克式的建筑外墙及其标志性的大量的形式和人物，都与这种明确划分两个领域的使命有关。与此同时的另一方面，这两个平面之间的交流也是必要的。因此，巴洛克不仅是对分裂的思考，也是对这两个平面之间的中介的思考。这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并且分裂越多，中介也会越多。
一旦上帝抛弃了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纯粹的毫无意义的表象领域。但这恰恰促使我们不懈地追寻上帝。价值的缺失也是我们永远无法与世界和解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在世界中找到一点点上帝的踪迹，一点点神圣的痕迹，一些无条件的价值，我们就能与世界和解并忘记上帝。对巴洛克时期而言，矛盾的是，上帝正是通过其彻底的沉默与我们对话，并驱使我们继续寻找他。
在已经开始衰落的西班牙，这种对世界非物质性的新认识是整个17世纪的核心问题，它将以一种更加突出的方式表现出来。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埃尔·格列柯画作中出现的第二个令人困惑的人物形象：位于画作中左下角的男孩，他实际上是埃尔·格列柯的儿子。
在这里，画家使用了一个时代的主题。在那个时代的绘画中，通常情况下，艺术家的作品会提及自己的创作领域，通过这种方式，表象问题就会变成其自身表象的问题并受到质疑。《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场景，它描绘了一个宇宙层面的事件——人类灵魂与神体（divine substance）的交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身后正在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的男孩，正直视着看着这幅画的人。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另一个中介人物，一个连接画作内部和画作外部世界的纽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看似与此戏剧性事件格格不入的人物唤起了我们对事件本身的关注：他用左手做了一个手势，邀请我们观看他身后的画面内部所发生的一切。
这有一种奇特的效果。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看着这个如此专注地注视着我们的男孩的眼睛。然而，从我们对视的那一刻起，这个场景的戏剧性特征就消失了；事件的悲剧感在他的注视下被淡化了。这种现象与巴洛克时期特有的一个问题有关，这个问题在17世纪的西班牙世界中变得更加明显：表象问题。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在文艺复兴时期观察到的无形与有形之间的神秘结合被打破，表象系统由此出现。
以儿童形象为代表的表象问题，表现了文字与事物之间、外在象征与内在本质之间自然联系的断裂。同样，作为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中介人的神父（也是第一个有问题的人物），必须将自己置身于队伍之外才能做到这一点，同样，另一个人物，即向我们介绍画中所呈现事件的男孩，也将自己置身于表象系统之外。他必须置身于他向我们介绍的戏剧性事件之外，才能揭示其表达方式的人为性和传统性，以及揭示在表象系统中被再现的事物的根本性缺失。也正是在这里，一个实际上极具政治性的问题被显现出来。
因此，令人困惑的是政治权力的象征（表象）属性与社会的可见表现之间的关系，即政治权力在什么时候代表社会并构成社会。西班牙新派学者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的政治思想，揭示了17世纪出现的一类拐点，最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个领域最终被称为政治性。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