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近三百年，气象万千，却也灾异频传。朝廷史官们忙着记录天灾地变、虫祸兽异，认为这些都与帝王德行、国家兴衰有关。而在这本官方档案《新唐书·五行志》里，夹杂着一种更飘忽、更刺耳的声音——民谣、童谣。它们像野草一样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疯长，用最直白甚至怪诞的句子，

导语：

唐朝近三百年，气象万千，却也灾异频传。朝廷史官们忙着记录天灾地变、虫祸兽异，认为这些都与帝王德行、国家兴衰有关。而在这本官方档案《新唐书·五行志》里，夹杂着一种更飘忽、更刺耳的声音——民谣、童谣。它们像野草一样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疯长，用最直白甚至怪诞的句子，预言着即将发生的巨变，映照着人心深处的恐惧与期盼。

窦建德，那个曾经割据一方的枭雄，还没被李世民打败的时候，河北地面上就流传开一句歌谣：“豆入牛口，势不得久。”（“豆”音同“窦”，指窦建德；“牛口”指洛阳附近的牛口渚，窦建德在此地兵败被俘）这话说得直白又残忍，仿佛命运早已写好。后来，窦建德果然在牛口渚兵败身亡，应验了这句谶语（谶语：chèn yǔ，预言吉凶的话）。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名将侯君集带着大军，浩浩荡荡开往西域去讨伐高昌国（高昌：西域古国，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大军出发前，高昌国的小孩子们倒先唱开了：“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霜雪再冷，能敌得过日月之光吗？结果不言而喻，侯君集大胜，高昌国灭。童谣一语成谶。

高宗李治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以后，一首叫《武媚娘曲》的歌在民间悄悄流行开来。武媚娘是谁？正是后来的女皇武则天。那时她还只是高宗的昭仪，但这歌谣的传唱，似乎暗示着她那非同寻常的命运正在悄然升起。

到了调露初年（公元679年左右），长安城里突然流行起一句怪话：“侧堂堂，桡堂堂。”这话没头没脑，听着就不安稳。太常丞（太常寺属官，掌管礼乐）李嗣真听了，眉头紧锁，解释道：“‘侧’就是歪斜不正，‘桡’就是摇动不安。隋朝时乐府就有《堂堂曲》，这‘堂堂’连着说两次，恐怕不是好兆头，像是唐朝又要经历一次改天换地的动荡。”这话透着不祥的预感。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七月，东都洛阳遭了大雨灾，百姓饿死无数。灾前，街头巷尾的孩子就唱着：“新禾不入箱，新麦不入场，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迨及：等到）新禾新麦收不进仓，到了八九月，只剩下饿狗对着空荡荡的院墙狂吠。这哪里是歌谣？分明是饥荒最恐怖的预告。

高宗李治一直心心念念要去嵩山封禅（封禅：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典），调露年间（公元679-680年）想去，突厥反了，没去成；后来又想去，吐蕃又打进来了，又没去成。老百姓看明白了，编了歌谣：“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徵兵马，旁道打腾腾。”嵩山有几层高？不怕它高，只怕你登不上去！看看这三次征调兵马（指应对突厥、吐蕃等战事），忙忙叨叨、乱乱哄哄，哪还有心思和力气去封禅？这歌谣里，满是无奈和嘲讽。

永徽末年（公元655年左右），京城里又流行起两句歌：“桑条韦也”、“女时韦也”。这“韦”，暗指的就是当时权势熏天的外戚家族——韦氏。“桑条”和“女时”，含义模糊却引人遐思，似乎预示着韦氏将卷入宫廷风云。

龙朔年间（公元661-663年），人们喝酒行酒令，流行说一句：“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拗倒”即“倾倒”）“子母”指的是酒杯和杯托，“连台”大概指托盘。这酒令表面是游戏，拆解器物，但“离”、“拗倒”这些字眼，总让人觉得在影射什么分离倾覆的不祥之事。同时，民间还流行唱《突厥盐》，突厥是唐朝北方的劲敌，这歌谣在京城传唱，空气中都飘着边境不安的味道。

永淳之后（公元682年以后），一首更简单的歌谣飘荡着：“杨柳杨柳漫头驼。”这景象看似闲适，杨柳依依，骆驼慢行。然而在有心人听来，“杨柳”是否暗指隋炀帝（因其开凿运河广植杨柳）？“漫头驼”是否暗示着某种缓慢逼近的、沉重的负担？歌谣的模糊，反而放大了乱世将至的迷惘。

武则天垂拱年间（公元685-688年）以后，东都洛阳流行起一种叫《契苾儿歌》的小调，歌词尽是些男欢女爱、轻浮艳俗的内容。这“契苾儿”是谁？正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的小名！歌谣直指女皇私生活的放纵，是民间舆论的辛辣讽刺。

如意初年（公元692年），民间又传开一句：“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尔伤。”“黄獐”二字，听起来就带着荒凉山野的味道。没几年，大将王孝杰统兵在硖石谷（又名黄獐谷）与契丹作战，大败身亡。地名“黄獐”与歌谣惊人地吻合，仿佛是命运的一个残酷玩笑。

神龙政变（公元705年，武则天退位）之后，天下似乎并未太平。民间又有了新谣：“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柯：斧柄，代指劳作）有人解读：“山南”指唐朝，“乌鹊窠”暗喻人烟稀少，国力空虚；“山北”指胡人（外族），“金骆驼”象征满载抢掠的财物。镰刀不凿孔（意指无法正常使用），斧子不用柄（意指无法劳作），天下混乱，秩序崩坏。安乐公主（李显之女）在洺州（今河北永年）大造安乐寺，奢华无比。童谣立刻跟上：“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悬。”（了了：清晰可见）这座新寺可怜啊，那树梢上（或寺庙高处）挂着的东西清晰可见……这“悬”字用得阴森，几年后，安乐公主果然在宫廷政变中被杀，悬首示众，童谣竟成血淋淋的预告。

景龙年间（公元707-710年），韦后乱政。民谣又起：“黄牸犊子挽紖断，两足踏地鞋（奚谷）断，城南黄牸犊子韦。”（牸：zì，雌性牲畜；犊子：小牛；紖：zhèn，穿牛鼻的绳子；（奚谷）：xī hú，鞋带或鞋的某部分）这“黄牸犊子”反复出现，又点明“韦”字，矛头直指韦皇后及其家族（韦氏）。还流行一首叫《阿纬娘歌》，具体歌词虽失传，但结合“韦”字，其指向不言而喻。同时另一首童谣唱道：“可怜圣善寺，身著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圣善寺”是韦后为母亲祈福所建，“绿毛衣”或指僧尼之服，“踏杀鲤鱼儿”暗示灾祸降临。不久，韦后一党在唐隆政变中被诛杀。

玄宗李隆基还没当皇帝时，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做别驾。当地就有童谣唱：“羊头山北作朝堂。”羊头山在潞州附近。后来玄宗登基，开创开元盛世。童谣似乎预言了他将在远离长安的潞州之地（羊头山北），最终建立属于他的朝廷（作朝堂）。

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盛世之下暗流涌动。有个叫李遐周的道士，在长安玄都观（著名道观）的走廊墙壁上题了一首诗：“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人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字字如谜。“燕市”指范阳（安禄山老巢），“函关”指潼关，“山下鬼”是“嵬”字（指马嵬驿），“环”指杨玉环（杨贵妃），“罗衣”也指她。这诗竟精准预言了安史之乱（安禄山起兵范阳、哥舒翰失潼关、杨贵妃马嵬驿自缢）的结局，令人毛骨悚然。安禄山造反前，幽州一带童谣传唱：“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有千钱。”“燕燕”指安禄山（封燕国公），“天上女儿”或指杨贵妃，“铺白毡”、“千钱”象征其僭越称帝的野心。幽州还有一谣：“旧来夸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里，清水河边见契丹。”讽刺安禄山过去以善跳胡旋舞受宠，如今却不堪入目，并预言他将勾结契丹等外族作乱（五月清水河边）。这都印证了安禄山反心已露，民间早已察觉。

德宗时期（公元780-805年），也流传过一首诗：“此水连泾水，双眸血满川，青牛逐朱虎，方号太平年。”诗意晦涩难解，充满血光（双眸血满川）和争斗（青牛逐朱虎），被认为是预示战乱的“诗妖”。朱泚（cǐ）叛乱前两月（公元783年），长安童谣说：“一只筯，两头朱，五六月，化为䏣。”（筯：zhù，筷子；䏣：jū，蝇类幼虫，或指腐烂物）一只筷子两头都是红的（朱），到了五六月，就会变成蛆虫（腐烂）。朱泚于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叛乱，次年（兴元元年，784年）六月兵败被杀，正应验了童谣所指的时间和其覆灭的命运。

宪宗元和初年（公元806年左右），孩子们玩闹时唱：“打麦打麦三三三。”然后突然转身说：“舞了也。”“打麦”是农事，“三三三”不明，“舞了也”更像是骤然结束。这突兀的转折，在史官看来，或许也暗示着某种兴衰无常。

宣宗大中末年（公元859年左右），长安城里的小孩子们玩一种游戏：把布浸湿了扭成一团对着太阳，称之为“拔晕”。这名称和玩法本身就很怪诞，被视为不祥之兆。

懿宗咸通七年（公元866年），童谣唱：“草青青，被严霜，鹊始后，看颠狂。”青草遭霜打，喜鹊（象征祥瑞）之后，看谁发疯癫狂？一派肃杀与混乱的景象。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长安童谣更具体：“咸通癸巳，出无所之，蛇去马来，道路稍开，头无片瓦，地有残灰。”（癸巳：干支纪年，即873年）咸通癸巳年，百姓流离失所；“蛇去”指巳年（蛇年）过，“马来”指午年（马年）到；道路稍开似是希望，但紧接着是“头无片瓦，地有残灰”，家破人亡、遍地劫灰的惨状跃然眼前。这预言了咸通末年（癸巳年）后，王仙芝、黄巢大起义（午年即874年王仙芝起事）的爆发及其带来的巨大破坏。

僖宗乾符年间（公元874-879年），曹州（黄巢家乡）一带流传一句童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金色虾蟆（可能指黄巢，或象征异象）瞪着眼睛，要掀翻曹州，进而搅动整个天下。这几乎是黄巢起义最直接、最响亮的预言号角。乾符六年（公元879年），黄巢大军横扫南方，逼近长安。这时京师童谣又起：“八月无霜寒草青，将军骑马出空城，汉家天子西巡狩，犹向江东更索兵。”八月不该有霜，寒草却青（反常），将军骑马出的是空城（长安已无兵可守），皇帝（汉家天子，指僖宗）仓皇西逃（西巡狩是美化的说法），还要向江东（江南）地区紧急征调救兵。这首谣精准描绘了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底黄巢入长安前，唐王朝崩溃在即的狼狈景象。

中和初年（公元881年后），黄巢虽占领长安，但败象已露。童谣又在传：“黄巢走，泰山东，死在翁家翁。”预言黄巢最终将从长安败走，向东（泰山在其家乡附近），并死在他人之手。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六月，黄巢在泰山狼虎谷被其外甥林言所杀，应验了“死在翁家翁”（“翁”或指长者、他人，林言是其晚辈亲属）。

除了这些明确指向历史事件的“谣曰”，《五行志》还记录了一些引起社会恐慌的“讹言”（无根据的传言）。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七月，民间突然盛传官府派一种叫“枨枨”（chēng chēng）的怪物杀人取心肝祭天狗。这怪物被描述得极其恐怖（身衣狗皮、铁爪），闹得长安城人心惶惶，百姓夜不敢眠，夜夜惊扰，连郊外都不敢独行。连唐太宗李世民都深感厌恶，不得不下令通宵打开所有坊门，并派人宣旨安抚，折腾了一个多月才平息。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二月，类似恐怖的谣言再次席卷京师和京畿地区，说官府派“枨枨”抓人取心肝祭天狗，引起极大恐慌，朝廷再次出面安民。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十月，东都洛阳改建明堂，又闹出谣言说官府偷小孩埋明堂底下做厌胜（一种巫术）。吓得周边村庄的小孩全往山里躲，洛阳城一片混乱，甚至有人传言是叛军打来了。玄宗李隆基同样厌恶，赶紧派人澄清安抚。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秋，江淮地区传出谣言，说有种“毛人”专吃人心，搞得人心惶惶。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甘露之变”前夕，京师长安又爆发骇人听闻的谣言，说宰相郑注为皇帝炼金丹，要生取小儿心肝做药引子，秘密抓捕的小孩不计其数。搞得人心惶惶，邻里间私下惊恐地传言：“某某地方又丢了几岁的小孩了！”这谣言虽荒诞不经，却深刻反映了朝政黑暗（方士炼丹惑主）和民众对暴政（杀戮）的极度恐惧。刘从谏镇守潞州（昭义节度使）时，境内曾有个疯子当街弯着腰喊：“石雄带七千人来了！”结果刘从谏抓了他杀了头。结果后来石雄真的带兵奇袭潞州成功。这疯话竟成了预言。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秋，成都地区谣传一种叫“犬夷母鬼”的怪物夜里潜入民宅，吓得百姓晚上都不敢睡觉，聚坐熬到天亮。有人说某家真的看见了，鬼眼亮得像灯火，越传越吓人。黄巢快打进长安时，城里人用黄米和黑豆屑蒸饭吃，称之为“黄贼打黑贼”，这“黑贼”大概指官军，用食物名字戏谑地表达了对战乱的麻木或解嘲。僖宗时，街坊里有人打架，愤怒之下会口不择言地骂：“任见右厢天子！”这大约是极度混乱中对皇权的一种蔑称或诅咒。

这些“谣曰”和“讹言”，如同散落在正史缝隙里的碎片。它们或精准如预言，或荒诞如呓语，或直白如控诉，或模糊如谜题。它们没有史官的严谨措辞，却带着泥土味、烟火气，更直接地戳破盛世的幻象，传递着底层民众最敏锐的感知和最沉重的忧虑。当王朝肌体开始腐烂，这些声音便最先在民间响起，成为历史大幕开启前，那一声声刺耳的、无法忽视的报幕。

来源：开心柠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