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夜色刚退，红一方面军与红15军团的会师场面仍在人群里翻滚。宋时轮接过茶缸，没喝，先把憋了一路的话说了出来——作战科长的任命他服从，只是自己党籍被开除已一年，怕耽误工作。毛主席听完，只叮咛一句：“组织的事组织解决，你先去报到。”宋时轮转身那一刻，肩膀忽然轻了许多

“1935年10月19日，老宋，你追上来了！”吴起镇指挥部里，毛主席抬头喊了一句。简短，却像秋天的暖阳，瞬间融掉宋时轮胸中那团郁结。

夜色刚退，红一方面军与红15军团的会师场面仍在人群里翻滚。宋时轮接过茶缸，没喝，先把憋了一路的话说了出来——作战科长的任命他服从，只是自己党籍被开除已一年，怕耽误工作。毛主席听完，只叮咛一句：“组织的事组织解决，你先去报到。”宋时轮转身那一刻，肩膀忽然轻了许多。

时间往回倒一年，红军大学的操场上，他被点名“AB团嫌疑”。理由乱七八糟：被捕时表现不硬气、脾气冲、对上级“瞪过眼”。结论是开除党籍三个月。三个月过去，没人通知他恢复。对普通人这足以击垮意志，他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照样领着学员练队列，晚上还把仅有的炒面分给生病的战友。有人悄声问他怕不怕前途断送，他甩下一句湖南味儿土话：“枪杆子还在手里，有仗打就行。”

他为何如此拧？要从少年说起。1907年，醴陵乡下的孤儿不好混，挨过邻居小孩的石头，挨过军阀长官的皮鞭。他第一次参军不过两个月，就被打得吐血。那次溃逃，他靠一口气爬出军营，躺在稻田边对天放狠话：“这日子早晚要翻过来。”不久他替左权、蔡申熙让出去广州赶考的路费，自己倒在回程的破船上得了痢疾。命硬，熬了两年才爬得起来。

1927年“四一二”，他又进了监狱。夜里听见走廊脚镣拖地的声响，同批多人被押出去再没回来。熊雄低声对他讲那句后来传遍牢房的话——“熊雄虽死，会有千百个熊雄继续。”宋时轮当时没说一句豪言，但牢门开启那天，他只带走一只破茶缸，把“千百个熊雄”几个字刻在盖子里。

29岁那年，他成了红一方面军35军参谋长，在第二、三次反“围剿”里嗓子喊哑，还是拦不住诡谲的政治风向。王明路线盛行，许多业务干部被打成“怀疑对象”。宋时轮坚信打仗靠算得准枪响得快，不是靠口号。会议上他顶撞过一次，直接被调去后方军区作战科。于是才有后来“去红军大学”“再被诬嫌疑”“被开除党籍”的连锁反应。

有意思的是，在被开除那几个月，他的敬礼仍是全校最标准。警卫员回忆：“别人敬礼是完成动作，他敬礼像要把命敬出去。”这种倔，正是毛主席看中的理由。陕北会师时，红15军团缺懂实战的人，刘志丹一声“要能带兵、不怕死的”，毛主席脱口就点了宋时轮。名单出来，周士第笑着对人说：“那个骂过人也动过拳的湖南火炮，终于捡到好差事了。”

到直罗镇时，红15军团的参谋班子还在磨合，宋时轮第一件事是搬张小桌子守在电话机旁，三天三夜不离线。有人劝他歇口气，他摆手：“不先把敌人线路摸透，指挥图就是纸老虎。”战斗打响，通信、火力、穿插节奏一气呵成，刘志丹看完战场态势图，只说两个字：“靠谱。”

东征、西征接连不断。东征逼近太原，他写报告只写七个字：“敌慌，我追，可胜。”攻势被中央通报表扬。他随即被调任红30军军长，阎红彦转政委。阎开玩笑：“老宋，你的拳头现在打在谁身上？”宋时轮笑道：“不打人，打表盘，只管掐时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宋时轮手下716团在晋西北扛住一个旅团的攻势，随后挺进平西、冀东，埋伏、破袭、拔据点，一套一套。老百姓给他起外号“拼命三郎”。他却经常拉着新兵讲监狱的故事，末了补一句：“千万别学我脾气，用脑子比用拳头强。”能听懂这句的不多，但能跟着他打胜仗的很多。

1955年授衔，上将名单排到宋时轮，他只是点点头。勋章颁完，他回宿舍写信给老父亲：“儿子替您把当年挨的那些欺负都讨回来了。”语气轻描淡写，没一句豪情。1991年病危，他又交代：别摆花圈，骨灰直接火化。“只要组织认可我是个忠诚战士就行。”这话听着朴实，其实比任何口号都有分量。

从醴陵乡间走出，到共和国上将，他经历了最复杂的组织评判，也得到最高的信任。那年吴起镇电灯摇晃，他对战友重复的那句话仍在耳边：“毛主席相信我，还是毛主席相信我。”短短十个字，把一个军人所有委屈、感激和誓言都交代得干干净净。

来源：浔阳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