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廖瑞发（1910—1950年），台北县新庄区鹭洲乡（今新北市芦洲区）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台盟盟员，协助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台北市工委，组织群众进行武装起义，指导发展中共台湾省工委外围组织，1950年7月2日牺牲在台北马场町刑场。

廖瑞发（1910—1950年），台北县新庄区鹭洲乡（今新北市芦洲区）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台盟盟员，协助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台北市工委，组织群众进行武装起义，指导发展中共台湾省工委外围组织，1950年7月2日牺牲在台北马场町刑场。

热血青年 投身革命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为了组织动员台湾工农群众和被压迫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共产党迅速将工作重心移至岛内。

由于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实行高压管治和残暴镇压，为了掩护台湾共产党开展工作，经台湾共产党第三次中委会决定，1929年2月谢雪红在台北市太平町创办了国际书局，为台湾共产党开展活动提供掩护场所。

国际书局吸引了一批台湾进步青年，他们经常过来读书，其中就有以修理自行车为业的工人廖瑞发。在谢雪红的引导下，廖瑞发主动参加台湾共产党组织的“读书会”， 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廖瑞发逐渐认识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奴役迫害台湾人民的殖民本质，认为台湾只有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被盘剥和奴役的境遇。1929年冬天，19岁的廖瑞发被谢雪红发展为台湾共产党党员，并成为台北新庄地区台湾共产党的骨干力量。

廖瑞发积极参加台湾共产党在台北县新庄区的农民工作。该区是日本殖民当局对革命镇压最严酷的地方，曾公开宣称不许有任何组织在该区存在。在台湾共产党的领导下，廖瑞发等人开展了反对台北中央市场垄断蔬菜供应、盘剥菜农的抗议运动。廖瑞发等人把新庄地区菜农组织起来，菜农们结队行进，挑着菜篮子跨过台北河，直接到中央市场售卖，以此反对中央市场垄断做法，为菜农争取基本权益。抗议活动扩大了台湾共产党在农民中的影响，在台湾共产党的推动下，1930年初，台湾农民组合台北县新庄支部成立。廖瑞发和李妈喜、陈振声、李水柳等一起，成为支部委员，新庄区农民工作取得较大进展。

1931年日本殖民当局侦破台湾共产党线索，在全台对台湾共产党进行大搜捕，一大批台湾共产党员被逮捕，台湾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根据日共中央要求，1931年9月刘讚周从日本回台开展台共再建工作。为了挽救台湾共产党，廖瑞发不惧随时被逮捕的危险处境，积极配合刘讚周开展工作。他们以台湾共产党名义制作反对逮捕共产党员的宣传单300余张，想方设法在台北散发传单，反抗日本殖民暴政。11月7日，廖瑞发在台北街头散发十月革命纪念传单时不幸被警察逮捕，在狱中他受到严刑拷打，被判刑2年。

廖瑞发出狱后，一直与后来出狱的谢雪红、杨克煌等台湾共产党党员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经常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互相鼓励，彼此安慰。坚持革命理想，改造台湾社会的信念一直保留在廖瑞发的心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廖瑞发等人随即创建了青年出版社，先后印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民权初步》等图书，继续开展对台湾民众的思想启蒙工作。

峥嵘岁月 勇毅前行

台湾回归祖国后，谢雪红等人对即将来台的国民党政府保持着高度警惕。1945年8月25日，谢雪红等人在《告台湾青年书》中宣告：“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地统治已告结束，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将在台湾施政。台湾人民将不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但如果今后我们得不到政治上的民主，我们还要进行斗争。”

1945年9月，谢雪红在台中召集会议，研究今后工作思路，廖瑞发闻讯立刻从台北赶赴台中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由于中国共产党还未到台湾来，我们不了解党的群众方针和建党方针，但我们要先把群众组织起来，继续争取群众，以便今后开展斗争”。10月，以团结各阶层人民，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台湾人民协会在台中“大华酒家”成立，廖瑞发成为中央委员。台湾人民协会得到台湾民众的普遍支持，与台湾农民协会、台湾总工会筹备会等密切联系，是当时对台湾民众产生较大影响力的社会团体。11月17日，在廖瑞发等人的精心筹备下，台湾人民协会台北支部在台北第三女中礼堂正式成立，谢雪红到台北参加了成立大会。谢雪红在台北活动期间，廖瑞发向谢雪红引荐了一批进步青年加入台湾人民协会。

台湾人民协会的活跃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1945年底台湾人民协会被强迫解散。为了继续开展工作，1946年1月谢雪红在台中召集秘密会议，廖瑞发参加这次会议。由于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建党方针及组织形式均不了解，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廖瑞发为“筹备会”成员。“筹备会”任务是为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建党打下一定基础。会议决定不成立领导机构，由谢雪红作为联系人，各筹备会成员各自发展工作对象，单线联系。

1946年4月，中共台湾省工委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入台。张志忠与谢雪红取得联系，协调沟通有关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廖瑞发为两支力量的合流作出积极贡献。1946年6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与“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在台北廖瑞发家中举行联席会议。“筹备会”成员廖瑞发、杨克煌、杨来传、林良才参加会议。会议决定解散“筹备会”，其组织和成员均接受中共台湾省工委的领导，原“筹备会”成员不再发生联系。原“筹备会”成员接收为中共党员，由中共台湾省工委个别发展入党。联席会议后，1947年3月至4月间，廖瑞发经王万得介绍，被张志忠吸收为中共党员。后来廖瑞发担任中共台北市工委书记，他组织油印当时上海的半地下刊物《群众》、中共台湾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等刊物，大力开展群众宣传工作。

中共台湾省工委入岛后，廖瑞发积极联络台共时期的老战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理念，介绍大陆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大力发展中共台北市工委组织。廖瑞发将台共老战友陈义农、王忠贤、杨来传、周植、林良材编为一组，成立读书会，受廖瑞发领导。廖瑞发吸收黄石岩、赖琼烟、杨廷椅、陈水木、蔡尧山等人加入台北市工委，并由许希宽成立工人支部，骆云腾成立台北市司机工会支部。1947年6月廖瑞发将郭琇琮发展为中共党员。7月，廖瑞发将陈炳基发展为中共党员。在廖瑞发的引导下，一批台湾青年作出了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台湾的光明前途而英勇奋斗的人生重大抉择。廖瑞发为中共台湾省工委输送了一批骨干力量。

李中志也被廖瑞发吸收为中共党员，参加中共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担任台北地区小组长，负责发展组织及宣传工作。

二月惊雷 武装起义

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贪污腐化、军纪废弛、物价飞涨、百业凋敝，台湾社会民怨四起，终因1947年2月27日台北缉私人员殴打私烟小贩引发民众暴动，酿成“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中共台湾省工委顺应民意，借机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廖瑞发领导的中共台北市工委的主要任务，一是积极宣传群众，二是准备武装起义。1947年3月1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立，宣传组长王添灯按照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指示进行斗争。蔡子民、苏新、潘钦信、萧来福等，承担为王添灯准备发言、提案和广播稿的任务。遇到重大问题或意见不一致时，他们都及时向廖瑞发进行请示，再由廖瑞发向中共台湾省工委负责人报告。

在武装斗争方面，廖瑞发与李中志、郭琇琮商量，准备组织学生武装起义。为了指挥作战，中共台湾省工委在廖瑞发家设立总指挥部，廖瑞发等负责人都在这里待命，随时了解最新战况。1947年3月4日，李中志与陈炳基、叶纪东研究学生武装起义工作，决定成立学生军，由李中志担任总指挥，郭琇琮担任副总指挥。进步学生分别在建中、师范学院及台大集合待命。在建中的第一大队，负责人是陈炳基；在师范学院的第二大队，由郭琇琮指挥；在台大的第三大队，则由李中志领队，预备于3月5日凌晨2时按照计划起事。李中志带领埋伏在景尾军火库附近约100名台大学生，准备切断军火库电源，但当场遭到国民党守卫军队强大火力扫射，不得不撤退，攻打景尾军火库的行动失败。得知消息的廖瑞发扼腕叹息：“起义没有成功的希望了，缺少武器，而且国民党部队早有准备。”他命令原来准备参加台北斗争的同志赶快到台中去支援谢雪红开展斗争。3月8日下午四时，由福州开来的海平轮，载着宪兵第四团两营的部队抵达基隆港。国民党部队上岸后，即刻展开严厉的肃清行动。廖瑞发、李中志、郭琇琮等人不得不先隐蔽起来。3月10日，廖瑞发还计划制作凝固汽油罐，在台北市几个十字街头引火造成混乱后，再次组织起义，但是当晚细雨绵绵，汽油罐引火没有成功，起义又一次失败。

“二·二八”事件后，受国民党军事镇压影响，中共台湾省工委活动被迫停顿。1947年底，经廖瑞发居中联系，中共台湾省工委派一些台湾地下党员到香港进行培训。在岛内斗争形势日益严峻、部分中共台湾地下党员撤回大陆时，1949年4月廖瑞发协助王万得等人安全返回大陆。

英勇不屈 壮志悲歌

“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中共台湾省工委总结工作经验与教训，将发动群众力量，扩大党的组织，开辟武装斗争根据地等作为工作重心，台湾省工委组织进一步得到发展。

经廖瑞发协调联络，李中志与中共台湾省工委负责人见面，研究发展党的组织事宜。在廖瑞发的指导帮助下，1949年2月，李中志着手组建台湾新民主自治同盟，将其作为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外围组织。李中志先后在利华贸易行、台北市中山堂及北投等处，以叙餐为由开会，拟由朱华阳为该盟主席，李中志为组织部长，杨廷谦为宣传部长，并约定由李中志联络台北工商界，朱华阳联络金融界，杨廷谦联络新竹地区工商、教育界，发展组织壮大力量，以配合中共解放台湾、接收政权。李中志还油印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文件，如《学习纲领》等。

后来此事暴露，1949年9月李中志遭到逮捕，10月廖瑞发因李中志“新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案”而被捕。1950年7月2日，廖瑞发与李中志同时就义。

在被关押审讯期间，廖瑞发坚贞不屈，想方设法保守党的秘密。就义当天，台湾当局最后一次审讯廖瑞发，告之其因意图颠覆政府而将处以死刑，问他还有没有遗嘱，廖瑞发凛然回答：没有。他牺牲时家中尚有妻子和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四个孩子均未成年，家里亦没有财产，只有一小间屋子，生活十分拮据。

廖瑞发牺牲后，台盟总部秘书长杨克煌详细记录了台湾有关媒体关于廖瑞发、李中志案件报道情况。1952年2月，台盟总部主席谢雪红回想起在台湾牺牲的廖瑞发、陈来传同志，在日记里痛心地记录：“他们是走过了一条多么艰难困苦的、多么曲折的、漫长的道路呀！现在这条艰难的道路快要走完的时候，他们牺牲了，我怎不痛心呢？我每想起他们的受难情况时就恨不得飞回台湾去。”1953年1月，台盟总部将廖瑞发列入台盟在台工作同志被逮捕、拘禁与杀害就义烈士名单，登记在台湾革命烈士调查表中。

廖瑞发是台湾进步青年的优秀代表，他矢志不渝投身革命，毕其一生追求真理。他心向祖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台湾进步青年坚持理想、坚定信念，为了谋求台湾解放和祖国统一，无畏牺牲、不懈奋斗革命精神的生动写照。（陈海舟）

来源：文史e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