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 | 武昌六棉厂 • 我的不解之缘

摘要：实际上，武汉第六棉纺织厂在武汉市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大块头国企。说起来，我与这个厂子有着好多年丝丝缕缕的联系。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表述，我与六棉厂有过密接、次密接、次次密接的关系。

原创贺建

厂子简况

武钢、武重、武船、武锅是我国“一五”时期纳入国家重点项目，这几个响当当硬邦邦的“武字头”的大型国企，武汉的中老年人无人不知。

实际上，武汉第六棉纺织厂在武汉市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大块头国企。说起来，我与这个厂子有着好多年丝丝缕缕的联系。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表述，我与六棉厂有过密接、次密接、次次密接的关系。

通常，一个城市会有工业局，如果门类较多，就会在工业局之外设立轻工业局，武汉市另外还细分有一轻工业局（简称“一轻局”，后类同）和二轻局，甚至专门设有纺织管理局（简称“纺管局”）。由此脉络介绍，可见纺织工业在武汉市经济中举足轻重。

第六棉纺织厂被简称“六棉”。序号上似乎排列在后，其规模和经济地位上其实不然。不论在资历上，还是规模上，六棉厂其实是武汉市棉纺织厂的“大哥大”。

武汉市第六棉纺织厂唯一保存的建筑物——当年的厂办公楼。因其西洋建筑风格，在厂区大拆迁中作为文物得到保护。

商办汉口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15年创立

六棉厂解放前就有了（注：商办汉口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而且是整个华中最大的纱厂，那时就拥有数千工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时，被公私合营为国营性质了，全称为武昌第一纱厂(简称“一纱厂”)。毛主席1958年9月先后视察了武钢、武重、武船、武锅，还于11日视察了一纱厂，可见一纱厂厚重扎实的地位。1966年10月，一纱厂改名“国营武汉红卫棉纺织厂”。

1969年之后，市纺织系统直属六个棉纺厂由局里统一排序重定名。因为一棉和二棉是解放后新建的国营棉纺厂，“血统”纯正，也就排序在前，六棉厂因为是经公私合营“转基因”而来，也就委屈排列老六。

1999年全国纺织行业压绽减员，六棉厂也就寿终正寝，消失在武汉的版图。

六棉是纺管局下最大的厂子，文革时期在岗职工6000余人，因安置回城知青，职工总数达8300多。那时还没社保这一概念，退休人员归于企业负担，六棉厂加上退休人员总计在籍1.3万人！

数字似乎显得枯燥，说说六棉厂的“配置”可能更直观生动：厂里设有满月就可入托的托儿所——这在如今简直不敢奢望、有随父母上下班送接的日托和一周一次回家的全托幼儿园、有子弟小学、医务所、疗养所、带有消防车（武汉人称为“救火车”）的消防队，也少不了俱乐部及其大礼堂。

武汉过江轮渡上见到的在原六棉厂区上建起的“蓝湾俊园”小区。

提到里面疗养所，就在沙湖的螃蟹甲，成山的山脚下。我也曾在里面“光荣”过一个星期。那还是在我读小学时，因为得了严重的急性脑膜炎——当时也是很严重、较广泛的传染病。学生入学进校、病人就医进医院，都得喝免费的预防脑膜炎的中药汤剂。

我在湖北中医院得到救治，出院后还得隔离观察一周，隔离就在政府统一安排的六棉厂疗养所（不是因为家属的原因）。我有印象，虽然痊愈，但在里面还是得每天要测量体温、喝预防流脑的中药，伙食也很优待的，隔离期满接回家时还有点恋恋不舍呢。

提到俱乐部，六棉人引以为豪的事又来了：东方歌舞团，总政文工团，湖北省歌舞团，武汉歌舞剧院等等，包括那些大名鼎鼎的艺术家，都曾到六棉慰问演出。1965年4月，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陪外宾来汉访问，在武汉剧院观看了六棉文艺宣传队的专场演出。

我自己的也还记得，幼小时，父母带领我们四个小孩到厂俱乐部，看《三世仇》的地方剧，我们是像过节一样赶去的，但毕竟是非儿童的政治教育戏剧，年幼的我们看着看着，由兴奋到疲倦，再到云里雾里打瞌睡......

1995年5月1日之前，我国企事业单位实行每周6天工作制，星期天才是休息日。因为六棉厂职工太多，为了避免造成武昌区周末市面过度失衡，特意安排六棉的休息日为周六。

亲朋间接情缘

如前所述，我父亲于1949年解放的前三年就在六棉厂做机修工，同时也是厂里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初期在厂里党总支任委员、共青团委任副书记。母亲在厂工会和办公室工作，后来调任厂子弟小学校长。他们后来均调出了一纱厂。我们弟兄四个因此有了一纱厂家属、厂宿舍居住的缘份。父亲当年在一纱厂的中共老同志、老同事，有些后来也有走出去的，在区政府部门、在市纺管局、其它纺织厂成为领导、骨干力量。

当年与六棉纺织厂隔街的五栋汉成里宿舍——厂职工宿舍。红瓦坡顶两层的陈旧楼房，承载了历史的回忆。本文作者的姨妈一家就曾是其中的住户。

我还有亲戚在一纱厂（六棉厂）工作，姨妈一直在厂子弟小学从事教师工作，姨父是厂里的工程师，早年还是武汉市的劳模，文革期间因出身问题挨整和被抄家。姨妈姨父都是六棉的终身职工，其小女——我的表妹也一度顶职在厂里工作。他们家也是先后住在厂里分配的民主里、汉安里的那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职工宿舍区。

汉成里——六棉厂宿舍，两栋楼之间的夹道，木质的门窗证明了它的久远资历。

实际上，不但我的父辈有人在六棉厂里曾经或一辈子供职，我的隔壁邻居好多人在厂里供职，而我的一些同学就是六棉的职工子弟，这些只能算是我与六棉间接性的“不解之缘”吧。

进厂学工劳动

我自己也曾与六棉有过多次深入的密接（借用了新冠疫情的专用词）。我的中学阶段也正是文革时期，那时伟大领袖针对学校和学生的教导，我至今还能够背下来：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按照这条指示，我们武昌实验中学（当时一度改名“红旗中学”）每个学期会安排学生们的学工、学农劳动。学工，对于我们这个几千人的中学来说，不是一个小厂可以接纳得了的，自然是按年级分批进行。

六棉厂就成了我们的最佳对口工厂。记得我在六棉几次的学工劳动中，先后在好几个车间、部门学工劳动。这样的学工，除了跟班劳动以外，还会在工余时间请老师傅作忆苦思甜报告，请业绩冒尖、技术精熟的先进工人作事迹报告（当时叫做“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报告”，简称“讲用报告”，展开来意即讲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到实践中去的报告），与工人师傅们座谈。

南场细纱，是我第一个进厂学工的车间。它是一个将棉花纺成精细棉纱线的车间，一个纺织女工管好几排长长的纺机，包括巡检并接上断头的纱线，一旦某一排织机的纱锭（塑胶纱线筒）缠满了纱线，就得手脚麻利地更换（行话称“落纱”）。整个车间机器声嘈杂，工人们交流只能是打手势，或者是两手挨着嘴巴作喇叭状，凑近他人的耳朵大声地吼。

我们学生分别安排跟定某个师傅做下手，她在一两周的学工劳动完结后，要给我们写评语的，我们当然会谦虚讨教，勤快做工啦。同学们刚开始很是新奇、兴奋的，瞅着一点点空档，就与邻近的同学嘴耳对接的交流，无非是如何精准地接上线头，吹嘘接了多少个断纱.....到了后半夜，在织机之间不停地穿梭，据说一个纺织工一个轮班在纺机之间巡回操作，行程大约三十公里！疲惫袭来，浑身渐渐发软，挨到天亮下班出了工厂，呼吸到清晨的新鲜空气，方才提起神来......

第一次到六棉学工劳动是哪一年、哪一年级，我还真不记得了。但是有一个对应的重大事件，让我有了精准的回忆。我进六棉厂学工的第一天，正好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的日子。那天晚上，我下的第一个班是中班，应该是晚上9点下班。在走回家的解放路路上，听见一些临街居民家里的收音机里传出清脆悦耳的东方红乐曲！

那是我国的人造卫星上发回来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我的第一天学工劳动，国家的和个人的“第一”撞在了一起，我太开心了。回到家，一进门，我就得意洋洋地说：“工人阶级回来了”。哪知道，父亲泼了我一盆凉水：“劳动一天就成了工人阶级？你还得够锻炼。”现在想来，学生伢的热情高，一天进厂学工劳动，就改变了身份、改造了世界观，想法太幼稚可笑了。按那时的话说就是“尾巴翘到天上了”。

经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是1970年4月24日。这也就是我人生第一次与六棉厂亲密接触——学工劳动的日子。

北场筒摇车间，也是我曾经学工劳动的车间，就是将几个纱锭的细纱汇入一个大的粗纱的大纱锭。这里的机器哐当哐当声更加“疯狂”，与之相比，细纱车间的机器声算是温柔秀气的了。

在六棉厂的几次学工劳动，我还到过机修班和食堂劳动过。纺织车间的温度湿度控制，是保证产品的质量很重要一环，它是靠车间建筑夹层和地下室的一排排喷淋、循环水来调节的，若干年后询问得知是溴化锂中央空调系统。

我跟机修师傅在一个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穿着深筒胶靴，除了紧固和更换水淋系统零件外，还要给一些金属管材、板材除锈刷漆，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说来好笑，我们那个机修班的两个师傅在刷漆上的主张截然相反，一个主张刷厚一些，这样更耐用；一个主张尽量刷薄一些，这样既节约又不会堆积脱皮。用铁刷除锈手酸、灰大，虽然又脏又苦，但也能坚持。刷漆如何是好？让我们左右为难，与我一起的两个同学只能是哪个师傅来了，就按哪个的要求加厚或者减薄。

六棉厂食堂，我也曾经学工劳动过。棉纺厂是不停机日夜轮班作业，食堂也就要满足工人们（包括夜宵的）一日四餐的进餐。记得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被从车间抽出来，支援人手不足的食堂。我开始并不愿意，觉得这是些婆婆妈妈的事，不是工厂学工劳动的主业正事。老师说了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才勉强接受了。我们在食堂学工劳动正好是冬季，里面暖烘烘的，并不感到很寒冷和艰苦。

别看这里只是厂里的后勤，但确实也很重要的。因为除了帮助摘洗菜、清洗炊具餐具，扫抹场子等后厨事情，还要参加10多个窗口的售卖饭菜，接待对象除了工人师傅还有同学，面对长龙排队，要一刻不停地询问、盛饭、打菜、收票，算账，找付......，既要品行端正，不讲情面，无暇玩笑，还要头脑灵活、手脚麻利。

食堂也有特殊的享受，那就是午夜工人们宵夜之后，洗抹完了厨具就可以见缝插针偷闲放松一下了，这一点不像车间里，从上班到下班，几乎是手脚忙个不停。食堂晚间的休息时段，就在做早餐之前那一两个小时。

所谓休息，也就是到蒸饭的大锅上的蒸笼里躺一会，利用蒸锅里的余温。我们学生伢感觉不好意思，扭捏不进去，师傅说这一个个成排的方形大蒸笼，每个有两米见方，需要师傅两人抬上抬下，里面还要拼放好几个大饭盘，蒸笼不接触米饭和馒头，我们并不直接沾带米饭和馒头的餐具。我们也就只好“入乡随俗”了。

工宣队进校

文革期间，我们红旗中学也进驻有军宣队和工宣队，他们的全称分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属于阶段性派往进驻单位，被赋予一定权力，帮助维持正常秩序的临时组织。记得毛主席就说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

1974年武昌实验中学高二（16）班毕业合影，三排右6为本文作者。

我们红旗中学是文革前的名牌中学，文革时期的惯性影响力，并不见得被弱化。拿我们学校的军宣队来说，领头就是来头不小的团职干部，我们（那时学校比照军队建制称谓，年级被冠以“连”，班级被冠以“排”，小组被冠以“班”）“连”的军宣队的军代表就是一个郭姓的指导员。

1974年武昌实验中学门前毕业合影，三排左5为本文作者。

我们红旗中学派驻的工宣队来自六棉厂，可谓名厂对口名校。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有工宣队的师傅。记得我们班的工宣队师傅是个四、五十岁的很友善的女师傅。她还参加学生的干部会，也偶尔与班干部一起走访过学生家庭，对于防空演习、出操拖拉、懒懒散散的同学，也大多是规劝而不是严厉批评。

我们七一届初中年级的工宣队带队师傅，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师傅，姓氏忘了，瘦高个，大嗓门，较泼辣。工宣队驻校期间，我们学校组织过一次全校师生的野营拉练，经过武昌县（现在的江夏区），抵达咸宁。整个出行（记得不详）大概是十天半月，每个同学是背包、衣服、雨衣、干粮、水壶等野外住宿的一应俱全，徒步负重前行。这个男工宣队员也是我们年级的带队。

记得有一晚上，我们在咸宁的一个大宅院里歇息。这个大宅院很深，有一、二十户，一个个房屋和天井的布局，一如排骨一般。里面的好多住户门外廊檐下，都置放有备用百年后事的棺材，白木坯子和经过油漆的都有，在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看来，很是恐怖的。带队师傅得知后，大大咧咧当着同学们的面拍打棺材，“都是空空荡荡的，都是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东西，早该砸了，有什么害怕的。”

同学们也就壮着胆子，服从分配，一一住进农户。我们那天到得晚，落户以后要整理洗刷，还要写日记，也就多用了煤油灯。第二天早晨起来出发前，通知下来要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离开前清点物品和打扫住户。我们拿了煤油灯报告工宣队长，我们住户的煤油灯里本来不多的煤油快被我们用完了，希望领一点集体备用的还给住户。工宣队长把手一挥说：这家是富农的儿子，不用还了，说完就用水壶的水倒进油灯，以此掩人耳目......

下岗同学

六棉厂不但是我们父辈的工作单位，是我们学生时代接受磨炼、教育的场地，后来还给我们成百的上山下乡知青同学们，提供了返城就业的机会。曾几何时，六棉一如一个小社会，是厂大、人多、底子厚实，逢年过节福利丰厚，有些同学还在里面的厂部、车间各个层级混有一官半职的。

1995年，我在武黄高速公路武东所任副所长。高速公路收费岗位也是昼夜不停，收费员是轮班坐亭收费，有的人滋生厌倦心理。我联想到了我所熟悉的纺织女工的工作，八个小时不停地在纺织机械之间巡回走动干活，一个轮班相当于走三十公里，远比我们收费员辛苦好多倍。我就是要引导收费员们调整心态，安心工作。于是，我联系了在南场细纱车间当工会主席的岳姓同学，在约定的时间，带了收费员代表们进厂观摩，与纺织工人面对面交流......

六棉厂诞生于1919年（注：汉口一纱在武昌建厂），民国时期湖北首富就是这个厂里的掌门人。解放后，它在红旗下壮大。1999年，年届八旬的老厂，终于没能跨过世纪的门槛，不经意颓然倒在了压锭减产、破产的窘境。我的那些在六棉工作的同学们，或提前退休、或办理退养......与他们所在的武汉市第六棉纺织厂一起，黯然提前退出社会生产的大舞台和个人的职业生涯，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这些，就是我所保留的是关于六棉厂的久远、鲜活而又令人回味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