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许多国内民众的印象中，马来西亚华人似乎长期被贴着一个令人心酸的标签——“二等公民”。为何这些早已落地生根、为国家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华裔，似乎总在自己的祖国面临着一层无形的天花板？

在许多国内民众的印象中，马来西亚华人似乎长期被贴着一个令人心酸的标签——“二等公民”。为何这些早已落地生根、为国家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华裔，似乎总在自己的祖国面临着一层无形的天花板？

事实上，这种地位差异并非完全源于社会偏见，而是深植于马来西亚国家构建的顶层设计之中。这套设计的总开关，正是一个被称为“马来人至上”的立国原则。它并非天然形成或自古就有，而是一套在殖民时代被构想、在战争中被激化、最终通过建国时的政治交易写入宪法的制度安排。

因此，要真正看懂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我们必须暂时放下情绪，回溯历史，去解剖“马来人至上”是如何被一步步建构起来的。

现代意义上的“马来人至上”意识形态是在英国殖民时期被塑造出来的。英国人为了统治的便利，采取了间接统治的策略。他们夺取了实际的行政和经济权力，但在名义上保留了马来苏丹作为各邦的合法君主。英国人认为：他们是应马来统治者的邀请而来的，职责是帮助马来人统治他们的国家。 这一策略看似尊重了地方传统，实则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它在法律和行政上将马来亚这片土地的所有权与马来族群牢牢绑定。在这个体系中，马来人被定义为原住民，而同期被大量引入从事锡矿和橡胶种植的华人和印度人，则被视为外来者或暂居者。

《邦咯条约》为英国正式取得干涉马来半岛土邦的权利，霹雳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20世纪初，这些华印移民的后代开始在马来亚落地生根，并逐渐提出分享政治权利的要求时，新兴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感到了深刻的威胁。他们会时常提起英国人建立的这套法律和行政框架，最后这套英国人建立的策略成为了马来民族主义者主张自己“主人”地位的最有力武器。可以说，正是英国人撰写了法理剧本，为后来大马的种族政治埋下了伏笔。

英国人提供了“马来人至上”的最初理论框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占领（1941-1945）则为这套理论注入了激烈的族裔矛盾。日军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以巫制华的策略。他们一方面残酷镇压以华人为主体的抗日力量，另一方面则积极拉拢马来人。

日占时期海报，鼓励马来人学习日语并采纳日本文化

日军不仅释放了被英国人囚禁的激进马来民族主义领袖，还大力宣传“马来亚是马来人的马来亚”等口号，并将马来语定为官方语言之一。他们将大量马来青年招募进警察和辅助部队，用以对付华人的抗日游击队。这种做法极大地激化了族群间的矛盾，使得原本的经济和文化差异升级为流血对立。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战争末期及战后初期的权力真空中，华裔抗日军对被视为日军走狗的马来官员和警察进行报复，而马来乡村则组织起来反击，导致了多起流血冲突。这段恐怖的经历，在马来社群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并将华人塑造成了威胁其生存的他者，也让“马来人的马来亚”这一观念，从一个政治口号内化为一种深植于集体记忆中的生存信念。

二战结束后，马来西亚的建国之路充满了曲折与博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来人至上”从一种民族主义思潮，被逐步确立为国家的根本结构，1969年的513种族暴动更是成为这一进程中惨痛的催化剂。

战后，英国人试图推行一个名为马来亚联邦的计划，该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殖民地，给予所有族群平等的公民权，并将各州苏丹的主权转移给英国王室。这一方案被马来社会视为对历史地位和生存权利的剥夺，这引发了抗议浪潮。也就是在这场危机中，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应运而生，并成功迫使英国放弃该计划。

马来人对马来亚联邦计划的抗议

马来族裔在这一事件的成功，为马来民族主义者赢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1957年独立前夕，各族群精英达成了一项关键的政治妥协，这后来被称为马来西亚的社会契约。这项契约的核心内容是：非马来人（主要是华人和印度人）以获得完整公民权为交换，承认并接受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后写入《联邦宪法》第153条）、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官方宗教以及马来统治者的象征性主权地位。 这笔交易为马来亚的平稳独立奠定了基础，但也埋下了日后争议的种子。因为它在建国之初，就将公民身份与族群身份进行了捆绑，将平等权利与特殊地位并置于一部宪法之内。

独立后的十余年，这套精英共治的模式在磕磕绊绊中运行。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非马来人要求更多平等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场意识形态的紧张关系在1965年达到顶峰，当时由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因倡导“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与联邦政府产生激烈冲突。这场无法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新加坡被逐出联邦，也为半岛的族群政治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新加坡文化部1965年制作的海报

1969年的全国大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一个转折点。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为口号的反对党派获得了巨大成功，这被许多马来人视为对社会契约的公然挑战。选举后的胜利游行最终演变为一场席卷首都吉隆坡的血腥种族暴动，史称513事件。

513事件

513事件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分水岭。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被无限期中止，权力集中到一个由军人和官僚组成的国家行动理事会手中。在此后的21个月里，这个理事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国家进行了系统性的重塑。唯一目的就是确保马来人的政治支配地位永不动摇。 这一后513新秩序通过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得以实现：

经过513事件的洗礼，原本那个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被彻底重塑了。它被巫统重新包装成一份神圣、单向且不可更改的红线。在这套新的叙事中，非马来人的公民权被描绘成是马来人的一种“恩赐”，而接受马来人的支配地位则是这种“恩赐”附带的永久义务。任何对特殊地位的质疑都被等同于对国家根基的背叛。通过这种方式，一项历史性的政治交易被成功地转化为一件束缚未来的意识形态武器。

513事件将“马来人至上”的结构制度化后，1980年代则是这一意识形态在话语层面正式加冕的时期。它从一种不言自明的政治潜规则，变成了一套被公开阐述、系统辩护的统治哲学，并持续引发着当代的政治纷争。

1986年8月30日，时任巫统重要领袖及首相马哈迪智囊的拿督阿都拉阿末 (Dato' Abdullah Ahmad) 在新加坡发表了一场标志性的演说。这场演讲被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视为现代“马来人至上”论述的滥觞。

阿都拉阿末在演讲中毫不含糊地指出：“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马来人的支配之上，这是我们开始一切讨论的前提”。他将这种马来支配直接与建国时的社会契约挂钩，声称非马来人获得公民权的代价就是接受这个由马来人主导的政治体系。他进一步论证，1969年的513事件正是因为这一契约受到了挑战，而之后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则是为了履行和巩固这一契约的承诺，必须持续下去以维系马来人的支配地位。

这场演讲首次将“马来人至上”从一种弥散的、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情感，系统化、理论化为一套清晰的政治纲领。它为已经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合法性说辞。

当然，“马来人至上”的论述并非没有挑战者。在这一论述的发展过程中，也催生了与之对立的、更具包容性的建国理念，形成了马来西亚政治中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对峙。例如，由时任首相马哈迪在1990年代提出，旨在塑造一个超越族群界限的、统一的“马来西亚国族”认同。这一论述主张所有公民，无论种族，都首先是马来西亚人。然而，这一理念很快遭到了马来保守派的强烈反弹，他们批评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试图削弱马来人的核心地位，并认为这是在重提当年引发513事件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 例如近年来由反对党派提出的“人民主权”的概念，旨在用现代民主的主权在民思想，直接对抗主权在单一族群的“马来人至上”观念。它主张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马来西亚人民，而非任何特定族群。

这种意识形态的对峙，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不断在现实政治中引爆冲突，成为撕裂社会共识的导火索。2018年，新上台的希望联盟政府计划签署联合国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这一举动被巫统和伊斯兰党描绘成一场将摧毁《联邦宪法》第153条、废除马来人特殊地位的阴谋。他们成功动员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将一项国际人权公约塑造为对马来民族生存的直接威胁。最终，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新政府被迫放弃签署计划。

吉隆坡独立广场 2018反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集会

2019年召开的马来人尊严大会由四所国立大学牵头，多位马来政坛巨头（包括时任首相马哈迪）出席的一场大规模集会。大会旨在探讨马来人在新时代下所面临的“尊严”挑战，并最终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要求政府在经济、教育、宗教和政治等所有关键领域，确保马来人的主导地位。

2019马来人尊严大会

事实上每年的巫统年度代表大会，也常被视为“马来人至上”思想的“充电站”。会上，从党主席到基层代表，都会反复强调巫统作为宗教、民族和国家捍卫者的角色。

这些事件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困境：马来西亚的政治已经陷入一种威胁叙事的循环。为了维持政治合法性，“马来人至上”的倡导者必须不断地寻找或制造新的威胁，将任何推动平等的尝试（如上述的ICERD）都解读为对马来人生存的攻击。这种动员恐惧的策略，使得任何温和、包容的建国论述都举步维艰，因为即便是支持这些理念的马来领袖，也随时可能被贴上出卖民族的标签。这使得马来西亚的国族构建，始终在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拉扯中徘徊不前。

“马来人至上”是马来西亚国族构建过程中最核心、也最未被解决的难题。它的走向将定义这个多元国家最终将以何种面貌走向未来。

本文写于马来亚68周年独立日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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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爽爽的南洋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