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医美调研：当美成为一种霸权

摘要：在韩国，无论什么性别，外表都很重要。外貌主义对女性更苛刻，毕竟男性是决策者。通常，招聘启事会用整洁、美丽等词来描述理想的应聘者，并明确禁止留小胡子和文身。但有的广告居然指定理想的罩杯尺寸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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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无论什么性别，外表都很重要。外貌主义对女性更苛刻，毕竟男性是决策者。通常，招聘启事会用整洁、美丽等词来描述理想的应聘者，并明确禁止留小胡子和文身。但有的广告居然指定理想的罩杯尺寸为C。

女人需要“美貌”来找工作，也要以美貌来找到丈夫。异性恋男人期望女性以某些特定标准看起来更有女人味，比如长发——不留长发的话，你会立刻被认为是同性恋，或被贴上“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标签，这在韩国是一种恶意的诋毁。

1995年，韩国出台了一项法律禁止外貌主义，规定不能基于性别、婚姻状况、家庭状况和“没有任何其他正当理由”歧视任何人，但基于外貌的歧视仍是一种文化规范。

下文节选自《完美脸蛋》

文 | （美）伊莉斯·胡

译 | 单映

招聘广告竟要求有C罩杯

外貌主义盛行于职场。

2017年韩国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近40%的受访者在求职时因外表遭遇过歧视。韩国招聘平台上满是要求求职者附上照片的招聘启事。一家名为 Incruit的招聘网站对 900多家企业做了调查，发现60%都要求简历上有大头照。护照照片会被大量美化，这是默认的，因为它们经常用于正式的求职申请，故而产生了许许多多护照照片工作室，专门为你拍照并用数字技术抚平毛发、皱纹和其他任何一目了然的瑕疵。

2015年，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研究了 3500个招聘岗位，发现在不同标题下存在大量的歧视性问题，包括求职者的年龄、外貌、性别，还有出生地、婚姻状况、宗教、服役记录以及怀孕与否。每则广告中此类问题的平均数量是4个。通常，招聘启事会用整洁、美丽等词来描述理想的应聘者，并明确禁止留小胡子和文身。有一则广告还指定理想的罩杯尺寸为 C，引起了媒体关注。

与此同时，某求职博客发了个帖子说大企业偏爱“漂亮的眼睛”，而政府高官则喜欢“高挺的鼻子”。甚至就业和劳动部也曾在推特上转发过一个链接，鼓励求职者重视外表，暗示“整容手术已成为求职必备的七块敲门砖之一”，并询问各大公司偏爱哪种脸型的应聘者（该内容后来删除了）。完全不涉及表演或模特的工作招聘却要求有大头照，还常常需要身高和体重数据，这种做法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除非你想看看别人敢不敢起诉你。

在韩国，无论什么性别，外表都很重要。但该国的制度性性别歧视和性别鸿沟使外貌主义对女性更苛刻，毕竟男性是决策者，在竞争极其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占据权力的主导地位。找不到工作是极有可能的：我在韩国期间，韩国年轻劳动力的失业率徘徊在10%左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27个成员国当中，韩国在男女同工同酬方面的排名最低，尽管受教育程度相同，但管理岗位上没几个女性。在招聘池中，女性求职者供过于求——因为那些职位会优先考虑男性——这意味着女性必须挤破头去竞争，不仅争社会资本，还要争经济资本。

2018年，电视新闻主播任铉珠决定在主持早间新闻节目时第一次戴上眼镜，尽管有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女性在工作时戴眼镜，因为每天戴假睫毛让她的眼睛很干，每天要消耗掉一整瓶人工泪液。敢于在电视上戴眼镜是如此惊世骇俗，让任铉珠自己成了新闻。观众投诉她，制作人责骂她，但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网上或者当面去感谢她。“如果我能自主选择，我会少化点妆，”任铉珠对《纽约时报》说，“但我困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感性想这样，但工作又是现实。”

《迷雾》

在我的采访中，刚踏入职场或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女性反复告诉我，出于经济和社会原因，她们根本无法承担不改善自己外貌的后果。家人坚持要她们这样做。未来的雇主也期望她们如此。

父母的灌输

高中毕业时，高考一结束，学生们普遍就会收到父母和祖父母赠送的整容手术礼品券。美发和化妆沙龙也会为即将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送上大学毕业套餐。皮肤科和整形外科的app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提供折扣，最受韩国年轻人欢迎的“三件套”（双眼皮手术、隆鼻和瘦下巴的肉毒杆菌毒素）手术有 5到 3折的优惠。韩国女性二十出头的时候就会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因为看起来“漂亮” （也就是有那种青春的光彩）不仅重要，还是进职场的入场券。

要在猖獗的外貌主义和世界各地迅速崛起的最极端的美容文化之间划条线并不难。出于多种原因，如今很多韩国人认为美容工作（你在自己皮囊上做的工作）等同于自我提升。使用化妆品和护肤品以及使用美容服务和手术，被理解为自我尊重、个人管理，还有对社会的尊重。

夏威夷大学的教授莎伦·惠珍·李写道，身体的表面“是一个现代化劳动的空间，其本身是一个买与卖、爱与胁迫、自由与权力融为一体的地方”。身体是你带去劳动以挣薪水的工具。身体本身也是一个劳动场所，全年全天无休。不管是我们对我们身体做的工还是我们身体所做的工，都是一项繁重的劳动。

《狼狈》

作家李敏京在首尔长大，在被男孩们嘲笑有“毛茸茸的”脖子并取了个“猴子”的外号之后，她从 10岁开始给自己的脖子、胳膊和腿部脱毛。和我采访过的许多人一样，她指出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该国文化的关键点，那时她还在读小学。K-pop正走向全球，韩国文化产业正冉冉升起。

正是那时，父母对孩子优先考虑的事发生了变化，美成了一个推动点。2007年，典型的 K-pop女团“少女时代”首次亮相，同年出道的还有“奇迹女孩”和 Kara。与此同时，YouTube的全球扩张也开始了。韩国文化观察家 T.K.朴指出，在“少女时代”出道后的音乐时代里，“将女艺人变成精心策划的产品这一策略”被完善了。李敏京回忆道：“‘少女时代’出道了。当时我还是个学生。电视里的这些女孩瘦了很多很多。以前她们从来没有这么瘦过。从那以后，这一切就开始了。”

通过接受教育变成职场香饽饽，是母亲们过去灌输给女儿的观点，至少在20世纪 60年代韩国快速现代化之后和 1987年韩国独裁统治结束之前的几十年里是这样的。这个国家摆脱了数十年的战争和独裁统治，成为一个基于市场的民主国家，从此，美丽与韩国文化主流不可分割的联系使出色的相貌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道德理想。变美就是变好，反之亦然。

“家人会通过说我很漂亮来称赞我的善举。”韩裔美国人李浩贞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她搬到首尔，在一家 K-pop学院受训，最终成为“奇迹女孩”组合的伴舞。“这融合了我想成为一个好人和美人的愿望。为了成为品德高尚的人，我必须变得漂亮。为了变得漂亮，我必须品德高尚。韩国社会教会我这两个概念是一回事。”

美是自由，也是枷锁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及其影像传播能力，连同韩国制造并出口到世界各地的高清电视屏幕，给细腻到没有毛孔的水润肌肤及维护这种肌肤的产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一个高度视觉化的充斥着媒体和技术的时代，皮囊卖相——而不是它下面的东西——成了美好的象征。到处都是美丽的脸蛋和身体，刺激我们消费和效仿，这加深了外表与人的价值之间的关联。

所以，曾经把孩子的教育和智识成就放在首位的韩国母亲们开始看重外表了。李敏京和我采访过的其他人都说，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韩国消费者才开始看重在美容产品上花费这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偶像、 K美容和化妆品流行开来，路边小店意味着有比百货商店更便宜的化妆品［所以年轻女孩买得起］，”李敏京说，“父母那一代人已经变了。他们不认为努力学习就是一切。他们想开了。而这一代的父母觉得美丽就是一种自由。［因为］美丽非常重要。这是女性的价值。”

如今在首尔的礼品店里，你可以在单个展示架上找到如下产品来改善自己的形象：仪态矫正器、脚趾矫正器、现代束身衣，丰胸垫能弄出完美的乳沟，根据盒子上的营销说明，乳沟应当呈Y形。瘦下颌胶带可以“修正你的脸”。还有许许多多包装看上去像黏性贴片的东西，你可以用这种贴片来治疗身体的任意部位，不管是常见的问题点（如大腿内侧或小腹），还是皮肤松弛的地方（比如可能是颈部）。所有这些都在几乎呈指数级增长的韩国外表改善产业的一家商店的一个货架上。

外貌主义当道时，好皮肤是健康、品德和职业道德的一个表面指标。首尔不是一个“什么样的皮肤都可以”的地方。这里的咒语更类似于地铁里发光的广告牌，上面宣扬的是“眼睛、鼻子和下颌线的和谐”，还有午餐时间来做个“修补手术”。它们都在宣传各种版本的“做你自己，但要更漂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你需要“美貌”来找工作，也要以美貌来找到丈夫，而婚姻市场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期望的雷区。异性恋男人期望女性以某些特定标准看起来更有女人味，比如长发——不留长发的话，你会立刻被认为是同性恋，或被贴上“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标签，这在韩国是一种恶意的诋毁。市面上也到处是婚介公司，他们会做匹配算法，把身高、体重甚至面部比例作为考量因素。

27岁的沈海仁回忆起她上中学时，她父亲开始给她看电视上的韩国小姐选美比赛。她在光州长大，这是韩国南部的一个大城市。她说，连着好几晚，晚饭后她都坐在客厅里，父亲反复给她播放选美比赛选手穿着比基尼和高跟鞋的视频，“教我如何走路”，她说，“然后我不得不每天晚上跟着这个视频在我爸面前走来走去，做一个好女儿”。如果你拒绝这样做呢？我问。她说她怕如果不听话，父母会羞辱她并不给她饭吃，“他们其实已经不让我吃饱了。我记得每个早上，我妈和我爸都会谈论我的腿有多粗，肚子有多大。说‘她这样下去会嫁不出去的’”。她的例子在她这一代人中并不少见，很多家庭都看重美貌，将美貌视为取得社会和经济成功的工具。

“人又有什么选择呢？”

参与到美容文化里的韩国女性正在传统的孝道价值观和韩国超现代的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之间被不断拉扯——试图“赢得”一场关于自我决定和成长的比赛。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失业率攀升至 20%，政府此时缩减了社会服务支出，使很多韩国人不得不自谋生路，靠着兼职工作加上家人资助等勉强度日。

观察家们认为，当时的不稳定助长了新自由主义的要求，即在无休止的工作和物质成功的竞争中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女权主义学者赵珠玄写道：“最成功的自我创业者……将是那些忠实地内化新自由主义逻辑［并去］征服自己的人。”这描述了一种受市场竞争煽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按照庆熙大学文化研究教授亚历克斯·泰光·李的说法，“竞争的思想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生活的新常态”，把韩国变成了一个“新自由主义机器”。

“在传统社会，女性的身体完全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所控制，尤其受到保持贞洁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控制女性身体的一个严苛手段。但如今，外貌主义已经取代了这种意识形态。”金尚熙 2003年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彼时她是该国最大的女权组织 Womenlink的执行董事。她认为外表压力对我们的身体施加了一种控制，但又带有一种消费主义的、可以做到的改变。“在一个外貌主义社会，这不只是关于自我维护，而是不漂亮的女人会被视为懒惰和无能。”

《狼狈》

韩国人对这种工作需求有一个专门的词：kkumim nodong，即“展示形象的劳动”——他们的外表必须经过修饰才能展示，而且必须努力使女性可供展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完美体现，”珍妮·王·麦迪纳说，“你用你的身体劳动的同时也在消费。”

“人们又有什么选择呢？你会因外表受到褒奖，也会因不修边幅受到惩罚。”希瑟·威洛比说。她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在梨花女子大学执教，这是一所精英女子大学，被誉为韩国的韦尔斯利学院。她教过好几代女大学生，她指出，每一年，声称自己做了整形手术的女大学生人数都在上升。“年轻女性没有任何自信，不满意自己的现状——她们的个性、学业成绩或其他任何层面上的成就。我正和我的一个班级一起寻找［学生的］成功模式。她们擅长什么？她们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就？她们当中有些人一开始甚至连很小的事都想不出。”

我听着希瑟说话，心想，为了跟上、融入和竞争而去整形？这些都是成就。一系列的成就。它们完全符合预期，结果却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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