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6月21日这天深夜，准确地说是6月22日凌晨1点，一辆老式蒸汽火车头拉着有数节车厢的列车从市郊的清华园火车站悄悄地出发了。选择偏僻的清华园车站，选择深夜出发，就是为了保密。北平刚刚解放，情况还很复杂，美蒋特务还十分活跃，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是要求
一辆专列悄然驶出清华园小站
1949年6月21日这天深夜，准确地说是6月22日凌晨1点，一辆老式蒸汽火车头拉着有数节车厢的列车从市郊的清华园火车站悄悄地出发了。选择偏僻的清华园车站，选择深夜出发，就是为了保密。北平刚刚解放，情况还很复杂，美蒋特务还十分活跃，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是要求高度保密的。清华园火车站是个废弃了的小站，基本不用。当初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北平时，李克农就是看中了这个远离市区的小站，让毛泽东、周恩来等从这里下车，经颐和园去香山的。
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还有王稼祥、戈宝权、邓力群和翻译师哲等。刘少奇上车后，曾经半开玩笑地问：上次我们来北平时乘坐的是慈禧太后的专列，这次又是谁的专列？代表团乘火车到有苏联驻军的旅顺后，将转乘苏军的飞机去苏联。
陪同中共代表团去苏联的还有苏联专家组长科瓦廖夫，科瓦廖夫因汽车事故来晚了。火车原定21日夜里10时整出发，因等候科瓦廖夫，出发比预定时间晚了三个钟头。
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斯大林的联络员阿洛夫和米大夫也搬至香山。没几天，曾跟随米高扬到西柏坡的科瓦廖夫也奉莫斯科之命从东北来到北平，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里。科瓦廖夫是苏联交通部副部长，是东北中长铁路的苏方负责人，来到北平后，就成了在北平的苏联人中职务最高的政府官员。科瓦廖夫觉得住在北平城里，与在西郊香山的中共中央联系来往不方便，就提出要中方在香山给其修整一套住处。
4月间，科瓦廖夫就搬到了香山的一个山沟里，这就与住在香山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机会多了。在这个时候，科瓦廖夫使用阿洛夫掌握的无线电台，不断向莫斯科报告情况。
这些在香山的苏联人的情况，毛泽东都是知道的。
科瓦廖夫刚住进香山，就带着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要拜见毛泽东。
在此之前，斯大林刚刚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报。该电报除了谈及对未来新中国的建议，也在电报第七部分，在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作了评估后指出：美英军队在解放军“后方登陆的危险性明显增加了”，建议解放军“不要匆忙南下”。
对于未来新中国的建议，毛泽东觉得是可以很好地考虑的；他亦准备在渡过长江以后，派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请教建国的诸多问题。但对斯大林关于渡江南下的态度，他是不以为然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当天傍晚时分，他在双清别墅接见了这两个苏联人。
宾主在客厅坐下后，茶也端了上来。齐赫文斯基作了自我介绍后，首先祝贺中共和解放军已经取得的胜利，以及前线捷报频传的进展。接着，齐赫文斯基请毛泽东给他们俩介绍我军各个战场的情况，即我军的部署、进军计划，以及对战局的展望和对前景的评价。齐赫文斯基问：“如果在许可的条件下，能否将中共的各项基本政策、方针说明一下，同时也把敌人的情况和处境作一些分析和评价。也就是说，我们想知道，敌人还能支持多久？”
因为有斯大林的电报作背景，毛泽东的回答就很有针对性。据师哲在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记述：毛主席说话不多，他极其辽阔、抽象地介绍和说明了一般的形势，但明确、肯定地指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说：“很快你们就可以看到淮海战役胜利的战果。下一步就是渡江南下，解放江南的任务。只要不出现意外变化，或者不出现意料不到的复杂的形势，胜利是有把握的。但至今为止，尚看不出什么特殊的意外。”
齐赫文斯基问：“主席指的是什么特殊的意外？”
毛泽东说：“例如说，我们不允许美军在烟台登陆，也不允许他们的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郊外，美军也出来过几次，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到城里去，而且很快把他们的兵舰也撤离了烟台。至于其他港口，如威海等地，就没有遇见美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未看出美军有想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未看出他们有阻挡我们前进的征候或试探。可以说，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战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完全可以说，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当然知道，自己说的这番话今晚就会由阿洛夫的电台传到斯大林那里去。
据师哲回忆录记述：在香山期间，毛、刘、周、朱还多次同科瓦廖夫见面、谈话。其中毛主席、刘少奇同科瓦廖夫谈的次数较多，涉及内容也较广泛，主要是介绍、解释中国当时存在的问题或新出现的某些情况，帮助他了解中国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使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意义，以及若干重大政策都有所了解和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谈话中，毛主席特别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任务与十月革命不尽相同，但是中国革命不会停止在目前阶段，而是要继续深化、向前发展的。
代表团离开北平这天上午，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特意约见了科瓦廖夫，并同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据师哲记述，谈话主要内容有三：其一，关于胜利渡江之后解放战争发展变化的大概形势，尽管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迂回的，但解放战争一定要进行到彻底胜利；其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和主要任务；其三，中国革命要走一条较长、较远的路程，是需要有条件的，即：人力与物力这两者缺一不可，我们目前所要准备的和要争取的是这两条。
毛泽东对科瓦廖夫说，这次你陪同代表团出国走远路，会辛苦的，不过你也顺便可以同家人团聚一番，也是一次好机会。最后，毛泽东还问科瓦廖夫个人有什么要求，或者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问题。会见结束后，科瓦廖夫乘车出了中南海，车子走到东四拐弯处出了车祸，撞倒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轧伤了骑车人的腰腿，只好停下来处理，让中南海的人将青年送去医院处理伤势。这就耽误了几个钟头。
临行前，毛泽东交给刘少奇一封写给斯大林的亲笔信。谈到建国日期、成立政府之事，毛泽东还对刘少奇说，成立政府的事还是不要着急，我不是当过江西瑞金的苏维埃主席嘛，当时做了主席还是当不了，不仅当不了，还一口气跑了二万五千里哪！
火车到沈阳时，代表团另外一个成员高岗上了车。代表团成员中，高岗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中央委员并已确定为首任驻苏大使。作为保密的措施之一，在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后，在莫斯科与沈阳都发布了一则消息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
刘少奇想起吃面包的往事，未免有些激动……
飞机刚起飞，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们就受惊了！
这架苏军的道格拉斯型螺旋桨飞机刚从旅顺的机场起飞不久，中共代表团成员们就发现机上的苏联保卫人员显得异常紧张，在机舱里来回奔忙。刚在空中飞了一个多钟头，飞机就缓缓降落了。下来一看，还是刚才起飞的旅顺机场。苏方安全人员这才说：刚才升空后机器发生了故障，为了安全而返回原机场检修待命。
飞机修好后，重新起飞。由于国内战争正在进行，为防意外，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子，经朝鲜上空飞抵伯力。由于这种飞机没有密封舱，航行时忽高忽低，舱内有时会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冷气打湿了衣服，有的人都因此感冒了。
现在从北京飞往莫斯科，只有七八个钟头的航程。当年，刘少奇率领的这个中共高级代表团在路上走了五天，飞机经停数次，6月26日中午时分，终于到达莫斯科。
代表团中王稼祥因要出任驻苏大使，所以带了夫人朱仲丽。朱本身是医生，还可以为代表团做保健医生。此次是秘密访问，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刚生了女儿平平，不便出行。
这次刘少奇代表毛泽东秘访苏联，是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初步确定的，具体时间当时未有落实。后来因为渡江战役进行得很迅速，他访苏的时间要比原来预料的早。
3月下旬，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入香山。刚刚安顿下来，在军调部时是王光美上级的叶剑英笑着告诉刘少奇，他进城当北平市长后，就给王光美家里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光美已经结了婚。王光美的父亲不知女婿“刘少奇”是什么人，就跑到西单商场书摊上买到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日文小册子。小册子上说，少奇外号“小诸葛”，是湖南人，这就是王光美父母对女婿所知道的全部情况了。
刘少奇听了笑得挺开心。他也只来得及去光美家里看一下老人，就赶去天津了。
他带着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于4月10日去天津做城市管理工作的调查研究。在天津的工作深入进行时，5月10日，毛泽东的秘书长叶子龙打电话给王光美，说主席要找少奇有要事，请他速回北平。原来，毛泽东经与斯大林电报往返，已经确定少奇近期访苏，要他速回做准备。他回来后，为准备与斯大林会谈，他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撰写了报告提纲。临行前，王光美还陪他去王府井大街买鞋、衣物等出国用品。
在旅途中，刘少奇曾对代表团成员们说：我第一次来莫斯科是28年前，我们这群青年人中还有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我们从上海乘船到当时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越过前线才到达红军控制的伯力。那时候新生的苏维埃到处是战争的创伤，我们坐的火车很简陋，由于缺煤，火车头靠木柴生火做动力，路轨状况很差，经常要停下来参加修路，或者上山砍运木柴，有时还遇到土匪袭击。火车就这样开开停停。那次，我们是3月份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已经是初夏6月了。在路上整整走了三个月哟。那次，我们还有幸见到了列宁，听了列宁作报告。我们成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第一批学员。那时候的日子真艰苦，每天只有一块手掌大的黑面包，分三顿切着吃。真饿啊，走上四层楼的课堂都因饿得腿软要休息几次。晚上太冷，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只盖一件军大衣和毯子。但是我们意志坚定，战胜了困难。那次新年晚会，我虽然没有演过戏，也和萧劲光一起上台，为大家表演节目……他还想到在苏联可以见到有十年没见面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他俩是在抗战期间来苏联读书的。
当飞机飞抵莫斯科上空时，刘少奇从机窗俯瞰着莫斯科城市的景色，想起了往事未免有些激动。
下飞机后，受到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人的欢迎。代表团被安置在奥斯特洛夫斯卡娅8号公寓。这个公寓是沙皇时代某大资本家为一个走红的女歌唱家建造的豪华住宅，十月革命后被没收改造成了苏共中央的招待所。
中共中央和斯大林及苏共中央之间，自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近20年来，几乎没有过正式会谈，没有过直接交换意见会谈的机会，更多的只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大量的电报往返而已，双方确实需要沟通和了解。这次刘少奇代表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谈。毛泽东对此次会谈极为重视，临行前还对刘少奇强调说：你此行肩负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利用这次高层访问的机会，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面地介绍一下中国革命目前进展的情况，和未来即将面对的问题，要取得苏方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理解，也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毛泽东说过年利率太低了
刘少奇与斯大林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到达的次日，即6月27日晚上11时至12时进行的。地点安排在斯大林的市郊别墅孔策沃。苏方参加会见的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米高扬。中方还有高岗和王稼祥。
双方握手互致问候，斯大林首先对毛泽东的健康表示友好的祝愿。刘少奇感谢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关心，当即递交了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亲笔信。在此信中，毛泽东对苏联给予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寒暄过后，刘少奇首先提出了贷款问题。早在这年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就向苏方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从1949年度起连续三年的过渡期内，每年获得本息1亿美元的贷款，用以帮助新中国消除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双方最近在电报往返中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
斯大林从来没有遇到过受贷方竟然嫌利息太低的事，因而笑着说，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曾经表示，对于这笔贷款，1%的年利率太低了，应当提高。他又说，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是2%，给中国贷款的年利率低了一个百分点，但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国家不同。他们那里没有战争，经济也比较稳定，你们中国还在打仗，战争的创伤也很重，经济持续恶化。我们当然要给予优惠条件，提供大一点的帮助。
说到这里，斯大林还开玩笑地说：“当然，要是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
关于贷款问题，斯大林表示说，苏方经研究可以将3亿美元贷款按照年利率1%分为5年提供，每年平均6000万美元，以设备、机器、各种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中国可以在贷款完全生效后10年之内偿还。
可以说，这是在战争废墟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所获得的第一笔经济贷款。
斯大林一高兴，许诺给最新歼击机
第一次见面，着重谈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急需的军事援助。
斯大林听说了蒋介石军队撤退时在长江口布下水雷，对刚解放的上海进行封锁，于是，就首先主动表示愿意派遣专家或提供扫雷艇。
斯大林由于担心英国人插手新疆事务，影响苏联在中亚地区的边境，就提出了解放军不要拖延进军新疆，以免引起英国的趁机干预，煽动起新疆和附近国家的穆斯林，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他强调说：这种情况是不能容许的。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和棉花，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
刘少奇说中国西北地域辽阔，在西北的马步芳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障碍。
斯大林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骑兵部队好对付，只要有炮，摧毁他们是轻而易举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用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后来，在下一次会谈后招待观看电影时，当银幕上出现奔驰的骑兵部队时，斯大林又提起了新疆马步芳的话题。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骑兵在现代战争中作用不大，因为骑兵目标太大，最怕飞机袭击，一打就散。
刘少奇就提出能否提供飞机将部队空运到新疆去，这样解放军部队可及早进入新疆地区。
斯大林说，由于新疆没有大机场降落大型运输机，空运部队还没有办法，但如果派战斗机帮助打马步芳骑兵，就比较简单，只要派一个团，四五十架飞机就可以解决问题。开始可以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以后再交由中国飞行员驾驶。
在第一次会见时，斯大林还问刘少奇，中共有没有建立自己的海军舰队，是不是已经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一些军舰？
刘少奇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自己的舰队，缴获的舰只也很少，大部分吨位大些的舰只，无论是商用或军用，不是国民党撤走了，就是炸沉了。我们目前还没有力量打捞沉船。
斯大林说，我们要给予帮助，一个是要帮助你们建立自己的舰队，中国要有自己的舰队；另外一个是帮助打捞那些沉船，并帮助修好这些船。
刘少奇提出，希望苏联帮助建立莫斯科至北平的空中航线。
斯大林在谈到帮助建立这条航线问题时，又主动提出可以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备修理厂，他说一旦你们能自己生产歼击机，就可以很容易地培养自己的航空飞行人员了。话说到高兴时，他又当场提出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的建议。他很爽快地说，你们不论是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歼击机，还是要俄罗斯生产的歼击机都行。
据金牛在《百年潮》杂志中发表的《刘少奇秘访克里姆林宫》一文转引的前苏联解密档案说：
斯大林对这次谈话的结果相当满意，许诺也非常爽快，以致有的许诺多少有点说走了嘴，比如关于“最新型的歼击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已经能够批量生产最新型的米格－15歼击机，并正在开始装备部队。说要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就是意味着应向中国提供米格－15歼击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随后审定谈话纪要时，斯大林又不得不把“最新型的歼击机”中的那个“最”字划掉了。也就是说，苏联至多只能向中国提供米格－9。只是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实战证明米格－9比不上美国的歼击机时，斯大林才把这个决定改了过来。
由于第一次见面商谈的是一些急于解决的问题，在会见即将结束的时候，刘少奇郑重地提议：希望能够有机会向斯大林全面报告一次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问题，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
斯大林明确地表示赞同，并同意让中共代表团有几天时间来准备这个报告。他说，到时候，苏联方面将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听取这个报告。
调整西北部署，强化了“打马”战役
刘少奇与斯大林第一次会面情况的电报，与李克农那里送来的一份最新《敌情动态》，几乎同时摆在毛泽东的案头。
斯大林所说的那些及时进军新疆的话引起他的关注，《敌情动态》中的一则情报更是引起他的思考。情报称，广州的“国府”面临渡江后解放军的渐渐迫近，又在酝酿搬迁，一些亲蒋人士主张迁往台北，但代总统李宗仁当然不愿迁往蒋介石已经张罗好的台湾，决定“国府”不能离开大陆，要迁往成都。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除了考虑建立新中国政权的大事，经常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不断谈话协商外，更是将相当的精力放在指挥前线各战场最后歼灭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上。当时，在胜利渡江与占领南京、上海后，前线战场的重点打击目标就是华南的白崇禧集团、西北的胡宗南集团和西北“两马”。除对白崇禧、胡宗南极为重视之外，他对这西北“两马”也并不轻视。西北“两马”，是指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他当然忘不了，十多年前，在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向新疆挺进时就吃过这些“马家军”的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那些保存完好的指挥各野战军作战部署的大量电报，大都是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珍贵电报。从6月26日、27日两天的电报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微妙的变化。
6月26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领导人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的电报是部署主力兵团包围胡宗南部队歼灭之，对“两马”采取的是钳制措施，还特别提醒对“两马”不要轻敌，不然要吃亏。
在接到刘少奇发来的关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见谈话内容的电报后，对于斯大林所提出“不要拖延进军新疆”的建议，毛泽东是十分重视的；加上李克农送来的关于“国府”要逃出广州的情报，使他在24小时内对原来部署的西北作战计划作了调整。
毛泽东马上为第一野战军当前战役和整个进军的部署致电彭德怀，调整并加强了对马作战，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这个部署后来他形象化地称为“打马战役”，西进以“取得油源”。
后来，在“打马”战役进行中，为尽早解决进军新疆问题，毛泽东又同意刘少奇意见，让随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邓力群从苏联携带电台先期进入新疆伊犁，以便在新疆与北平党中央及西进的王震兵团建立联络。他又数次找张治中谈争取和平解放新疆问题，让张治中通过邓力群在伊犁的电台，给当时国民党在新疆的领导人陶峙岳、包尔汉转送有关电报。
刘少奇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见时，说用三四天准备一个书面报告，实际上是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因为期间还有一个向国内汇报的问题。
在准备这份书面报告期间，刘少奇于7月2日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次日，接到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报告形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徇意见。7月4日，这份有一万多字的书面报告，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的名义交给苏共中央、斯大林。
报告共分四个部分，在报告中，表明了这样一个意愿：
“毛泽东同志希望拜会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来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来拜会。他来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
报告中还谈到毛泽东来电完全赞成提早占领新疆，并嘱希望苏方提供关于新疆情况的材料和将苏联空军的帮助具体化。
斯大林对刘少奇书面报告
的好些内容连连称“对”
在苏军海陆空立体作战军事演习的纪录片放过以后，接着放映的是一部“二战”时期的资料片，有一组镜头里有骑兵部队在战斗机追逐扫射下溃败，在飞机的低空俯冲下战马受惊，狂奔乱跑……
这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电影厅里，夜很深了，已经是7月12日的凌晨了，斯大林仍兴致很高地陪同刘少奇观看电影，还亲自作讲解。看电影的活动是在当晚刘少奇与斯大林第二次见面后特别安排的。这天晚上斯大林情绪很高，当晚所放映的四部资料片都是斯大林亲自点的。据苏方有关人士事后回忆说，斯大林表现出如此热情和高兴，这在最近还是少有的。
刘少奇所写的7月4日的书面报告和7月6日的信交给苏方后，斯大林与刘少奇的第二次见面安排在7月10日晚间10时举行。当时，刘少奇一行应邀到斯大林在孔策沃附近的别墅参加宴会，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出席。双方互作介绍。斯大林很高兴地介绍了与会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与红军领导人，还解释说有几位政治局委员去海滨休养了，到会的人不全。因中方报告中涉及军事问题，还请了几位红军领导人参加。
在当时的环境与时代背景下，斯大林和苏共高层领导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毛泽东等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甚至在他们眼中被蒙上一种神秘的色彩。这年年初，他派米高扬去见毛泽东，中共中央还在华北平原西部的偏僻山沟里，听了米高扬回来后的汇报，也还没有改变他原来对毛泽东与中共的印象。他一直认为毛泽东是俄国布加乔夫式的农民领袖，说得文雅一点，就是一支比较强大的游击队的领导人而已，翻译成中国的俗语就是“山大王”。即使在解放军解放了天津、北平，中共中央迁入北平后，他还是低估了中共的实力，就是红军军官出身的驻华大使罗申也判断人民解放军仅靠木船，是无法渡过有军舰与飞机协同地面部队守卫的长江天堑的。
因此，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胜利渡江、并迅速占领南京和上海的消息传来，不能不使他极为震惊！
他及时调整了对华政策：
一、迅速从广州召回驻华大使罗申；
二、迅速与毛泽东电商安排刘少奇访问莫斯科；
三、及时与毛泽东电商中方曾向米高扬提过的关于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的要求。
刘少奇的报告使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他这才认识到毛泽东、刘少奇等这些中共领导人，并不是布加乔夫式的农民领袖，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是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
应该说，斯大林对刘少奇这份报告是甚为满意的。他在好些地方画了着重线，在有的地方他还写了“好”或者“对”。他赞许地批了“好”和“对”的内容约有十五处。
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是斯大林谈话，苏共政治局其他人发言甚少，因而显得十分严肃。中共方面，主要是刘少奇对斯大林看了报告后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
在开始正式谈话时，斯大林首先就书面报告中他不甚明了的地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们海军中有无自己的军官？空军中有无自己的飞行员？各省有没有省政府？各省政府及东北等区域政府是否服从将来的中央政府？将来中央政府是否有权力批准与撤换各省及各区域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以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主席，主席是否等于总统？主席与内阁的关系怎么样？什么是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
刘少奇对斯大林这些问题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解释。
然后，斯大林就书面报告所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
最后，他关心地问中共代表团住得是不是舒适。他还问道：“你们怎么没有女同志参加？听说莫斯科住着两个中国女同志！下次我们愿意邀请她们也来。”他所说的两个女同志，就是指当时在莫斯科的江青及随团来的朱仲丽。
会议结束时，夜已深了，斯大林还没有疲倦的感觉，挥了挥手说：我今晚还要请你们看电影。
斯大林说，我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奉承我也觉得厌烦
这个别墅很大，庭院中有高大青翠的林木，有花园、菜园、果园、鱼池、小型运动场（主要有滚木球、攻木城等）。他亲自引刘少奇观赏全园景色，特别参观了他自己在园里种植的番茄、豆角、谷子等农作物。他指着谷子说：“这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东北引来由我自己栽培的，等谷子成熟了拿来款待你们，多么有意思呀！遗憾的是你们不能久留，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他们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高高兴兴地度过了几个钟头。工作人员说：很少见到斯大林这样兴高采烈，以这样的方式接待客人。
参观完毕，宾主回到大厅里进餐。那天参加的人不多，是一种家宴形式，格外地亲切、和谐。
在晚年那些岁月，斯大林几乎都是住在莫斯科近郊的这个别墅里。别墅四周是五米高的两道围墙。别墅离克里姆林宫约有半小时的汽车行驶路程。师哲将这个别墅的名字翻译成孔策沃。
宴会是在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的。江青和朱仲丽也应邀参加了。
斯大林用目光扫过中共代表团所有出席的成员，很感慨地说：你们中国同志都这么年轻。相互问好后就坐入席，宾主们海阔天空地说了一阵轻松谐趣的话。
马林科夫悄声建议江青给斯大林敬一杯酒。江青举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前，说：“我请大家一起举杯，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斯大林听了开怀大笑，其他人也一起来碰杯共饮。斯大林一饮而尽后，说：“我的健康，竟然可成为大家的幸福，这恐怕太抬高我了吧！”
然后，他也举杯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这并不是奉承你们，也不是说客气话。西欧人由于他们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知道得比你们多一些，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因此，你们不仅有了很大的成就，而且责任也大了。”
刘少奇马上说：“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也有过不少的挫折，受过不少的损失。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我们毫无准备，结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上了大当，但这样也就教训了我们，到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就有了准备。”
斯大林当着中共代表团作自我批评，使人吃惊
斯大林听了很敏感，立即联想到抗战胜利后他发给毛泽东要毛必须去重庆会蒋介石的那封电报，他当然不知道毛泽东接到那封电报发了很大的火，还称斯大林“不准革命”。他因而带着歉意地对刘少奇说：“我们是不是扰乱和妨碍了你们呢？”
刘少奇很有礼貌地说：“没有。毛泽东同志当时或者可以不去，有恩来同志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同志还是到重庆去了，结果还是很好的，使我们当时立即就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是有危险的，CC系特务有害毛同志的可能。当时，美国人曾向我们说：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
斯大林又问刘少奇：“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是否也妨碍过你们？”
刘少奇回答说：“在马歇尔访华期间，中共中央对和平运动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过幻想，因此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是我们孤立了美蒋，使后来我们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不对。”
斯大林最后甚为感慨地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这次会见是一边用餐一边谈话的。气氛热情洋溢，友好诚挚。斯大林向中方介绍了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
关于解放台湾、新中国成立时间等问题
不过，在是否协助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斯大林表现得特别谨慎。他否定了苏联海空军直接参加战斗的可能性。他认为，那样做意味着与美国会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从而会为美国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提供借口。他说，要是这样做，“俄国人民也不会理解我们。不但如此，他们还会把我们赶走”。
当获知苏联不可能提供海空支援后，毛泽东立即通过刘少奇致信斯大林，表示放弃要求苏联直接援助的提议，希望苏联帮助提供作战飞机，并协助训练飞行员。因而，在7月27日的会谈中，刘少奇表示同意斯大林对解放台湾等问题的看法，并将中共中央要求提供作战飞机、派遣专家和中方向苏联派一专门代表团的建议，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委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帮助中共代表团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负责组建空军的刘亚楼将军很快就带着毛泽东关于建立空军的指示和拟定的初步方案，赶来莫斯科。从解放台湾的时间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准备在一年的时间内组建空军的战斗部队。在8月13日，即刘少奇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刘少奇、王稼祥、刘亚楼同苏联空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进行专题会谈。苏方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方案。
在会谈中，斯大林特别向刘少奇作了解释，为什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他说：我们是想看看国民党的动态。
关于新中国宣布成立的时间问题，至今史学研究界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新中国成立时间由原定1950年元旦提前为1949年10月1日，是受斯大林对刘少奇谈话的影响；另一种看法认为，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发展而独立自主决定的，与斯大林的提议无关。
但在7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关心新中国宣布成立的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担任翻译的师哲在回忆录中记述说：
在交谈中斯大林问：你们打算何时成立中央政府？因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经瘫痪了，不复存在了。而你们现在已经具备了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
刘少奇答：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放和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950年）1月（可能是1月1日）。
斯大林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请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着，不能不防。
斯大林以上的谈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而且我们立即向中共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
刘少奇、王稼祥及时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后，毛泽东7月31日复电刘少奇、王稼祥：刘少奇可先回国，留王稼祥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空军、海军两校事完毕，待8月中旬或下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后，再去苏联；同意新华社派代表驻莫斯科，塔斯社派代表驻北平。
经国内批准后，戈宝权以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的名义进行活动。我们的机要通讯人员已在莫斯科开始工作，7月底，中共代表团的通讯联络工作就不再由苏军的电台与北平毛泽东身边的阿洛夫医生的电台担任。这次带去莫斯科的机要通讯班子，不仅为中共代表团建立了同北平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络，而且也同新疆地方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对新疆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8月14日，在离开莫斯科回国的当天，刘少奇致信斯大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王稼祥留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待8月下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后来，王稼祥出任首任驻苏大使，徐介藩、戈宝权担任大使馆的参赞。其他通讯人员都留在使馆工作。在王稼祥正式到任前，由戈宝权担任使馆临时代办。
毛泽东终于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一号专列
毛泽东几年来多次希望访苏，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成行。
1949年12月，毛泽东终于开始了酝酿已久的访苏之行。
当毛泽东一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不知道，在此行最重要的一项任务——签订一个新中苏条约的问题上，斯大林已经改变了主意。这就是导致这次毛泽东离国时间很长，谈判非常艰辛、曲折的缘故。
主席乘坐的一号专列是于1949年12月6日从北京西直门车站出发的。他只带了陈伯达、师哲、叶子龙等不多的随行人员。送行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
按中共中央所讨论决定的，毛泽东这次访问苏联的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中苏两党、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条约、协定，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但这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谈判与签订中苏条约，以取代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本来，在1945年初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的时候，苏方就已经主动提出过愿意废除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那个旧约。在新中国成立前，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也当着刘少奇的面，又一次明确表示：原有的条约是不平等的，等新政府建立之后，毛泽东即可来苏联解决这个问题。真是夜长梦多，由于斯大林决定在修订条约问题上改变主意，因而对毛泽东在建国后按过去约定的再次提出访问苏联，苏方回答得并不是很爽快。
11月5日，毛泽东就要求斯大林在北京的联络员科瓦廖夫向斯大林转达他想去莫斯科的愿望。12月下旬是斯大林的70岁生日，与苏联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都将前往莫斯科，他希望12月份去访问，可使访问更具有公开性。斯大林没有很快答复。
由于过去几次都曾受到斯大林的婉言拒绝，这次，毛泽东就从多种渠道将愿望表达得强烈一些。
三天之后，11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向莫斯科发出正式电报，表示希望访问苏联。11月9日，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致电刚刚递交国书的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电文说：“我们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11月10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去拜会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再请罗申将毛泽东访苏的愿望转达给莫斯科。
经过这一连串催促之后，11月12日，苏联终于作出了正式的答复，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斯大林70岁诞辰庆祝活动举行之前，赴莫斯科访问。同日，毛泽东就给斯大林电报，电报中说：“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科瓦廖夫与我一道同去。”
毛泽东此行冒着极
大的危险和风险
在开国之初，新秩序正在废墟与混乱之中整顿与建立。各个已经解放的城镇里有国民党潜伏的特务，乡村山野里有被击溃的国民党部队的残兵和土匪在横行，尤其是专列要经过的东北地区，治安还极不稳定，土匪特务很活跃。毛泽东此行冒着极大的危险。
这次出访尽管是保密的，但潜伏在北京的特务还是刺探获得了情报，解放军的反特监听台截获了敌特从北京发往台北保密局的重要情报。敌人的阴谋阻挠不了毛泽东的这次访问。
访问按原计划进行。
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李克农在国内领导着安全部门破获了两路企图谋害毛主席的特务。其一，破获了发出毛泽东访苏情报的上校特务，缴获了隐藏在北京南池子的敌特秘密电台；其二，在哈尔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破获了潜伏在哈尔滨一带阴谋炸火车的特务组织。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有人称为“一号专列”，实际的车号是“9004号”。这是一辆美国为蒋介石制造的专列，是渡江战役后在杭州一带缴获的战利品。专列车厢内部很漂亮，内设有办公室、卧室、客厅、卫生间，还有秘书室、工作人员室。客厅很宽敞，摆有大桌子、沙发，可以开会。但这部专列是为蒋介石在南方巡行的需要定造的，在东北冰天雪地的严寒天气里就经受不住检验，车里的暖气经不住酷冷，就给冻坏了，车厢外壳欠厚，保暖不佳。这样在疾驰中就显得特别冷，车厢内有时气温只有零下十五摄氏度。毛泽东在途中都感冒了。他忍不住对随车的铁道部长滕代远说：
“你铁道部长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看来你们对美国货都还没有搞明白，还有点迷信洋货！我准备冻成冰棍了。”
至于说到他要冒的风险，他是深知的。
从中苏两党的来往中，他对苏联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是有体会的。抗战胜利，斯大林压他去重庆就是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去苏联，既要去苏联争取对新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又要从苏联那里收回因旧的中苏条约而失去的中国主权和权益。这就有可能触犯斯大林，从而使中苏新关系受到冲击，甚至导致决裂。上次刘少奇访问苏联，斯大林尽管承认旧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没有很明确表示修改的态度。当时，斯大林对刘少奇访苏很是热情，并作了给新中国援助的承诺，这将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签新约的难度。
斯大林推翻了过去的承诺，决定暂不改变旧的中苏条约
毛主席从来只是怕热，想不到莫斯科的冬天如此之冷，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严寒，加上呼啸的北风，要比陕北的冬天冷得多。即使主人安排他乘坐的专列中午12时整到达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车站，因为气候酷冷，也令人难以适应，车站上隆重的欢迎仪式很快结束了。斯大林也没有去车站迎接。
这天是12月16日，他在路上走了整整10天。
毛泽东在车站所作的书面演讲中，预感到签约谈判是有难度的。他在简短的演讲中，就专门说了这样一段关于条约的话：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他在市郊的叫做“姐妹河别墅”的原战时斯大林别墅住下。下午6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小会客厅与毛主席会晤。这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斯大林羡慕毛泽东很年轻。两人开始会谈不久，话题就接触到了中苏条约问题。
斯大林十分谨慎而话外有音地问道：“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也不肯挑明，语意朦胧地回答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嘛既应该好吃，也应该好看。”
师哲翻译出来后，斯大林与在场的苏联领导人都目瞪口呆。
后来，才搞清楚是协商搞一个协议，毛泽东并提出让周恩来来莫斯科。斯大林只准备与毛泽东签一个一般的联合协议和声明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毛泽东内心所指的是签一个正式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取代国民党时代的旧约。
据双方档案记录表明，在此次会见中，斯大林向毛泽东表示：1945年签的那个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定》签订的，而《雅尔塔协定》包括着有关苏联战后在远东得到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问题，要变动经过美、英两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就有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而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斯大林就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考虑后，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
毛泽东听了很觉得吃惊和意外，就说：“照顾《雅尔塔协定》的合法性是必要的，唯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意义了。”
斯大林解释说：“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斯大林在当面提出苏联困难的情况下，表示愿意提出变通的办法：撤出在旅顺的驻军，以便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情，共产党人却做到了”，使民族资产阶级心服口服。
斯大林还说：“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其意见是中苏双方先签一个声明，“周外长就不必飞来了”。
这就使毛泽东感到为难了。因为在出发前，中共中央商定的方案，一方面中苏之间签订一个新的平等互助条约，另一方面却并不急于要求苏军撤出旅顺，因为中国的海军尚在组建之中，还需要时间才能接防。现在，斯大林提出的两点意见，正好与中央的想法相反。
突然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毛泽东斟酌片刻说：“考虑到苏联在签订条约上有困难，我们有必要采取最适合共同利益的做法。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考虑。但是，目前这个时候不应当修改条约，也不应当匆忙地从旅顺港撤退军队。”
大约斯大林看出了毛泽东为难，就说：“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样一种办法，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来。”
随后，两国首脑还讨论有关苏联的贷款、援建空中运输线和海军建设的问题。在谈到海军的时候，考虑到上次刘少奇直接提出过援助解放台湾的问题，当时斯大林表示不愿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这次毛泽东想退而求其次，就委婉地提出：“国民党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空军和海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的将领提议，要求苏联援助，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和秘密军事特遣舰队以便尽快夺取台湾。”
斯大林说：不排除这种形式援助的可能性，但最主要考虑的是不要给美国干预提供借口。如果是派参谋和教官，随时可以提供，至于其他形式，则要仔细考虑。斯大林还提出：中国可否考虑挑选一批伞兵把他们空投到台湾去，来组织岛上的起义。这样进攻起来理由更充足一些。
两天后，从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对每次与斯大林的会谈并不十分满意。关于打算签约遇到的新情况，他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一下，并就条约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意见。
据当时苏联的记载说，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后，毛泽东“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一直闷闷不乐”。
为什么毛泽东对苏联人大发脾气
8年后，即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回忆起第一次去莫斯科时的情景，说起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后自己的心情。他说，你们觉得我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铁路。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
在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后至1950年元旦的那些天，他对汪东兴说：“现在我在外国，外事不多，主要是在办国内的事。”
他还让王稼祥大使给他借来一套《三国演义》，说趁有空再看一遍。
那些天最能表明他思想活动的，就是在吃过晚饭的闲暇中，以提问的方式向跟随他的工作人员、卫士等考问国际形势了。据汪东兴的回忆，他问过这样一些问题——
他问：“德国法西斯何年何月何日向苏联发动进攻？”
陈秉承答：“1941年6月22日凌晨。”
他问：“德国无条件投降又是何年何月何日？”
叶子龙答：“1945年5月8日。”
他问：“二战期间，德黑兰会议什么时候开的？有哪些人参加？讨论了一些什么问题？”
汪东兴作了回答。他补充说：“基本答对了。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争取尽快开辟第二战场，从东西两面夹击德国法西斯。事实上，第二战场比会议商定的时间推迟了8个月才打响。”
他又问：“二战期间，雅尔塔会议是什么时间召开的？哪些人参加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沉默片刻后，还是汪东兴答：“1945年2月4日开会。与会的有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和三大国外长。会议内容是讨论最后击败德军的军事计划、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的问题。”
他说：“也是基本答对。”他补充说：“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内容是讲欧战结束后，苏联在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问题。”
至于这些条件是什么？他没有对大家详加阐述。
这天晚上，他睡不着觉，连他最爱看的《三国演义》也没能看下去。他想的还是条约问题，是《雅尔塔协定》导致的旧中苏条约问题，是怎么用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代替旧约的问题。
当时，如果他的莫斯科之行不能顺利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他所受到的压力将是很大的！1945年苏联与蒋介石政府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什么友好条约，在他来莫斯科之前，对这个旧条约仔细作了研究。这个旧的条约，完全可以说，名曰“友好同盟”，实为不平等条约！斯大林过去也承认过这是不平等条约。
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雅尔塔会议和所签订的《雅尔塔协定》。
雅尔塔会议，只有美苏英三大国的领袖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三个大人物参加，讨论的是对日作战的问题，涉及了中国的利益，特别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如苏联要求外蒙古维持现状、要求获得旅顺港及获得通往大连的中长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经营权益，另外就是苏联同时也要获得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等，作为出兵对日作战的代价。对于这样的重要会议，却将当时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的中国排斥在外。《雅尔塔协定》是个秘密协定，斯大林和罗斯福达成口头协议，等苏联将25个师的兵力调至远东后，罗斯福才能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并同时开始中苏谈判，签订中苏条约。实际上，这是苏美之间的一场交易。在当时的中苏条约谈判期间，斯大林同意支持蒋介石为领导的政府统一中国，这就是斯大林在抗战胜利后，对毛泽东施加压力让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原因。
但毛泽东也尚能辩证地看待当年签订旧中苏条约的问题，因为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并且苏联也借此能够迅速装备赶至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对于壮大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无论怎么说，不平等的旧中苏条约是要废除的，他要克服困难，尽最大的努力签订一个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2月21日，在参加了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回到住处，他收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发来的电报：政治局开会作了研究，大家赞成如果苏联不准备签订新条约，那么，只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一个声明就算了，恩来去莫斯科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问题加以考虑，并给予指示。
但是，刚刚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却不能用签订新条约来代替国民党时代的旧条约来证明这种政策的正确性。无论对提出“一边倒”的他，或是中共中央，都将有很大的影响。
他还不放弃，他还要争取！
12月24日与斯大林第二次会谈后，毛泽东再次感到失望。
他接到刘少奇21日的电复后，考虑到预定12月24日还要与斯大林再会谈一次，他于22日一早就把科瓦廖夫找来，提出了两种方案，请科瓦廖夫转告斯大林考虑。第一种方案，预定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让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各项协定的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预定对第一种方案中的种种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磋商，暂不签字，以后再履行签字的事。他对科瓦廖夫强调说，这些问题均请斯大林定夺。
在多年后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他说：“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中苏条约），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斯大林）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周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
对此，周恩来后来也曾指出：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热情接待，但是还不如少奇同志访苏时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之外，无事可做。这是国际交往中的罕见现象，从中苏刚建交后世界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领袖进行历史性会晤这一角度来看，就更耐人寻味，不可思议了。
外电说毛泽东已被软禁，
事情却出现了转机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新年元旦这天。
这天，毛泽东已经向来祝贺新年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表示，想准备提前回国了。据前苏联档案称，就在这天，斯大林派人给毛泽东送来一份材料。毛泽东启封一看，原来是斯大林起草的一份“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斯大林在这份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明确地写道：毛泽东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就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而他“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斯大林采用这种方式来表明其已经准备与毛泽东讨论新条约的态度。
为什么斯大林又会改变了主意呢？
当时，其他国家的元首和党的领导人在参加了12月21日斯大林70诞辰庆祝活动后，都纷纷返回了自己的国家，而毛泽东留在莫斯科又无任何消息，这种情况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12月底，先是英国的一家通讯社捕风捉影地说什么坚持民族独立的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云云，其他的西方报刊也纷纷转载或报道。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
正好在这时，印度继缅甸之后，于12月30日宣布承认新中国，印、缅原属英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从中意识到英美之间的对华政策有差异，如果中苏签订新条约，在原签《雅尔塔协定》的美苏英三大国中，英美就不至于联合起来对付苏联了。
毛泽东坚持签订新中苏条约的态度和西方舆论的压力，以及苏方过去已作承诺现在又变卦等因素综合在一起，不能不使斯大林重作考虑，意识到不与毛泽东签这个新条约是不行了！
斯大林迅速作出新决定：同意毛泽东重新签订中苏条约的要求，还为周恩来来莫斯科谈判新条约作了安排。
在看到斯大林起草的答记者问之后，毛泽东当即表示满意，并同意第二天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是1月3日发表在《真理报》和《人民日报》上的《答塔斯社记者问》。
当天晚上8时，米高扬和莫洛托夫奉斯大林之命来毛泽东住处，询问他关于对签订中苏条约等问题的意见。当场担任翻译的师哲在回忆录中作了记述：
主席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主席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说：“是的。”
毛主席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周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因是否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而引起的隔阂与不愉快，至此消除了。
当晚在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走后，毛泽东连夜给中央发了两封电报，报告情况。他在当晚11时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中一开头就写道：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货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从电报中可看出他欣喜的心情跃然纸上。
第二天，他又像往常一样，恢复直接向斯大林通报有关情况和提出援助的要求了。他这天一连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并附上了前几天北京早就发来了的几份电报，除了通报有关印度政府承认新中国政府，以及美国人企图控制台湾军政大权的消息以外，还特别提出请求斯大林派水电专家前往遭到破坏的东北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进行调查和处置。
接着1月6日和9日，他在会见苏方人员时，也多次向苏方人员解释他要签订新条约是不得已的考虑。他解释说：“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了完全新型的关系。对现行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垮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而对于苏方对修约存在的顾虑，他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他对苏方人员肯定地说：“对这种情况，无疑应当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受到重视。”中国将会遵守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所签署的那些协定，并且将以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来进行谈判。
在1月2日晚、3日晨毛泽东连发两封电报向中央通报了在签订中苏条约上的进展后，在中央的部署下，首先在北京部署了于1月6日开始的征用东交民巷原外国兵营的行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斯大林与毛泽东隔阂消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终于签订了
1月20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当时外电评论说，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政府代表团，它包括了新政府一些主要部门的要员。
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月23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了第三次会谈，主要就是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谈判气氛友好、融洽，双方的配合很默契。
这时，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以及后来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的谈判中，就很少再发生相持不下、出现僵局的情况。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协商与交涉总的来说都比较顺利。比如旧条约中规定苏方租借旅顺港30年的问题、大连的管理问题，苏方都相当痛快地表示愿意放弃。反而倒是毛泽东提出，如今新中国海军尚未建立，不如以旅顺口作为中苏军事合作的基地，以大连作为中苏经济合作的基地。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今天以历史的眼光来回头审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虽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尽管现在来看少数条款还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是符合中国的愿望和利益的。不仅中国于1945年失去了的主权和利益经条约的形式规定在不长的时间内完全收回，而且条约的平等性极大地提高和巩固了新中国政府的地位和威望，也确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的无可辩驳的能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新的中苏条约的缔结，对于保障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当时复杂尖锐、斗争激烈的历史环境中的国家安全，对于恢复和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对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都产生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可以说，毛泽东在开国之初的马拉松式的莫斯科之行，总算达到了最佳的预期目标，收获是巨大的。他为国家与民族的最大利益，通过坚持正确的策略和坚忍不懈的努力，促使斯大林最终被迫同意在废旧约、订新约的主要问题上作了让步。毛泽东完成了所肩负的重要而艰难的使命。
来源：近代史飙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