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百万人口南京，为何大屠杀时只剩50万人？为什么不愿意反抗？

摘要：可是，伴随着抗战的爆发，很多人为了求生迁移南京。于是，1937年12月的南京，变为一座被困的孤城，约50万军民未能撤离。在南京沦陷后，这些50万军民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吸引了很多外来人口打工谋生，在1937年上半年南京人口达到100万左右。

可是，伴随着抗战的爆发，很多人为了求生迁移南京。于是，1937年12月的南京，变为一座被困的孤城，约50万军民未能撤离。在南京沦陷后，这些50万军民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后人经常疑问：这50万军民为什么不拼死反抗？为什么不设法逃跑，造成30万军民被屠杀的命运呢？答案并非懦弱或顺从，却是一系列令人绝望的现实因素交织成的死亡陷阱。

首先需要说明，当时有条件离开南京的人，早也离开了。如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一些经济条件好的群体，如南京的富人们消息灵通，拥有足够的财富，能够支付高昂的船票和交通费用，携带贵重财物和家眷外迁了。

如德国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约翰・拉贝，1937 年 11 月，上海失陷，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之时，城内富人纷纷逃离。拉贝一家当时在北戴河度假，接到德国使馆撤离通知后，就提前返回南京，安排妻儿离开了南京。

此外，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时候，优先安排政府机关人员及其家属转移，方便重庆国民政府机构的运转。这些政府官员及其家属提前获得通知，乘坐政府征用的交通工具离开了南京。

这样，据南京国民政府统计，战前南京人口约100万，到大屠杀前夕，只剩下一半左右，约50万人留在城中。

现在统计留下来是什么人，为什么在南京大屠杀面前，不选择反抗？

留在南京，一部分是社会底层的贫穷大众。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南京作为首都，经济繁荣，大量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吸引大量周边地区的农民，尤其是江苏、安徽等地的农民纷纷来南京打工。

这些外来打工仔大多数都是贫民，住在低矮的棚户，这些低矮的棚户大多数集中在南京的水西门、秦淮河、下关一带。根据统计，1928 年南京棚户总数就有 18300 户，也就是南京的贫民区。

此外，抗战的全面爆发，淞沪会战的战事升级，使南京附近一带，如上海、镇江、芜湖等地的难民数量增多，再加上前线撤下来的伤员将近10万人。

战争来临时候，大量富人的外迁急需交通工具，交通运输工具的价格也就物以稀为贵、水涨船高。根据统计，1937年11月初，南京下关码头的轮船票，已经涨到正常价格的五倍。如一张南京到武汉的普通船票，价格被炒到40银元，如果拖带行李则需额外支付 10 银元。客运船票更是高达1000银元。

要知道，当时普通工人每月收入仅三四块银元，黄包车夫算是底层百姓中高收入，月收入也不过八银元，一个人坐的一张船票需要全家人工作一年的工资，这是普通工薪阶层难以承受的。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即使倾家荡产也凑不齐一个人坐的船票。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南京为中心，江浙沪一带已初步建成交通网络。虽然有铁路，但是战争爆发之后，铁路运输受到极大影响，日军的飞机频繁轰炸，对铁路设施造成严重破坏，这也使铁路系统瘫痪。

南京开往其他城市的火车票，因战事推进，大量军队调动，需要优先使用列车等铁路资源。或者优先撤离政府机关，也需要调动火车资源。适合民众的火车是很少，普通民众很难买到火车票。

如当时南京中央银行职员周明德在日记里写道：

“12 月 8 日，开往汉口的末班火车，黑市票要三根金条

可以看到，由于战争因素，火车票被哄抬到普通百姓难以承受的地步。那时候没高速公路，虽然也有一些普通公路——国道。但战争时候，国道被用来运输大量撤退军事物资，以及征兵，使得普通市民难以坐车子逃离南京。

日军进攻南京时候，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城外几十里沿路上都是枪炮声不断，都是战场，沿途公路桥梁都被炸毁，是非常难行的。即使普通市民步行逃离南京，沿途没有餐饮店和食物供给站，走在路上都被饿死、渴死，或者被土匪抢劫，以及子弹大炮误伤打死。

可以看到，在当时战争形势下，没钱的社会底层百姓几乎没逃离南京的希望。对于他们来说，留在南京至少还有容身之所，靠着微薄生计勉强养家糊口。一旦离开南京，很可能饿死、冻死、或者当炮灰死在路上。

当时一些南京本地人，也深受传统乡情观念的影响，所谓落叶归根！除非万不得已，绝不轻易背井离乡。老年人观念固执。除非死在家乡，也不愿意客死他乡成野鬼。于是，年轻人出于孝道，也留在南京。

而且，当时很多南京本地家庭是几代同堂，孩子多多，人口众多，逃难都是带上全家老小几十人，还要携带被褥、衣服、咸菜、粮食等，大包小包，出行是非常困难。如果坐简单的独轮车、骡车出行，行进速度也是非常缓慢，在战争年代很容易被日军抢劫或者射杀，这也是普通市民不愿意出逃的原因。

当时，淞沪会战中受伤的溃兵，以及苏州无锡一带在战争中乞讨的难民，逃难到南京体力和意志耗尽，也不是避难的最佳处所，却是逃难的终点，因为他们无法继续行走。

最令人愤恨，就是当时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摆出“破釜沉舟”死战的模样，下令烧毁所有船只，却掐断了百姓最后的生路。

造成大量市民不能即使撤离南京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信息认知的局限。

当时，南京市民对日军残暴性缺乏严重认知，第一是经验误导。民国是军阀混战时代，很多市民认为日军入侵，犹如军阀混战一样，虽然发生小规模冲突，但不伤及平民，很快恢复秩序。

上海很多外国租界存在，没有对上海平民做无差别的大屠杀。一些片段化的历史经验，令一部分市民产生日军进程如军阀混战，不会过度伤害平民的错误预期。些片段化的历史经验，令一部分市民认为日军进城，如军阀混战，不会过度伤害平民的错误预期。

保卫南京最高司令官唐生智，在战前反复宣传“誓与南京共存亡”，下令销毁一部分渡江工具，表达死战的决心，这也起到了安稳民心的作用。但结果唐生智违背了誓言，下达撤退命令，率先带高官逃跑，忽悠了南京的军民。

一些国民政府为了稳定民心，在报刊上淡化对日军暴行的宣传。虽然南京市民也听闻苏州、无锡等地的暴行，但报纸却不进行报道。

如一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回忆，当时传说“日军会给顺从的市民发放食盐和粮食”，这令南京市民认为日军来了会没事。这些真假难辨的信息，使得许多贫困市民为获得生活物资，选择安稳留在南京。

这样，经济限制、交通限制，再加上信息认知限制，这也使南京留下的五十万百姓如同笼子里的鸡鸭一样，被关注堵塞出不去，麻木不仁，最终被宰杀。

有些人疑问，在日军的暴行面前，南京军民为什么不反抗。但很多历史记载，南京城区的确发生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抵抗事件。

据南京军事法庭调查记录显示，如一些未能撤退的中国士兵，脱下军装藏在民宅里，这些散兵组织过小规模袭击。如在汉中门附近，士兵用缴获的手榴弹袭击日军巡逻队；在下关码头，士兵趁夜袭击日军岗哨，这些袭击虽然造成个别日军伤亡，却但很快招致大规模的报复性屠杀。

一些南京市民展现非凡勇气，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自动掩护南京士兵。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宿舍管理员程瑞芳的日记中记载，如有市民偷偷将中国军人藏在阁楼之中，不被日军发现。一些店主冒险向躲藏者提供药品和食物，一些居民故意误导日军搜捕队伍，冒着生命文献同胞不被逮捕。

又如电影《南京照相馆》故事原型，就是华东照相馆的学徒罗瑾，冒着被杀头风险保存了日军暴行的证据，这些都是普通市民在日军暴行面前的英勇精神。

还有一些国际友人建立的国际安全区，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收容了避难者，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

进南京城的日军，都是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第16师团等甲种师团部队，总兵力大约五万人，手持刺刀和枪支，配备重炮、坦克和空中支援。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研究显示，当时城内平民与武装日军的武器比例可能达到1000:1，这意味着即使是最勇敢的抵抗者，在没有枪支和现代化武器面前，也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物理条件。

这样，在现代化军事武器面前，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和持落后武器的散兵，只能如笼子里的鸡鸭一样，被人屠杀。

日军入城之后，立即对广大南京的青壮年男性进行有组织的搜捕，以及处决行动。这些暴力活动消灭一切潜在的抵抗力量，也在幸存者造成心灵上的恐怖。人类行为学的研究表明，当心灵恐怖到一定程度，人就会麻木不仁，人群就会出现“瘫痪效应”，自然不会互助和抵抗，如同笼子里的鸡鸭，毫无知觉等着被宰割和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