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契丹，这个发源于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的游牧民族，从部落联盟崛起为横跨草原与农耕区的强大帝国，其创造的辽王朝（916—1125年）存续二百余年，深刻影响了中国北方乃至中亚的历史进程。

契丹，这个发源于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的游牧民族，从部落联盟崛起为横跨草原与农耕区的强大帝国，其创造的辽王朝（916—1125年）存续二百余年，深刻影响了中国北方乃至中亚的历史进程。

《魏书》中首次出现“契丹”记载时，他们还只是散居在潢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的鲜卑后裔，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公元4世纪至6世纪，契丹部落联盟逐渐形成，由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等八大部落组成，时而依附于北魏，时而与突厥、回纥等草原强权周旋。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磨练出契丹人坚韧善战的特质。

公元9世纪末，回鹘汗国衰落，中原陷入唐末混战，契丹迎来了崛起的历史机遇。迭剌部贵族耶律阿保机（872—926年）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于907年统一契丹各部，废除部落联盟的推选制度，仿照中原王朝体制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这位被尊为“辽太祖”的领袖，不仅是战场上的征服者——他曾率军击败渤海国，将势力延伸至辽东半岛，更懂得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命人参照汉字创制契丹大字，又借鉴回鹘文拼写契丹语形成小字，让这个游牧民族首次拥有了自己的文字系统。

辽王朝的制度创新，体现了对多民族治理的深刻思考。耶律阿保机推行“因俗而治”的国策，设立南北面官制：南面官仿照中原官制管理汉人农耕区，北面官则沿用契丹传统制度治理游牧部落。这种“一国两制”的智慧，既保护了草原游牧经济的活力，又促进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

在辽代五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的布局中，既能看到草原都城的斡鲁朵（行宫）特色，也能找到仿唐长安的坊市规划，堪称多文明交融的活化石。

辽代的文明成就，远不止于制度设计。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上京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遗址，其中出土的佛像造型融合了印度犍陀罗风格与中原艺术特色，佛像底座上同时刻有契丹文与汉文铭文，生动诠释了“以佛治心”的治国理念。

契丹人发明的“交子”（早于北宋的纸币）虽未普及，但他们首创的金属货币体系却影响深远。辽代铜钱上，既有契丹文“天朝万顺”，也有汉文“开元通宝”，货币成为连接不同族群经济生活的纽带。更值得关注的是，契丹人将草原丝绸之路与中原商路连接起来，在上京设立“回鹘营”专供西域商人居住，通过与波斯、大食的贸易，将草原特产的皮毛、马匹运往中亚，同时带回香料、玻璃器皿等奢侈品。这种跨文明贸易，让辽王朝在当时的欧亚大陆享有“契丹”（Khitai）的国际声誉，俄语中至今称中国为“Китай”，正是这一历史的印记。

契丹小字

辽代贵族普遍研习汉文化，辽圣宗耶律隆绪能诗善文，曾用汉文写下“乐天诗集是吾师”的诗句；辽道宗时期编纂的《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集》，更是直接倡导“华夷一体”的观念。但契丹人并未放弃自身文化特色，他们保留了“捺钵”（季节性迁徙办公）制度，皇帝每年春夏秋冬四季率领群臣在不同地区游牧理政，既延续了游牧传统，又能兼顾对各地的统治。

盛极一时的辽王朝，最终在女真族的崛起中走向衰落。1114年，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凭借“猛安谋克”制度凝聚的军事力量，在护步达冈之战中以少胜多，击溃辽军主力。1125年，辽天祚帝被金军俘虏，辽王朝灭亡。部分契丹贵族在耶律大石的带领下西迁至中亚，建立西辽（喀喇契丹），延续了八十八年统治，直至1218年被蒙古帝国所灭。

完颜阿骨打

西辽的灭亡，标志着契丹作为独立政权的终结，但族群的消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蒙古帝国时期，大量契丹人被编入“探马赤军”，随蒙古军队征战四方，逐渐散居于中国北方及中亚各地。在长期与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族群的杂居相处中，契丹人逐渐放弃了本民族语言、习俗，融入其他族群。元末明初的史料中，已很少见到“契丹”作为独立族群的记载，这个曾经震撼欧亚的民族，悄然完成了与其他民族的融合。

来源：逆风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