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经济史究竟有什么益处？约瑟夫·熊彼特曾列了以下三条理由。一是有助于理解经济现象。“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二是有助于了解经济与非经济事实之间的联系。“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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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济史究竟有什么益处？约瑟夫·熊彼特曾列了以下三条理由。一是有助于理解经济现象。“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二是有助于了解经济与非经济事实之间的联系。“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三是有助于发现和纠正经济学理论错误。“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学外国经济史尤其是工业化大国的经济史，对于审视我们当今所置身其中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至少有两个益处。一个是有助于看清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一本经济史书，虽然讲的都是过往的旧事，而我们当今面对的现实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书中所述历史事实及相应的理论提炼并未过时，对认识及判断当代工业化国家目前和未来若干年社会经济发展及制度演进大势，依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当今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由工业化国家主宰，认识了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体制演进的大势，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认识了世界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演进的大势。

另一个是有助于认识中国总体经济及区域经济现实，提出好的政策与体制改革建议。亚当·斯密说得好：“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裕的收入或生计，或确切地说，使人民能够自己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裕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关于裕民富国的思想必须通过政治家或立法家的行动去实现。就这个意义而言，给政府决策部门咨政建言是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要责任。什么是好的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就是能够“接地气”的建议。“接地气”的建议必须基于健全的经济理论，同时能准确地把握历史与现实。中国是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后来者，先行工业化国家过往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历史，对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体制改革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这一点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定市场化改革目标模式以来的发展历史所充分证明。虽然经过党的十四大以来明确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已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人均GDP也接近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但中国经济离真正的发达经济体还有差距。发达经济体过往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演化的历史，依然对我们认识当下与把握未来具有启示意义。

《现代工业社会与经济体制选择：当代六大工业国的经济成长与体制演进》是一本外国经济史书，是关于当代六个工业化大国经济成长与经济体制演进的历史叙事，六个工业化大国分别为英、美、法、德、日以及苏俄。本书第一版的出版距今已过了整整30年。如今再版，笔者想要分享从经济史跨入宽泛的经济学领域所获益处，分享研究经济学尤其是审视现实经济问题具备良好的经济史知识素养的益处。这一版的修订主要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增补，主要是史料的增补。第一版史论结合，但论多于史，以致对一些历史事实的叙述过于简单，有些甚至一笔带过。本次修订，补充了一些关键史料，尽可能形成完整而连贯的历史叙事，增加可读性。二是深化，主要是理论分析的深化。30年前我对现代经济学的认识还限于皮毛，30年后有了较为全面而更深的理解，基于新的理解，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得以深入。三是纠错。30年前，限于参考文献的不足，对一些历史事实的考证不够充分，乃至有以讹传讹的谬误；30年后，得益于数字化的中外文图书资料，可以进行仔细地甄别，去伪存真。

书号：978-7-5227-3771-3

本书以中世纪末期市场经济的萌发与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形成为起点，以现代工业社会的步步成长和经济体制的选择及演化为主线，追溯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及苏俄当代六个工业化大国过往数百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史，梳理了这六个国家近现代经济成长与经济体制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的基本立论是现代工业社会是人类迄今所创造的最辉煌而伟大的文明，现代工业社会从萌发到每一步发展，都面临经济体制的选择问题；这六个国家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找到的最有效率的一种资源配置形式，也是唯一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一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部生命来自不断的创新，创新的动力是内生的。相比之下，工业社会动荡时期产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僵化的体制，这种体制缺乏创新的内在动力。恰是这种体制导致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经济的停滞和最终解体。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94年，此次第二版深化了理论分析，增补了一些重要史料，比第一版更具可读性。

赵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以单位委培生身份入兰州大学经济系随“七七级”学习，1980年考取兰州大学外国经济史专业研究生，1982年毕业并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1991年、1993年两次赴英国，在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高校学习。1993年在兰州大学获评副教授，1996年在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获评教授。2000年获博士生导师任职资格。长期从事外国经济史、国际经济学及空间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迄今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Journal of World Trade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著编有《高级国际贸易学十讲》等书19部。多次应邀赴国外学术机构讲学或从事研究工作，先后任英国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德国明斯特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以及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等国际研究机构的高级客座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