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3日，上午9时，我获得解放军离白马场只有六七华里的报告，当即命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教导总队在白马场附近占领阵地，准备迎击。

解放军占领白马山后，以一部向白马场前进。

23日，上午9时，我获得解放军离白马场只有六七华里的报告，当即命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教导总队在白马场附近占领阵地，准备迎击。

同时，命令其他零星队伍一律开往南川待命，并密示教导总队于我们离开四个小时后即开始撤退，不要与解放军胶着，以致不能脱离。

23日正午，我离开白马场，将近黄昏时到达南川，清查力量，认为自己可以完全控制的，计有：

司令部直属部队——警卫团、通信营、工兵营共约2000余人；122军丁树中残部约3000人；124军顾葆裕残部约1800余人；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总队教导总队共约3000人，总数约有1万人。

晚饭后，我召集122军军长丁树中、124军军长顾葆裕、军政干部学校代理教育长孔方，本部副参谋长罗开甲、办公室主任陈定等在一个小楼上密商出路。

退出重庆去听候国防部处置吗？不仅会受尽那些人的揶揄，同时，见蒋介石、顾祝同时说什么好呢？

这样做，觉得实在犯不着。事情很明显，西南快保不住了，整个大陆都站不住脚了，蒋介石毫无办法，我们也不可能到台湾去，今后他也管不了我们了，那又何必再去受气呢！

宋希濂（左一）与第七十一军军长钟彬（右三）图片来自网络

向解放军接洽投诚吗？

说实在的，我们当时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了解得太少，大家都怀着十分疑惧的心理，恐怕此路走不通。

大家倒是知道过去被俘的军官包括高级将领在内并没有被杀掉，只是从一些归俘中谣传许多人都在做苦工，感到这样的生活太可怕，丁树中、罗开甲尤力持反对。

丁树中原名丁昌，做过宪兵三团副团长及宪兵司令部的警务处处长，杀害过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我当时也想到，我和张治中先生有20多年的历史关系，他去北平前曾一再对我说，要我等他的消息，他会有信给我的，但他一直没有信来，还听说他在北平行动都不自由（事后才知道这也是谣传），无疑，这条路是不能走的。

而率残部到成都附近去靠拢胡宗南借谋共存吗？觉得这样将是寄人篱下，俯仰由人，亦非善策。

“不管一切，不顾一切，走，快点走，走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这就是当时我们一致的结论，唯一的结论。

选定的目标是：

选定的路线是尽量避免走大市镇，以减少目标，选择一些偏道绕到峨眉以西地区后，沿着乐西（乐山至西昌）公路到西昌；

在西昌休整一两天，即继续走向滇西去。

至于沿途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阻碍和困难，以及到达滇西后打算怎么办，我们都没有估计和讨论。

会议还商定，分做三个纵队行进，即由我和顾葆裕、丁树中各率一部，部队到达位置，每晚用无线电向我报告。

同时，规定自行动之日起，禁止无线电台和国防部及其他电台联系。

会议做了上述原则的决定后，我于24日晨派副参谋长罗开甲乘车往綦江，对已于前天到了那里的司令部职员讲话，说明今后的艰苦，有家室顾虑的，身体不适于长途行军的，以及不愿再往西行的，一律发薪三个月。

这样一来，当场遣散了200余人，使我的司令部大大地简化了。

同一天早晨，我派办公室主任陈定乘车前往重庆去找办事处处长冷培元，要他们两人负责将存放在重庆的黄金3000多两于25日上午送来綦江。

这笔款是国防部拨发交本部补给司令部代购11月份军粮用的。

这时，我的指挥所仅有的两辆吉普车都派出去了，24日晨，我着草鞋随同大家步行前往綦江。

走到离南川没有多远的地方，路遇陈克非、刘平，他们问我到哪里去，我不便对他们明言我的企图。

尤其是陈克非，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小同乡，而且有如下一段经过，使我对他早存戒心：

当年8月初，程潜、陈明仁等起义时，陈明仁曾有电约我和他取一致行动，我虽拒绝了，但我并没有把此事向蒋介石报告过，以致引起蒋介石的怀疑。

8月上旬，蒋介石派其内侄毛景彪（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到重庆调查情况，毛一到重庆，就和在巴东的陈克非通电话，询问鄂西战场的整个情形，并对陈克非说：

“老先生指示，要你随时把情况直接用电报报告。”

陈克非答：

“今后一定遵照办理。”

他们这次通话，被我司令部检查邮电的情报人员记录下来送给我看，我心中大为不快，觉得蒋介石对自己不信任，他在嫡系部队中还仍然以亲属和浙江人为最可靠，实在太自私了。

这件事成为我对蒋介石在思想上的一个疙瘩，从此，我决心和蒋介石断绝关系。

因为有上述这段经过，所以当陈克非问我向何处去时，我便假说打算去涪陵一带找钟彬。

陈克非、刘平都劝我不要去，我便反问他们去哪里，他们说想去看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司令官，他的队伍刚由贵州境内开来南川一带），交换一下意见。我说：

“我们军事上失败到了这个地步，见了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不想和你们同去看他。”

然后，彼此也就不再说什么，各走各的路了。正午时分，罗开甲由綦江回来，向我汇报遣散司令部人员情形后，接着，我率指挥所人员于当日黄昏时到了綦江附近的三溪镇。

25日上午10时，冷培元带着3000多两黄金从重庆来到三溪。我拨给他100多两黄金，嘱他送点钱给本部副主任沈静，遣散办事处人员，剩下的作为他今后生活费用；

同时，我又写了一封十分伤感的信，托他带交我的妹妹（那时我的妹妹、妹夫均由湖南来到了重庆），嘱她们俟解放军进入重庆，局势平静后回湖南去。

26日上午7时，我们开始离开公路西行，我亲自带领的一个纵队是本部直属部队及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共4000余人。

出发前，我集合干部讲话，简单地说明此行的目的，要求大家不要气馁，沿途严禁骚扰老百姓，凡有妄取一针一线者，就地枪决。

并编组两个纠察队，指派军政干校教导处长王旸及司令部高级参谋柳峻田分别负责。

在路过白沙附近时，有警卫团一排长上树摘食柑橘，纠察队开枪射击，击中该排长的右腿，显然是做得太鲁莽了，我叫他们采取劝告等方式，以后比较好些。

我所率领的这个纵队的行进路线是：

綦江—李市坝—白沙—朱家沱—万定场—石洞镇—怀德镇—赵化镇—观音镇—高店场。

每日行程约70华里，一路尚称顺利。到石洞镇时（石洞在泸州北面40华里），得悉解放军已进入重庆，大军正沿成渝公路西进，听说内江一带车辆拥塞，秩序很乱；

而由毕节北进的解放军快要到泸州，泸州已呈混乱状态。

我当将情形电告顾葆裕、丁树中，嘱他们迅速向宜宾以西地区集结。

郭槐汝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到达高店场附近后，本想过江入宜宾再向西去，但在宜宾的72军军长郭汝瑰派参谋来通知我，说奉成都顾总长电话，可许宋希濂带少数人入宜宾，部队不准进城云云。

这样一说，我当然不愿去宜宾，不得不绕过宜宾北岸一带高地，多走了一天半的路程，才于12月6日上午11时左右到达宜宾西边40华里的牛喜场对岸。

这时，在牛喜场有1000多自称为红帮的大刀队，拥有少数枪支，封锁江面，不让我们通过。

他们都自命为刀枪不入的人，气势汹汹，我派人前往交涉，不仅没有获得他们的谅许，而且把派去的人杀害了一个，迫使我们非用武力对付不可。

我乃派高超部（这时122军丁树中亦到达那里）及警卫团在上下游两处渡江，围攻牛喜场。

不用说，他们的抵抗力量是很微弱的，经过一次扫荡，死的死，伤的伤，大部分逃到南山里去了，我们也没有追击。

下午3时，我们渡江到了牛喜场，打算在这里休息一天，因现洋甚少，以金子购买东西找不开，很不方便，预定于翌晨派人去宜宾以黄金换批现洋。

当天傍晚，我的参谋长彭劢自宜宾来看我，他因身体不好，带着本部和干校的一些人及行李等，系由重庆乘轮船先到宜宾。

我问他宜宾的情况如何，他说：

“郭汝瑰部固守宜宾，恐怕没有这个力量，但郭部的师团长多和我是同学，我到宜宾后和他们交换过意见，他们已在雷波、屏山等地囤积粮弹，如共军向宜宾进攻，他们就准备把队伍拖入大小凉山打游击，依此情况推断，郭汝瑰部大致不会向共军投诚。”

我听了感到高兴，认为解放军必先解决郭汝瑰部，才会派兵来追击我，到那时我已走得很远了，这样，西行途中就会比较安全顺利。

彭劢对我说明他由于心脏不大好，不适于爬高山及长途行军，不能随我西行，表示十分遗憾。我安慰了他一番，嘱他即在宜宾好好养病，并送了他金子20两。

当晚，彭劢就回宜宾去了。

由于多日行军和这一天的紧张生活，感到相当疲乏，大约是晚上10点多钟就寝，睡得很熟。

不料到深夜，突然有人猛力推醒我，我惊醒了，睁开睡意很浓的眼睛一看，原来是警卫团副团长宋展翔，他是我的堂弟。

我问他深夜来此有何事，他说：

“我有一个在军校第二分校15期的同学，也是同乡，一向和我很要好，他现在郭汝瑰部某师某团当副团长，他那个团奉郭汝瑰之命开来牛喜场监视我们，半夜里由宜宾秘密出发，可能不怀好意。

他恐宋先生（指我）遭人暗算，特故意请求同尖兵排在前面走，利用机会乘马快跑来通知我们。”

我当问那个副团长（忘其姓名）现在哪里，他说：

“他已急急赶回去了，计算时间，明早六七点钟可到这里。”

我一看手表，已是半夜3点多钟。

我当时猜想，郭汝瑰深夜派队伍来，很可能是奉蒋介石（听说蒋介石那时还在成都）的密令，想乘我的不备来解决我的。

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立即起床，通知各部队马上做饭吃，大约在天色微明前，我们便全部离开了牛喜场，冒着滂沱大雨，踏着泥泞道路，高一脚，低一脚，向西行进，足足走了八个钟头，才走完40华里。

到达高家场，顾葆裕、丁树中两部均已于先一天到了这里。当晚，我们商定了第二次的行进路线为：

高家场—清水溪—黄丹—慈竹坪—沙坪—金口河—富林—冕宁—西昌。

同时决定，顾葆裕先一天出发，其余队伍在高家场附近休息一天。

我当时估计，解放军尚未到宜宾，纵然快到了，解决郭汝瑰部也得花两三天时间，其他解放军大部正在向成都附近前进围歼胡宗南部。

没有解放军的追击，沿途虽然不免有些困难，例如道路崎岖、粮秣补给的缺乏等问题，总是可以设法解决的。

不过，事情却和我所设想的相反。12月8日下午3点多钟，副参谋长罗开甲带着紧张惊惶的神色跑来对我说：

“某参谋刚才在长途电话线上听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宜宾郭汝瑰部叛变，已派人前往欢迎共军，共军即可到宜宾。”

我听了这个报告后，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心情十分沉重。

因为，解放军到宜宾后，必然很快就会知道我在高家场，必然会派队伍来追击，而且他们行动迅猛，经常不顾一切疲劳和困难，一天行军一百五六十里，在他们不算一回事，这样很快就会追上我们，一经被追上，就很难脱离了。

我告诉罗开甲，通知各部队仍按预定计划于明日出发，同时要少校以上的干部于明晨7时集合开一个会。

第二天，是一个寒雨的早晨，天气非常阴沉，我带着忧郁的心情来到一个古庙里，对集合在那里约有一百名的将校级人员讲话，大意是这样的：

“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彻底打垮了，我们剩下的力量已是很有限了！目前的处境，坦率地对大家说，是十分艰苦，甚至是十分危险。

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很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今后的日子是越过越苦的，走的是崎岖难行的小道，吃的有时可能很粗糙，甚至不够吃，如果情况紧张的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多里……

你们自信有勇气有决心愿意随我一齐去干的，便同生共死，勇往直前，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分手，当酌发遣散费……”

我讲话约一个小时，说得悲凉慷慨，在场的人，多有泣下者。

我说完后，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慎重考虑一下，结果，司令部及军政干部学校共有二三十人领了遣散费走了。

接着，我决定把队伍分作几路走，以免太长，耽误行军，并发给各单位一些金子，有100两的，有50两的。

川南多山，且值寒冬季节，经常多雨，道路不好走，行军进度颇受影响。14日下午2时左右，我们才到了犍为县属的清水溪。

这是岷江上游一个相当繁华的市镇，我派人找商会以黄金换银圆，他们答应想办法，但只限于少数，最多只能换30两，而且规定每两只换银洋40元，我也同意了。

不料，这件事情尚未办好，忽然原驻在那里的四川队伍刘树成部（刘湘嫡系）约一个营，仓皇地离开清水溪，开向沐川去。

同时，商会的负责人及地方行政人员都纷纷逃避，街上商店突然乱纷纷地关上门板。询问之下，始知是解放军离清水溪只有四五华里。

这个消息，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正在吃饭，我立即从座位站起来，说了一声：

“来得好快！”

随即，我立刻率部队自清水溪向南行，大约走了五六华里，在一个小山坡上，便听到清水溪市街上的机枪声和步枪声，大约是解放军扫荡少数的地方团体。

追击宋希濂所部的人民解放军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走了20华里，到了一个小村庄，已是天黑了，大家都觉得行军一天疲乏了，主张在此宿营。我说：

“绝对不行！如果今晚不走，不到明天早晨，便都会被共军所俘虏。”

接着，我命各单位立即做饭吃，晚上9点多钟，开始夜行军。

到15日上午8时，先头部队到了铁炉场（那里有一个煤矿公司）。忽然，后卫部队枪声大作，继之迫击炮弹也连续地射击过来，这是解放军追击来了。

我立即传令前卫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同时命警卫团的一个营在南面山头占领阵地，阻滞解放军的行进。

下午1时，我们到达黄丹，与昨晚到了此地的顾葆裕部及干校教导总队会合，我命顾率所部立即先行，教导总队在黄丹东北高地布防，掩护警卫团撤下来，我亲率干校学生随顾部之后行进。

翻过了几个高山，晚上9时左右，我们到达大渡河边的一个小市镇铜街场宿营。

当警卫团回来时，始知该团的第二营已被解放军追击部队在铁炉场以北地区包围解决了。

丁树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到深夜，122军的高超部也来到了，始知丁树中所率的2000多人，被另一路解放军追上包围歼灭了，丁树中下落不明，高超部因走在前头，没有被解放军截获。

自綦江出发，落伍沿途逃散，加上被解放军解决的，达4000人左右，16日晨到达大渡河边的，实仅5000余人了。

除顾葆裕部已先行外，在我身边还稍有战斗力的，为高超部和教导总队。我们沿着大渡河南岸西行，命这两部轮流作后卫。

16日上午10时左右，解放军又追上了我们。由于受地形的限制（右有大江，左有高山），解放军追击部队无法超越我们，只能与后卫部队保持接触，我们昼夜不停地走，解放军昼夜不停地追，追得我们没有喘息的余地。

每天都有几次小规模的战斗，担任后卫的部队，常是一个连或一个排的被歼灭，力量愈来愈少了。

而且，道路非常难走，司令部原有几十匹骡马，至此有的饿死了，有的堕入悬崖救不出来，行李大部分丢光了，只得依靠两条腿，在黑夜中摸索前进。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乏，走，快走，为了一个目的——逃命！

18日正午，解放军追我们追得很紧，后卫部队又在进行着抵抗，枪声响彻大渡河谷时，警卫排的名叫万朝生的一个战士（有高小文化程度），忽然在行列中自言自语地说：

“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

我听之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想到楚霸王的乌江自刎，想到石达开在大渡河的结局，联系着自己的目前处境，看来，是很难摆脱覆灭的命运了。

经过整整三天三夜极度紧张的战斗行军，18日深夜，也是19日凌晨2点多钟，我率残部抵达了川康边境的峨边县——沙坪。

峨边县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时，我感到心力交瘁，疲困万分，而顾葆裕已于六个小时前到了这里。

原属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补给司令罗文山，所属有1000多人，还有几十辆卡车，路过成都时，顾祝同委以第八纵队司令的名义，率部并带着几十辆卡车于12月17日到了峨眉县南边的龙池、新场一带。

通过无线电的联系，我告诉他可于18日晚到沙坪，他便派了上校站长宋湘陵来沙坪候接我。

在这危难万分之际，加添了这支力量，使我又产生了希望。

不过，事情总是朝着我所设想的相反方向发展，解放军第18军第47师这时已经到了峨眉县，他们的任务本是防止胡宗南部向西昌逃窜，得知龙池、新场一带有反动武装，还有车辆，便立即派了一个团追击。

这个团于19日拂晓到了新场，罗文山已经率部投诚，而我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

19日天甫微明，顾葆裕便率所部沿南岸西行向金口河去了，我由于太疲乏，睡了一觉，到早晨7点多才起来，吃过早饭后，便命本部及干校一律渡河，然后会同罗文山部沿乐西公路走。

到10点多钟，约渡过了1000人，我也渡河到了北岸山脚下。突然山上枪声大作，机关枪的火力对着南岸待渡的队伍扫射，那边队伍便乱纷纷地向南面一带山地逃窜。

已经过了河的，一部分向西走，走不到300步，便被解放军堵住了。我率警卫排向东走，走不到一华里，也被解放军堵住了。

在山上的解放军，又分几路冲下来了。这样，大家就毫无抵抗地解除了武装。

我在这走投无路之际，觉得当俘虏是多么可耻，抽出手枪准备自杀，正举手时，被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抓住。

很快，解放军就过来了，我便成为俘虏。不到半个小时，十天来一直紧紧追击我的解放军某部，也来到了南岸东南一带高地，因两岸的解放军事先没有联系，他们便向北岸射击，弹如雨下。

我乘解放军无暇看管时，又带了几个人跑到一个庙里的楼上躲藏起来。

随后，两岸的解放军通过号音的联络，知道都是自己部队，误会消释了，北岸的解放军随即进行搜查，我们又被搜出来了。

我平时着与士兵同样的草黄色棉军服，当解放军干部询问我的姓名身份时，我答我叫“周伯瑞”，是司令部的一个军需。

他们信以为真，在河边沙滩上，解放军团政委向大家说明解放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后，要大家指出谁是宋希濂，也没有人吭声。

就这样，19日晚在北岸的一些民房里，大家默默地坐在地下过了一夜。不用说，这一夜，我精神上所感受的痛苦，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

20日晨7时左右，解放军命我们在沙滩集合，准备把我们这1000多人押送到峨眉县去。我想，这在路上可能还有逃脱的机会，便暗暗地叫几个亲信靠着我一道走。

不料，正在这个重要关头，王尚述过河来了。

王尚述是苏北人，据他说，他原在解放军，是个相当于营教导员的地位的干部，于1948年冬在湖南衡阳打入我所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在校进行秘密活动。

1949年8月，他在恩施被发觉，通过审讯后，供出他投入军政干校的目的及种种活动情形。本部第二处和干校的一些重要干部，均主张将他枪毙，我没有同意，亲自找他谈了一次，随即派他在校本部办公室工作。

我军转进时，他一直一路跟着走，可能由于走得太累，掉队了，所以19日他没有过河来。

这天早晨，他过河来后，看见我坐在被俘的行列里，立即走向解放军指挥员所住的屋子里去，很快就来了一位许教导员找我去。

我懂得了这是为什么，当他一开口问我是谁时，我毫不犹豫地说：

“我是宋希濂。”

1949年这一年里，死了父亲，死了妻子，打了败仗，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虽说我只有四十二岁，但头发已脱落了不少，两鬓也开始花白了。

由于几乎一切事情都不如意，感到心力交瘁，意态索然，觉得应该是自己生命的终结了，活下去还有什么意味！

1949年，应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年，应该说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

我跟随蒋介石背叛革命，干了20多年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而自己并无认识。

蒋介石集团以这样大的一个军事力量，仅仅三年时间，被解放军消灭殆尽，这是怎样失败的，我过去也是十分模糊。

但是，经过党对我的宽宥和教育，使我认清了是非和真理，使我懂得了蒋集团失败的真正原因。

这样，才使我没有带着花岗岩的头脑走向坟墓里去。

来源：子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