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周前，在来自白宫的一通电话中，特朗普向美国三位最具权势的汽车行业高管传达了一个坏消息，他们分别是通用汽车的玛丽·博拉（Mary Barra）、福特的吉姆·法利（Jim Farley）以及Stellantis的约翰·埃尔坎（John Elkann）。

作者 / 徐美慧

编辑 / 黄大路

设计 / 柴文静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贸易战。

3月18日，距离特朗普政府宣布的汽车关税生效日仅剩两周，底特律三大车企的高管们已陷入集体焦虑。

两周前，在来自白宫的一通电话中，特朗普向美国三位最具权势的汽车行业高管传达了一个坏消息，他们分别是通用汽车的玛丽·博拉（Mary Barra）、福特的吉姆·法利（Jim Farley）以及Stellantis的约翰·埃尔坎（John Elkann）。

他们接到白宫电话：“系好安全带，4月2日关税将如期生效。”这通电话彻底击碎了行业对“缓冲期延长”的幻想。

这些汽车业高管，和其他行业的领导者一样，一直都在据理力争，称特朗普对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会严重破坏他们的供应链，并给整个汽车行业带来巨大打击。

特朗普曾同意给他们一个月的缓冲期，将关税实施时间推迟到4月2日，这也算是他们争取到的一点让步。但现在，这三大汽车制造商的高管似乎意识到，再争取更多已经没有意义了。他们能争取到的已经是极限了。

特朗普对汽车行业加征关税的举措并非一时兴起。

早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贸易保护主义的苗头就已显现。当时，他就对部分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旨在推动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复兴，减少贸易逆差。而在汽车领域，虽然未大规模实施高关税，但已多次提及要对进口汽车及零部件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本土汽车产业。

“二进宫”后，特朗普迅速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挥向汽车行业。

政策时间线如下：

2月1日

对华关税：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并称此为“开场行动”。

2月1日

对加墨关税：同日宣布对加拿大、墨西哥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但经谈判后推迟至3月4日实施。

2月10日

钢铝关税：特朗普签署文件，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征收25%关税，该政策于3月12日正式生效。

2月13日

“对等关税”政策：特朗普宣布要求与贸易伙伴实施对等税率，例如欧盟对美国汽车征收10%关税，而美国对欧盟汽车仅征2.5%。他威胁对使用增值税制度的国家加征关税。

2月14日

汽车关税首次预告：特朗普在签署能源政策行政令时透露，计划于4月2日左右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

2月18日

正式宣布25%汽车关税：特朗普宣布自4月2日起对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同步覆盖半导体、药品行业，并称后续可能上调税率。

3月4日

加墨关税推迟：原定当日对加拿大、墨西哥全面加税，因车企游说及北美供应链整合压力，推迟至4月2日实施。

3月12日

钢铝关税生效：对全球进口钢铝加征25%关税正式实施，汽车制造成本进一步抬升。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对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了关税；而现在，上任还不到两个月，他就已经对大约1万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关税。

特朗普对关税的执着，早已超越传统贸易政策范畴。

2月18日，他宣称“关税是字典里最美的词汇”，并强调此举旨在“终结欧盟10%关税对美国2.5%税率的不公平”。

这种看似冲动的决定背后，实则有一套精心设计的逻辑。一方面是贸易平衡工具，以“对等关税”名义要求各国税率与美国一致，迫使欧盟、日本等降低汽车进口壁垒；另一方面则是产业保护主义，直接针对进口占比50%的美国汽车市场，试图将生产链拉回本土，尤其扶持电动汽车产业。

此外，他还将关税作为政治筹码交换，通过对墨西哥、加拿大暂缓征税，换取两国在边境安全和芬太尼管控上的让步。

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大棒，美国汽车企业纷纷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通用、福特和Stellantis这三大汽车制造商，作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中流砥柱，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然而，对特朗普的强硬姿态，底特律三巨头，面临“囚徒困境”，最终选择妥协。

这种妥协背后是残酷的经济账：一方面是成本飙升，若对墨、加征税，单车成本或增加5790美元，相当于吞噬车企10%利润率；另一方面则是面临供应链断裂风险，墨西哥生产的汽车76%出口美国，加拿大则高达93%，关税将直接瘫痪北美生产网络；此外还有股价震荡，政策摇摆期间，Stellantis股价单日波动超7%，资本市场用脚投票。

3月4日，他们争取到关税推迟一个月的“喘息期”，但代价是承诺“加速本土化投资”。

通用汽车的玛丽·博拉在与特朗普的沟通中，反复强调关税将对公司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通用汽车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拥有众多零部件供应商，这些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广泛应用于其在美国本土组装的各类车型。

25%的关税一旦实施，零部件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这不仅会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还可能导致部分车型因成本过高而不得不涨价，从而削弱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供应链的稳定性也将受到冲击，运输延误、海关手续繁琐等问题可能接踵而至，影响生产计划的正常执行。

福特汽车的吉姆·法利也明确表示，关税将给福特带来巨大挑战。福特在墨西哥设有多个生产基地，这些基地不仅为美国市场供应汽车，还承担着向全球其他地区出口的任务。关税的增加，将使得从墨西哥进口的汽车及零部件成本飙升。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福特可能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全球生产布局，考虑将部分生产环节迁回美国。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涉及到大量的资金投入、员工安置以及供应链重新整合等问题，成本高昂且充满不确定性。

Stellantis的约翰·埃尔坎同样忧心忡忡。该公司旗下拥有多个知名汽车品牌，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复杂的供应链体系。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其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关税的实施将打乱现有的生产和物流计划。

约翰·埃尔坎担心，这不仅会影响公司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业绩，还可能对其全球业务布局产生连锁反应，导致市场份额下降，品牌形象受损。

除了这三大车企，众多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也深感焦虑。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约40%的零部件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税的增加将直接导致这些供应商的采购成本大幅上升，许多小型供应商可能因无法承受成本压力而面临倒闭风险。一旦供应商出现问题，整个汽车产业链将陷入瘫痪，对美国汽车产业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危机下，跨国车企各自选择着适合自身的“逃生路线”。

大众集团紧急调整墨西哥普埃布拉工厂35万辆年产能的分配，考虑将部分车型转产德国；日系车企中，本田加速阿拉巴马州工厂扩建，日产研究通过美墨加协定（USMCA）原产地规则规避关税。

作为“美国制造”标杆的特斯拉，却因依赖中国电池和稀土，成为贸易战潜在受害者，不得不公开呼吁政策调整，特斯拉公开警告称“美国企业或成他国报复目标”。

欧洲车企则是面临着“双重夹击”，其中德国车企首当其冲，宝马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年产43万辆，占其全球产能的20%，并贡献了12万个就业岗位。但若关税落地，其出口至中国的车型将面临成本激增。奔驰则被迫重新评估阿拉巴马州工厂的扩建计划，而大众的南卡罗来纳州Scout工厂虽计划2026年投产，但远水解不了近渴。

那么，这场全球产业链冲击波下，到底是谁在买单？

2024年美国进口汽车产品总值达4710亿美元，其中墨西哥490亿、日本400亿、韩国370亿位列前三。

倘若25%关税实施后，墨西哥汽车制造业GDP或缩水1.5%，影响日产、通用等车企近岸外包计划；日本对美汽车出口占其总出口额28.3%，6万亿日元贸易额面临重创；德国的宝马、奔驰等豪华品牌可能将成本转嫁，导致美国市场售价上涨15%至20%。

消费者面临着隐性代价，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测算显示，关税可能导致新车价格上涨，中端车型平均上涨4300-6800美元，豪华车涨幅破万；二手车价格指数已连续三个月上涨9%，这反映出反映消费者转向替代选择。此外，若汽车若销量下滑20%，全美或裁员超30万人，波及经销商、零部件供应商。

面对美国关税威胁，欧盟委员会迅速提出“以牙还牙”的反制方案，拟对美国农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并威胁削减对美国液化天然气（LNG）的进口优惠。

欧盟贸易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Maros Sefcovic）更直指美国对皮卡征收的25%关税是“双重标准”，强调欧盟70%的美国进口商品已免税。

日韩加速“产业链本土化”。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紧急赴美谈判，要求豁免钢铁关税，同时推动车企加速在美生产。丰田计划将美国工厂产能提升至350万辆/年，现代则计划投资74亿美元扩建佐治亚州电池厂。韩国现代更直言：“若关税实施，我们将被迫重新评估对美投资优先级。”

北美自贸区则处于“崩解前夜”。墨西哥与加拿大的供应链整合面临瓦解风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Doug Ford）警告：“一辆车的零部件需在美加边境往返7-8次才能完成组装，关税将彻底摧毁这种高效模式。”墨西哥国家汽车零部件协会更预测，若关税落地，近岸外包投资将减少500亿美元，18座新工厂计划可能搁浅。

3月13日，标普全球（S&P Global Mobility）发布紧急报告称，受特朗普政府新一轮关税政策冲击，北美汽车行业或在一周内陷入“生产断崖”——每日减产高达2万辆，全行业面临50%的长期停产风险。（详情请见《警告：留给汽车业的时间，只剩一周了！》）

标普全球给出三大情景预测：短期混乱（30%概率）：若关税冲突在4周内解决，边境物流阻塞和短期停产将导致约50万辆产能损失，但后续可逐步恢复；长期停产（50%概率）：关税持续4-5个月，诸如依赖墨西哥零部件的皮卡和SUV等高关税车型将停产，新车价格上涨15%-20%，消费者购买力下降或使美国年销量萎缩10%；产业寒冬（20%概率）：关税长期化迫使车企将生产迁回美国，但劳动力短缺和成本飙升将导致北美车市持续萎缩，美国、墨西哥、加拿大销量分别下滑10%、8%、15%。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让美国沦为‘可怕的投资之地’。”他预测，关税推高的生产成本将导致美国陷入滞胀——通胀高企与经济停滞并存。

美国投资银行Benchmark分析显示，车企为应对关税需新增500亿美元本土投资，但这笔巨资可能因市场不确定性而打水漂。更严峻的是，美联储或被迫重启加息周期，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

总而言之，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

当特朗普在3月初的电话中告诉车企高管“接受现实”时，这场关税战役的结局已清晰可见——无论是被迫回流的制造业，还是承受通胀压力的消费者，亦或是被地缘政治捆绑的跨国企业，都在为这场“经济民族主义实验”支付成本。

而更大的悬念在于，4月2日之后，特朗普是否会将关税武器挥向半导体、药品领域，引发新一轮全球产业链地震。这不是贸易政策的调整，而是一场以关税为名的经济秩序重构。

来源：轩辕商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