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梁启超于时代危局提出“少年中国”，便成为民族新生、变革希望与无限未来的象征，这便是青春耀眼的光明。这份光明，塑造了 20 世纪对青春最浪漫的文化想象。然而，宋明炜在《少年中国》一书中，以其精深的文学史洞察力，引领我们穿透这理想化的光芒，凝视其下长久被忽视的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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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梁启超于时代危局提出“少年中国”，便成为民族新生、变革希望与无限未来的象征，这便是青春耀眼的光明。这份光明，塑造了 20 世纪对青春最浪漫的文化想象。然而，宋明炜在《少年中国》一书中，以其精深的文学史洞察力，引领我们穿透这理想化的光芒，凝视其下长久被忽视的暗影。

他敏锐地揭示，在 1900—1959 年的文学图景中，青春并非总在凯歌中行进。它承载着国族救赎的沉重期待，这份期待本身已是巨大的负荷；它伴随着对理想幻灭与生命早逝的深切恐惧；更铭刻着个体在宏大历史洪流中的迷茫、孤独乃至毁灭的创伤。这些，也构成了青春鲜为人知的幽暗维度。

《少年中国》并非将光明与暗影割裂对立。相反，它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两者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共生共存，相互定义，共同编织了“少年中国”话语的内在张力与精神图谱。而这正是重新认识中国现代精神起源的关键。

*文章据8 月 9 日《少年中国》新书分享会现场实录整理

青春的光明与暗影

——《少年中国》新书分享会

对谈嘉宾

宋明炜（《少年中国》作者，美国威尔斯利学院东亚系教授、系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陈济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助理教授，哈佛大学博士）

柏琳（活动主持人，作家、独立记者）

青春的理想本不该被收束，但历史就是如此

柏琳：感谢大家在秋高气爽的周六来到单向空间。今天我们很高兴迎来《少年中国》的作者宋明炜老师，以及陈济舟老师，共同探讨这本聚焦1900至1959年中国成长小说的新著。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它深入剖析了这六十年间成长小说所映射的文化史、政治史，以及青春交织的复杂主题，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我们今天对谈的主题是“青春的光明与暗影”，试图呈现青春的一体两面。

《少年中国》脱胎于宋老师的博士论文。宋老师的研究领域涵盖文化批评、文化史和小说分析。这本书从梁启超呼唤“少年中国”开始，追溯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探讨“青春”“少年”这些话语，如何与革命、成长叙事结合，涵盖了茅盾《虹》《蚀》、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直至1959年前杨沫《青春之歌》、王蒙《青春万岁》等作品。

宋明炜：谢谢大家，谢谢柏琳的主持，谢谢济舟的参与。写完这本书，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个项目始于2003年的博士论文，2012年交稿给美国的出版社，历时漫长。这一过程中，它逐渐变成我想“摆脱”的东西——它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氛围。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上海写作时，整个学术界都在讨论现代性，试图建构关于国家、文学、现代文化的宏大叙述。我们这代人（“70后”）在90年代末开始发声，出现了“70年代作家”的提法。但当时我有个悲凉的感受：当我们终于有机会发声时，那些20世纪的核心冲突——意识形态、传统与现代、代际、国际战争——在我们80、90年代的成长经验中似乎都消失了。轮到我们时，青春的飞扬感似乎已成过去。对比前辈（如60年代作家），我们缺乏他们青春叙事中那种残酷的、要打破枷锁的冲动。我们似乎处在一个“没有焦虑”的时代，或者说焦虑是虚拟的，不再是为了某种主义、理想或共同精神主体的建构而焦虑。后来有“80后”作家点明了这种状态——小时代、小确幸。

我写博士论文的契机，源于观察到90年代末出现的所谓“青春写作”潮流。但此“青春”非彼“青春”（《新青年》的青春），它成了被消费的符号，指向不同，甚至不再关乎“成长”，仿佛青春可以永恒（像刘慈欣笔下的青春乌托邦）。我跟王德威老师讨论时，他认为这个题目不足以支撑博士论文，建议我展开历史维度。于是我从20世纪末回溯到19世纪末，构建了这百年青春叙述的框架，最终聚焦前60年（1900—1959）。一个甲子，也暗合梁启超在构想新中国未来史时最初设想的时间框架。

这60年，恰恰映照了我们自身成长年代所缺失的主题——追寻一个曾有的“少年中国”理想及其论述模式，在小说形式上的体现就是Bildungsroman（我在此书中翻译为「成长小说」），即以单一主人公的成长来叙述整个社会变迁的史诗。这种模式在今天的小说中几乎绝迹。1959年是个有意思的终点。杨沫的《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作为新中国十年献礼，这部被反复修改的作品最终成为“少年中国”的一个典范表述。它与1900年梁启超的呼唤形成了甲子的张力。距离我后来转向科幻研究，今天从一个未来意义的角度看《少年中国》整个的历史时段，又构成了接近另一个60年的张力。

科幻（以及奇幻、修仙、网文等）兴起于“现代性成为废墟”之后——那些如大厦般的宏大论述已然崩塌。它们不再回应传统的主体性问题，而是从不同角度尝试新的叙事。或许经过120年，中国的现代性将迎来新的巨变。所以，今天回望《少年中国》，它显得相对完整，恰恰意味着它所描绘的那种青春模式可能已成为“标本”。青春的理想本不该被收束，但历史就是如此。

柏琳：谢谢宋老师深刻的分享。下面请陈老师，作为这本书的理想读者，谈谈您的阅读感受或问题。

陈济舟：谢谢。理想读者不敢当。活动前我重读了《少年中国》（先读的英文版，后读中文版）。通常我不爱读学术书，觉得枯燥。但这本书很特别，它介于学术著作与自我剖析之间，充满动人的抒情性。无论读序言、第一章，还是巴金、无政府主义那几章，都让我深受触动，甚至激发了我重写第二本小说的冲动。书中那些创作者的热情，那种青春的热忱，通过书写青春本身，得以延续和抒发。

比如宋老师写到，少年巴金在巴黎受无政府主义者影响，读到屠格涅夫《门槛》的翻译。故事里，一个女孩面对浓雾笼罩的城堡，被告知进去后将一无所有、充满彷徨、找不到答案。女孩转过脸说“我知道”，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这特别打动我——青春最核心的勇气：明知成人世界没有答案，却不屑于听从过来人的建议，毅然踏入未知。这种感动的、抒情的内在力量，贯穿全书每一章节，能唤醒读者内心深处的青春记忆，无论你是学者、青年，还是青春不再者。

但刚才听宋老师讲创作心路，我有个困惑。作为“85后”，成长于90年代和千禧年初，我感觉您对“70后”一代有非常自觉的代际意识。我们“80后”似乎缺乏这种意识。有“80后”作家朋友直言“代际毫无意义”。细想我自己，在学术和创作中也常觉得自己是“没有历史的人”，仿佛置身历史洪流之外。这正呼应了您书中第一章、第二章讨论的贾宝玉（在吴趼人《新石头记》中）。贾宝玉从文明境界出来后，与甄宝玉相对，突然意识到自己被抛掷在历史之外。您如何理解这种青春主体被历史抛离的悖论？这个悖论是否也消解了您对“70后”明确的代际意识？这种代际意识是在写完《少年中国》多年后形成的，还是2003年落笔前就存在？如果它早已存在，为何我没有感受到？

宋明炜：你没感受到代际，或许是好事，意味着青春可能成为一种永续资源。回到90年代，那种代际意识很大程度上是时代产物。80年代过来的学者们热衷于书写文学史，在历史纵深中寻找线索（如知青一代）。90年代，无论是电影界的“第六代”（区别于“第五代”的喷薄而出，第六代更像是勉力塑造新的集体身份），还是文学界“70年代作家”的命名，都源于一种对新文学、新方向的期待。但这种命名本身并非自然生成（不像法国“新浪潮”），更像是人为推动，恰恰说明当时缺乏自然形成的代际。

自然形成的代际，如知青一代，有共同的、与前人后人不同的深刻经验。而在20世纪末，现代性焦虑的末端，人们用相似方式为新一代命名，本身就暗示着“代际”的匮乏。我在1999年写的一篇小说（20多年后才发表）里就表达了类似感受：我们终将成为循规蹈矩的一代，带着一种“未老先衰”的预感。我们“没有故事”，因为被抛出了历史的巨轮。此前每一代人的故事（梁启超、吴趼人、叶圣陶、巴金）都饱含强烈的历史经验赋予的青春记忆。我同意你的感受：“70后”作家成长于改革开放、意识形态弱化、冷战结束及所谓“历史终结论”（福山）、“永久和平论”初现的时代，一个似乎没有巨大冲突的故事匮乏期。

正是这种“没有故事”的背景下，我转向书写历史中的青春故事。感谢王德威老师的指导，让我从历史视角意识到，后来兴起的“青春写作”并非本书讨论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Bildungsroman源于德语，精神向度很强，指涉主人公精神上的成长与成型。中文“成长小说”看似简单，但此“成长”非彼“成长”。我书中的“成长小说”特指具有强烈理想性和精神追求的小说模式。我选取的个案（茅盾、巴金、路翎等）都自认具有这种精神追求，无论是否直接受欧洲影响。茅盾写《虹》有意识引入欧洲小说模式；路翎写《财主底儿女们》时，心正燃烧着，在阅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有意要去书写中国的文化英雄的故事。

今天看这本书的中文版，我更感受到它所回应的主题属于上个世纪。时过境迁，反而能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少年中国”的故事模式——那种塑造现代性庞然大物（无论是国家叙述还是小说形式）的宏大史诗模式——可能已经过去了。

我聚焦的正是那些与宏大“怪兽”搏斗的对象

柏琳：我听着有点冒冷汗。尽管两位阐释自身工作，但作为局外人，我仍觉得研究更关注理论性、学术性问题。陈老师提到“代际”，您说“80后”没这个概念或感受。作为同龄人，我想说：Who cares?（谁在乎？）这不是说年长者在乎，年轻人不在乎。我认为这是研究角度问题。文学史需要代际划分（“70后”轮廓、定义“80后”等），但身处创作场域的作者，往往不在乎这些。垮掉的一代、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他们在创作时真有意识要创造“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吗？代际定义常是外部赋予的。作者更关注个体对时代的感受。如果一个作者写作时带着过于清晰的“代际”或“类型”自我意识，反而可能画地为牢，对创作未必是好事。文学史与创作实践，两者虽有联系，但使命不同，某种程度上是分离的。

宋明炜：这恰恰显出你（柏琳）作为优秀作家的特质！但也点出了你与海明威、茅盾的区别。海明威在未成名时就自称“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并将这标签给了菲茨杰拉德等同代作家。“垮掉的一代”也高度自觉。20世纪的许多作家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茅盾在上海租界或东京写《蚀》《虹》时，目标明确：为中国创造新小说模式。

柏琳：这是否是一种“表演”？

宋明炜：有可能。《新青年》的姿态、新中国初期的文学，都可能带有表演性。这关乎“公共性”——现代性的重要维度。我书中研究的作家，如巴金，其写作具有极强的公共性。他们的写作（无论小说、还是言论）不仅是私人体验，更承载着建构身份、群体性甚至国族性的重任。这里的“青春”是集体名词。个体写作者同时是巨大结构的一部分。但书中也关注到像吴趼人这样的优秀海派作家，他能看穿理想的虚妄。在他的《新石头记》里，贾宝玉就成了宏大“青春”之外的“零余者”——不仅是西方意义上的，更是中国人心目中那个既想成为又想避开的少年形象（贾宝玉）。宝玉在小说中经历了关键转变，从一个沉溺情爱的叛逆少年，变成了关心国事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去演讲。这标志着他成为现代性代言人的关口。同样，《青春之歌》的林道静最终融入“一二·九”运动的人潮，振臂一呼。此时，她已没有“自我”，成为历史洪流的工具（用今天的话说）。但在当时语境，这被视为使命感。今天，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作家带着如此强烈的身份使命感写作。

《新青年》封面（作者摄）

柏琳：我确实难以想象，甚至难以信服。

宋明炜：文学是复杂的。比如茅盾是相对优秀的作家，因为他虽有强烈的理念和历史使命感，但也非常感性。《虹》里的梅行素，本应在小说高潮走向“五卅”街头成为革命女神（如同林道静），但茅盾笔下的梅女士有着丰富的身体性和个人性，无法完全克服其“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性。结果，小说在应达高潮处“宕机”了——茅盾没写完。他知道再写下去，人物会被极大简化。30年后，杨沫写《青春之歌》，茅盾站出来表彰她。一方面可能是保护屡遭修改的杨沫，另一方面，或许在茅盾看来，杨沫笔下实现了他在梅行素身上未能完成的使命——让人物成为革命历史的代言人。今天我们可以批判，但这是时代造就的文学。那个时代也有张爱玲、沈从文等避开这种宏大模式的作家。读者常问我为何不写张张爱玲、沈从文？因为我聚焦的正是那些与宏大“怪兽”搏斗的对象。

《少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像一本属于上个世纪的书。也许在今天，我们更能看清那个时代。

柏琳：我同意您很多观点。茅盾当然是好作家，《虹》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作品，尽管未完成。您说杨沫的林道静完成了茅盾在梅行素身上未竟的部分？我的感受恰恰相反！《虹》最打动我的就是茅盾“写不下去”——他必须停笔。若写完，梅行素会变成毫无魅力的林道静。“魅力”不仅关乎个性，即使从事宏大事业（哪怕是负面的），也需要它来感染人。梅行素身上无法调和的自主性、女性身体自觉、个性张扬与革命的冲突，以及最终的未完成，恰恰体现了最真实的挣扎和文学的复杂性。茅盾未能完成，正体现了他作为作家的诚实——他无法在文学中撒谎，塑造自己都不信服的角色。您书中分析《虹》的部分写得极好，我强烈推荐。还有吴趼人笔下“爱国”后却被历史排除的贾宝玉的怅惘，也契合今天的“暗影”主题。明知“正确”之路却偏要犯错、迷途知返，这种张力才构成人生和叙事的魅力。宋老师选择这60年甲子的成长小说，我读出的正是您与不同作家（他们彼此也不合）相处、搏斗的过程，这痛苦也蕴含享受。

世界似乎不再欢迎青年“走出去”

柏琳：陈老师，您之前提到对当代“小镇青年”等边缘青年群体的关注。他们的青春叙事是怎样的？与《少年中国》里的叙事有何不同？

陈济舟：谢谢这个问题。我无法从专业角度系统回答，这是我关注但尚未深入研究的点。我分享个人为何对此产生关怀。重读《少年中国》时，有两个感受：一是书中主角几乎全是男性（杨沫是例外）；二是书中作家背后有强烈的世界主义推动力。他们大多“走出地方”。作为成都人，我年少时（17岁去新加坡）就抗拒读巴金，因为老师教导要“走出夔门”，拥抱世界。我们这代城市中产子弟，被教育“好好读书，出国看看”。我们出去了，某天却突然发现，那个相信世界友善的底色（我在新加坡、德国交换的经历）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崩碎了——世界似乎不再欢迎青年“走出去”，甚至叫你“滚回去”，而故乡也似乎不再完全接纳你。我陷入“世界不要我了”的困境。

我读到周作人批评“五四”一代的“世界迷”习气，认为这阻碍了他们成为真正的“地方人”。这启发我思考：我这样努力念书出去的人，世界如何才能把我带回故乡？带着这个问题，我开始关注同代人中那些县城青年的青春。我看到黄灯《我的二本学生》，接触到靠自身努力从村里考到北京的“85后”女性，认识卖掉上海房子回到山西县城的朋友，看到“一席”演讲中放弃城市生活回归乡土的故事。这指向一种被我忽视的“少年中国”叙事，肯定与巴金、路翎截然不同。他们讲述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吗？这是我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柏琳：“世界怎么把我带回地方”这个概念比“附近性”更具针对性。“附近”普遍存在，而“地方”关乎中国青年的具体书写，是《少年中国》的另一面。但我得扫兴地转个话题。宋老师开场就说今天的青春与书中60年不同。现代之后有后现代、后殖民，是否也有“后青春”？您在《后记》似乎触及此：在郭敬明《小时代》后的时代，青春叙事是否进入至暗时刻？是消亡了？还是改头换面了？您曾提“终止焦虑”？是真没焦虑了？还是回避焦虑（不看国家世界）或转移焦虑（叛逆反叛只关乎个人生活观，躺平、不婚不育、“半糖主义”等）？这种个体化的、看似微小的抵抗（非暴力不合作式），是否构成第三种“少年中国”叙事？在您二位看来，这种“后青春”叙事是否毫无可取？废墟之上是否有希望碎片？我们总谈废墟，但更应关注废墟之上有什么。

宋明炜：说得很好！我说“成为废墟”，意指“少年中国”那种甲子故事可以落幕、收束了。那个单一标准瓦解了，不再是衡量文学的唯一尺度。解读同一作品（如《虹》），我们可以在“光明与暗影”的不同位置做出不同判断。陈老师提到的“旅途”模式很关键。书中每一章我都刻意写成一段旅途——走向世界。这是现代性标志性的时空模式（梅行素出夔门、叶圣陶短途赴沪）。旅途象征走向新生活、走向世界（周作人说的“世界迷”）。从法国大革命到中国20世纪，乃至拉美，都出现过这种“离开外省/小镇，走向世界中心”的现象。但当这个被想象建构的“世界”不再存在时，我们无处可回（张爱玲即是）。今天，我们意识到，不是回到某个具体地方，而是重新获得世界的路径变了——从一个单一中心（走向巴黎/上海/延安）变成一个“市集”（Marketplace），从单一叙事（Single Energy）变成多元场域。我们通过“在地性”、具身性（Embodiment）来重获世界。这就像每个人的成长，其文学感觉最终源于自身成长的具体环境。

所谓“后”，其实这一切都仍在现代性这个超级的知识-感知结构内发生。这个过程在过去两百年主导世界，也许在90年代后逐渐式微。它的结束，标志着我们“当代”的真正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具身性和个体位置。你所说的“微小抵抗”或“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实在”（Substance），是对宏大理想虚空承诺的“逃逸”，而非蒋纯祖式的理想耗尽。过去，从梁启超到杨沫，都在试图建构一个尚未存在的新世界。今天我们已承载了太多现代历史文化的重负，它变得巨兽化、怪物化。我在复旦讲课时用过“打孔”（perforate）的比喻：我们杀不死现代性怪兽，但可以在它身上穿孔。这不是反叛少年中国理想，而是当这个理想从梦想种子变成无处不在的巨兽时，我们在各自位置上能做的事——一种更微观的抵抗和穿透。

柏琳：宋老师阐释得很精彩。时间有限，最后分享一点私货。昨晚读荣格1928年《现代人的心理问题》，他问：什么叫现代人？他精辟指出：只有完全意识到当下的人才是现代人；最深层意义上的无视历史的人（眼前只有孕育万物的空无时）才是真正的现代人。但若无创造力（技能），这种无视历史只是对过去的反叛，是种把戏。真正的现代性往往在自称老派的人身上发现。这呼应我们：不把《少年中国》当化石封存，而是在认清当下真实的同时，保持创造力——这才是活在现代。把调子往上抬，希望大家读这本书时仍抱有希望感。

最后，感谢大家周末下午的参与，感谢宋老师、陈老师的深刻分享。活动结束，未尽问题可继续交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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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年）

宋明炜 著 康凌 肖一之 樊佳琪 廖伟杰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4

ISBN：9787108078476 定价：60.00元

自梁启超始， 20 世纪中国的人不断建立、翻新关于“现代”的知识与信念，展开对自身的想象与重构时，“青春”在政治与文化表述中，便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直至成为现代中国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在梁启超吟唱出“少年中国”的赞歌后，多少代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政治家都选择“青春”这一符号来寄托他们对政治革命、文化改革、民族复兴和美好生活的渴望：从“觉醒年代”时的“新青年”到左翼运动中的“革命加恋爱”，从“青春是美丽的”到“青春万岁”的复杂与含混，从抗战“十万青年十万军”到新中国“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现代中国的青春话语，萌发于政治想象，最终又涵盖于文化表述的各个领域，是一个逐渐被建构起来的话语集合体。作者借助现代经典文学作品，以六十年的时间跨度，带领读者进入“一次航向美丽新世界”的旅途。这又是一个关于少年中国的故事，“寄托了希望和未知”，也充满着阳光与阴影。

少女中国：“女学生”的一百年

[日]滨田麻矢 著 高尚 乔亚宁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4

ISBN：9787108079886 定价：50.00元

在以空前速度实现国家富强的近代中国，“中国少年”“新青年”等就成为用来描绘崭新中国时不可或缺的口号。中华民国以来，描写青年成长的教养小说变得盛行起来。但潜意识里，这些“少年”“青年”往往指的是男性。少女们有时会被鼓励成长为可用之材；有时又会被要求回归家庭，成为后方的某种支援力量。可以说，女性是长时间以来被文化政治遮蔽的群体。

在近代女子教育开始发展的背景下，少女们离开原生家庭，有了自我探索的机会，去决定未来的生活方式。本书将依托具体的文学作品，来分析从五四开始到现在的百年间里，离开原生家庭的青年女性们是如何发现自己的落脚点，以及她们的奋斗又是被男性作家如何看待的。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