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3年9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国家经济建设问题，紧接着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到9月18日结束，地点是中南海怀仁堂。

1953年9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国家经济建设问题，紧接着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到9月18日结束，地点是中南海怀仁堂。

这十一天的会议梁漱溟从第一天坐到最后一天，看上去不过是个高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的瘦削老人。

下个月他就六十了，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显然这位著名思想家的表现既没有知天命的意思也没有耳顺的准备，他在会上因农民问题与毛主席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双方言辞激烈到无可回转的地步。

最后在众人的一片嘘声中，曾经德高望重的“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家”走下了台。

发言

1953年，新中国经过三年时间，国民经济已经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政治趋于稳定，社会安定，但显然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工业极度薄弱的农业大国。

世界工业化的浪潮已经掀起，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将建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以加速经济发展和巩固政治独立，在这个问题上，新中国同样迫在眉睫。

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在京召开，理所当然这次会议的主要问题就是国家经济建设问题，于是开会第一天，周总理作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的报告。

梁漱溟不是政协常委，因扩大才列席参加，他的名望与才学确实为人敬仰，他对农村问题的研究时间长、内容深，且他一直以来与主席有着良好交往

所以梁漱溟在会场的出现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的，许多人期望着能听到学识渊博的梁先生为新中国建设发展出谋划策。

对于这次会议，梁漱溟也有所准备，他一直对国家建设都是热心的，非常希望能够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于是他带着一个“通过群众性教育运动来实现经济建设目标”的计划走进了怀仁堂。

第一天开会梁漱溟在日记中仅作了简短记录，第二天先是分小组进行讨论发言，午后到怀仁堂开会，梁漱溟与张治中、侯德榜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和前一天一样，他还是没有说什么，散会时总理特意走过去，希望他明日可以发言，梁答应了。

那一晚的安排是看话剧，他脑子里想着明天在会上的发言，没看完便回去了。

可是到第三天梁还是没有发言，这是原定会议的最后一天，发言的人很多，他递了一张纸条给总理，准备不占用会议时间，将自己的发言改成书面。会后总理又走过来，会议延长一天，还是请他明日发言，梁漱溟又答应了。

这就到9月11日了，梁漱溟今天要发言了，这天开始下起雨来，秋天有了凉意。按照原本的事态发展，这一天梁漱溟应该要把自己的群众教育计划提出来了，确实他也提到了。

梁漱溟发言的第一点是希望可以知道除了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之外，国家对于轻工业、交通运输等问题的发展计划；第二点就是群众工作问题，特别提到希望政府能够注意乡村群众的教育问题。

然而意外的是，梁漱溟在这天会上突然转变了发言重点，会前已经准备好提出的计划被他缩略到第二点当中。

那他想说的重点是什么呢？

“还有其三，是我重点想说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

讲到第三点，似乎因为触及到梁漱溟几十年来最关注的问题上，他越说越痛心疾首，字眼愈用愈严重，明显不再是建议的口吻，甚至已经有了批评的意味：说城市发展迅速而农村缓慢，工人生活提高而农民生活依旧穷苦，说城市不容纳乡下人将他们赶回去。

“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

如果是嗅觉敏锐的人，应该已经察觉到第三点发言的问题，然而显而易见梁漱溟本人并不以为意。

他突然转变发言重点其实是意气用事，不久前听说了一些工人农民生活差距犹如九重天的事，以及一些农村干部组织群众不得当的情况，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然此次会上的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见无人谈及，梁一时心急，便都组织到发言当中。

他并非是有预谋地做出这样一场带批评性质的发言，而当场的反应也在他的预估之中，反对之声很少，甚至是有赞同之音的，这更让他忽视去检查自己言过其实之处，以及思考自己的发言有可能会给此次大会主题发起无心的挑战。

一些热心和一些无心，就像秋风一样把凉意带进了梁漱溟的晚年生涯，他自己还未察觉，那天的日记依旧是简略记录，直到风波起后梁漱溟才翻回到这天的日记，用括号在最后做了一个注解：“（后来问题发生于此日）”。

冲突

12日午后，梁漱溟来到怀仁堂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前一天似乎已经平静地过去了。

会议先是由彭老总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之后毛主席发表讲话，总结了抗美援朝战争能够和下来的原因和胜利的意义，说到最后，便提起农民问题。

很明显，主席这段话针对的就是昨日梁漱溟关于农民问题的发言，虽然没有点名，但梁也有所知，只是他更觉得奇怪，甚至有了不快之意，自己明明没有反对总路线的意思，主席为何要把话说得这样重？

思来想去气不过，梁漱溟半夜写了一封信，只准备在明天的会议上面呈主席把误会解释清楚便过。

13日有京剧晚会，《抗金兵》，呈信之后梁与主席约定在晚会前二十分钟谈话，给他一个说明本意的机会，但这次谈话显然并没有达到效果。

梁漱溟是气冲冲地去气冲冲地回，双方不欢而散，他认为主席始终在误解他的意思，说他是反对经济建设的人。

他认为自己非但没有达到，而且在积极地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自己实在是委屈得很。

梁漱溟14日的日记记录得更简略了，完全没有提及自己被批评的事情，等到15日才记录到学生来访，提醒老师要自省。16日，梁记“午后开会，予发言分三段，自以为无事。”

1950年开始这三天，主席常派车接梁漱溟到家中漫谈，他们会有志同道合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争执不下的瞬间，梁漱溟以为这一次和往常一样，不过是正常的君子之交，所以才“自以为无事”，但他忽视这是在大会上而不是私下，他们所谈的不是思想哲学而是国家建设发展的总路线。

17日，梁漱溟“早起听俄语”，完全没意识到暴风骤雨即将到来，等抵达会场之后，梁漱溟看见桌上的文件，上面印有自己1949春发表于《大公报》的两篇文章，到此，他才明白今天要对自己进行严肃的批判。

主席批评梁漱溟“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注意到一些农民的生活问题，然而生活比工人好的农民也有，比农民生活差的工人也有，农民有房有地，应该依靠自己劳动生产增加收入，如果依照梁漱溟的方法，就要亡国亡党了。

这一天的批判话说得很重，梁漱溟听后非常激动，准备站起来辩解，主席在台上宣布会议延长一天，明天让梁漱溟发言。

18日下午3点，会议准时召开，梁漱溟在会上作答辩发言。

他拿着几日寝食难安交付出来的讲稿上台，准备逐一辩解，申明自己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意思，他觉得“善意即是善意，不容指为心怀恶意”。

然而梁漱溟讲了不到十分钟，台下许多人吵嚷起来，说梁胡说八道，是反动分子，要他滚下台。

梁漱溟见状更是急于辩解，场面一时混乱得很。

于是主席出面调解：“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梁漱溟是做学问的人，他是非要把事情说得透彻明白才肯的，主席给的十分钟他觉得不够，而会场又再次喧哗起来。

这时主席又说话，梁漱溟的问题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

他还要继续讲，场下又在闹，梁漱溟只得向主席争取最后的发言权，只是矜着大儒的傲气，梁的话可以说相当不耐听，直接将矛盾激化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他说：“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

他所指的雅量是在他把来龙去脉说清后，主席能点头说“好，你没有恶意，误会了。”

主席已经说清是要借梁漱溟来让大家看清目前国内的形式，为接下来发展重工业提供支持，梁漱溟此时却还被包裹在自己清誉得失的意气之中，显然不是主席没有听懂他的意思，而是他还没有领会主席的意图。

“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主席回他。

于是梁漱溟的发言被终止了，他退到台下，由其他人起立对梁漱溟进行批判，主席在其间插话。

许多人大呼其名，说他是反动分子，直接是用言语抽梁漱溟的巴掌，他依旧是抬着头撇着嘴，仍在愤愤不平之中。

也有温和一些的声音，何香凝还是如往常一样称他梁先生，说他从前文章写的不对，但也不是没做过一次好事，要他闭门思过。

另一位站起来请主席为梁漱溟问题定性，主席说“他的问题属于范围的问题”，梁漱溟当时已经激起群愤，问题的性质不断升级，是主席这句话救了他。

只是他自己仍旧没有明白，直到有人站起来说，昨晚梁漱溟在家谈话时说今天要一决胜负，忽然从旁人的视角看到自己。

梁漱溟如当头棒喝，知道自己落入了意气的陷阱，他不再像之前那般理直气壮，忽然地沉默下来，大会闭幕，责成他作出检讨，他也一直沉默着。

自省

从1953年9月18日会议闭幕起，梁漱溟过起了闭门自省的日子，不过他的生活与活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一切又归于平静了，除了梁漱溟的内心，这个事件在他心中激起的波澜始终未能平复，从此以后梁漱溟开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他那要毛主席有“雅量”的神气，转变成谈及主席便是毕恭毕敬的神态。

他从内心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之倔强自喜、骨气自负，正是我不自觉地与领导党和政府分离的证明。为什么会分离呢？则主要是阶级立场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

许多人说，从53年的争论之后，新的梁漱溟已经与旧的梁漱溟决裂，在他的晚年生涯中，自省成为了最大的课题。

1988年，梁漱溟已经95岁高龄，距离他六十岁之前与主席的“雅量”之争已经过去三十多年。4月，已经入院治病的梁漱溟收到侄女从旧金山寄来的剪报，是一篇来自台湾的文章，题为《梁漱溟先生，你不能认错》。

躺在病床上的梁漱溟回头遥望了三十多年前的那场争论，斯人已矣，自己生命的烛光也燃到最后时刻，只余下深深寂寞之感。

梁漱溟口授一封说明让侄女寄到台湾，说明那是自己的自觉自愿的自省认错。信寄到台湾后未能见报，并有学者借问发挥，说其“灯已熄灭，永无复明的希望”。

1988年6月23日，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家”的思想家、哲学家梁漱溟逝世。

我们是梁漱溟爷爷的世家，统战部来函请我与我的父亲到北京医院参加了追悼会。

其作品为人们理解中国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而1953年的那场“雅量”之争，也变成了人们理解新中国建设初期路线发展的重要材料，当年的是非曲直已然化为火炬上的一束光，在后人前进的道路上提供着方向

，这才是这场争论长远的使命。

来源：戚梦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