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9年4月，一部生动描述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的著作，在中国内地出版。不过，该书的作者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革命的热烈赞颂和同情者，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而且，这部著作在当时也不是一部新作。如果从最早问世的日译本（1955年出版）算起，距时也有二十多个年头
文/杨建民
1979年4月，一部生动描述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的著作，在中国内地出版。不过，该书的作者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革命的热烈赞颂和同情者，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而且，这部著作在当时也不是一部新作。如果从最早问世的日译本（1955年出版）算起，距时也有二十多个年头。人们由此可以想见其中的曲折。所以，中文译本校者在序言的第一句，就用极具时代特色的话语说：“《伟大的道路》中译本终于和我们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一个胜利成果。”
（一）
1937年1月，作家兼记者的史沫特莱，来到了中国西北的一座古城——延安。在此之前，她在中国已经呆了七个年头；对中国当时的局势，从报纸中也有了一些了解。但是，为什么数十万甚至更多正直而勤劳的农民、工人，满怀理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乐于赶赴陕北这片黄土地，为一种信念奋斗甚至牺牲呢？这中间的情形，她却不能在官方的报纸中得到答案。于是，她决定自己亲眼去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这块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甚至有许多神奇色彩的地方。
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便与两位朋友一块去见朱德将军。
这样做的理由，非常简单但充满好奇。史沫特莱在中国的几年里，从国内甚至外文报纸上，读到了太多有关朱德的消息。这些消息中，对朱德的称谓，并不那么好听：赤匪头子、共匪、杀人犯、强盗、放火犯……因此，在史沫特莱最初的想象里，她将见到的朱德将军，一定是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
但是，当她见到的这位声名远播的将军时：“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
◆1937年，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在延安。
从这一切看去，朱德似乎真如一些对他怀有好感的人的评价：单纯、亲切、平易近人。但联想到他传奇般的经历，史沫特莱对眼前的这位将军，还是以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认为：单纯，这个字眼也许需要稍加保留才显得真实。因为朱德看他们的眼睛，注意力非常集中，深邃而富有观察力。与许多中国人的黑色眼珠不同，朱德有一点淡褐色。大大的一对，闪烁着智慧和判断力。史沫特莱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想象：这样一位有着多年苦痛经历的革命指导者，既然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可能非常单纯。
史沫特莱以记者的方式，提出了许多朱德个人经历的问题，朱德简洁却真诚地作了回答。他还做了一些纠正。例如自己出身是在一个佃农家庭，而不是一些人传说的富有的地主家庭。但是，当史沫特莱站在局外人立场，轻松地提起报纸上称朱德为“土匪”的说法时，她以为朱德会像自己一样，不置可否或一笑了之。可这位将军却不仅没有笑，反而突然默默垂下了头，眼睛望着地面，面孔犹如悲剧人物那样，流露出深沉甚至悲戚的表情。虽然这只是一瞬间，但朱德回答的音调却高亢起来：
“土匪问题是个阶级问题。”
从朱德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史沫特莱感受到他内心无限的丰富；从她获得的整个感觉看：声音、动作，以至朱德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而一个有这样经历和品格的人，人们却很少了解或基本无人了解。史沫特莱有一种强烈地冲动：为这位并不被人深入、深切、深刻了解的人物写一部传记，因为他与其他报纸和传言中的形象有太大的距离。而他的经历和性格，又有更多可以透视这个国度，这个社会的地方。
◆1937年，朱德在抗日誓师大会上。
这个念头一产生，史沫特莱便将它凝定下来。当朱德问她打算在延安做些什么事时，史沫特莱立即回答：“我希望你把一生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朱德感到有些突然：“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二）
尽管朱德告诉史沫特莱，自己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并劝告她先到各处走走，与其他人见见面后再做决定。史沫特莱听从了他的建议，到延安等地陆续见到了更多各类人物；甚至，许多人的经历比朱德还富有戏剧性……但是，史沫特莱清楚地意识到一点：中国农民并不充满戏剧性。1937年3月左右，这项写作计划开始实施。
当然，这项工作并不容易进行，因为尽管朱德将军有着极丰富曲折的经历，但是，当时中国的多数家庭文化水平十分低下，使他们无法对自己的过往十分留意；参加革命后，朱德长期不断迁徙，他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查询的材料。在没有信件、日记、文件参考的情况下，朱德甚至无法对一些重要事件提供较为准确的时间……尽管如此，工作仍在缓慢进行。每个星期，他们便抽出两到三个晚上，进行交谈。一般由史沫特莱提问，朱德回答。有时由着朱德展开思路，尽量发挥；有时遇见朱德谈得不够翔实，或并不大乐意深入下去的话题，史沫特莱也运用自己记者的直截方式和追根溯源的不懈精神，“逼”朱德详细讲出来或延伸下去……他们当时交谈的场面，也是颇有特色的。虽然史沫特莱在中国已经呆了数年，但中文并不通畅，所以身边有一位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一般交谈，朱德和史沫特莱用中文；有时感到语意表达不够，便用朱德也懂的德语；遇见更复杂的句子，就只好双方都用母语，再由翻译从中转换。总体上说，语言是数种混用，使得场面活跃了许多。
当然，仅仅通过交谈，对于了解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其他时间，史沫特莱也在直接间接地关注着朱德。
例如，史沫特莱与朋友在院子里晒太阳、喝茶时，朱德也会在工作间隙走出来，与他们一起讲故事、唱歌、嗑花生……用朱德的常用语，是“吹一吹”，“摆一摆”（四川方言，“摆龙门阵”）。
◆史沫特莱（中）在延安。
再有些空闲时间，人数多，气氛热烈，史沫特莱便把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自己家乡的一种弗吉尼亚土风舞。朱德对此兴趣极高。用史沫特莱的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
不仅学土风舞，朱德还要学西方式的交际舞，并且孜孜不倦。但是，在史沫特莱眼里，朱德虽然很喜欢跳，但他的舞跳得并不出色，没有贺龙将军那与生俱来的跳舞家的才华。
为了多接触朱德，史沫特莱还常常到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去听他的演讲。讲演完毕后，朱德还常常与青年干部战士一起打篮球。在球场上，朱德却并没有在战场上那般自如。下场后，他常常对史沫特莱摇头感叹，说这些战士嫌他球技差，组队时都不愿意要他参加。这反映出当时共产党军队官兵打成一片的和谐氛围。
但是，这样对朱德的近距离观察和采访，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几个月后，朱德担任了八路军总指挥职务，率军东渡黄河，向山西前线挺进。此时，对朱德的生平纪录，也就是《伟大的道路》的材料搜集，只完成了一半左右。因为战争，这次有重要意义的访问，终于被阻断。
史沫特莱还曾到过朱德的指挥部，并在这里与朱德发生了一次“争执”。
那是1937年的冬天。史沫特莱的友人卡尔逊，获准可以上五台山抗日前线。史沫特莱知道此消息后，在吃饭时便向朱德要求，希望能准予自己同去。朱德和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都不同意。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譬如说凡是上前线的人，都要有打仗的准备。
◆朱德与史沫特莱。
“我也能打仗，我是在西部（美国）长大的。”
史沫特莱自豪地说。
“可你是一个妇女。”朱德和任弼时几乎同时这样表示。
这句话激起了史沫特莱的强烈不满。她一生都是一个积极的女权主义者。所以一下子发起火来：
“我并不是因为想要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接下来，她抛出一句辛辣的讽刺话来：
“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
据在场的卡尔逊记述，这句话引起了朱德、任弼时的哄堂大笑。因为她提到了上帝，而这些将领们，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尽管如此，史沫特莱还是亲眼看到了朱德在战场上的活动情景。这样的观察，仍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三）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真正开始写作，已到了距最初采访8年之后的1945年。
在中国旅居十多年后，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生活一直是不安定的。直到1945年夏天，她才从纽约搬到一个叫耶德庄的地方。耶德庄以前是著名富翁特列斯克的宅第，周围有广袤达600英亩的土地。这里有森林、湖泊、起伏的原野和房舍。这位富翁临终时，在遗嘱里说，将这处地方专供艺术家和文学家们使用。在这里，史沫特莱获得了良好环境。首先，她要潜心下来，完成写作朱德《伟大的道路》的宏愿。
但是，远在数千里之外的美国，来写作一个正在续写中国革命历程的伟大革命者，仅材料的搜集，环境的差异，就增加了极大难度。为了充实原有的材料，她需要更多，更丰富的东西。当然，她只能求助于中国，求助于朱德本人。
1945年10月，史沫特莱请代表中国解放区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董必武，向朱德转去她的一封信。希望能再次获得朱德本人的帮助。
当时中美间的通信并不通畅。朱德又处在极紧张的与国民党斗争的状态。所以，直到1946年7月1日，朱德才借美国邀请周扬去访问的机会，写出一封信致史沫特莱，并准备了一些相关材料和礼品。后来周扬终于没能成行，但朱德的信和材料仍辗转送达到史沫特莱手中。
朱德在这封信中说：
“首先，对你和所有的美国朋友为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运动寄予的关注和所作的努力，我必须表示深切的感谢。”
◆史沫特莱
对于史沫特莱想写自己的计划，朱德谦逊地表示：
“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费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地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答应所求。”
按照史沫特莱的要求，朱德寄去了一部分资料。其中包括有红军各级人员百余人所写的诗歌、故事、特写、日记等编纂而成的两卷本《长征》；刘白羽写作的《朱德传》部分手稿，以及朱德自抗日战争到当时发表的各类文章……颇具纪念意义的，包裹里有两枚镶嵌着朱德和毛泽东肖像的小圆别针，朱德与外国友人的合影照片，还有一块产于延安，人工手织的披肩。
这件披肩，据一位当时接触到史沫特莱的日本作家讲，史沫特莱是很喜爱的，但是并没有自己使用。有一次在细心鉴赏后，又若有所思，原封不动地折叠起来。这年冬天，在纽约的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集会上，史沫特莱将这件披肩展示给数十位与会者。在介绍了它的来历后，宣布为了筹募救济中国战灾基金而将其义卖。这块披肩被人以一千美金的价钱购去。
（四）
史沫特莱以万分认真的态度来叙写这部著作。为了感受到中国的气氛，她将朱德寄给她的别针装饰在房间的壁炉架上；旁边放着一个花瓶，瓶里插着一些楠树枝。史沫特莱告诉友人，听朱德叙述，他的家乡盛产楠木，朱德从小就是在楠木丛中度过了一段岁月。为了体验这种环境，史沫特莱便向美国南部的朋友要来这些楠树枝。由此一点，也可看出她写作的细致和周到。
史沫特莱后来在写给朱德的信中说：“这是一本不容易写的书，因为它不仅是您个人的生平，而且是您的贯穿着六十多年来中国历史的生平。这一生平的背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冲击，这也必须写进去。”
也许由于这一点，也增加了史沫特莱内心的不安。她曾在给朱德的信里说：“由于内战，您和您的全体同志都蒙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了解，我国应对这种痛苦负责。”一个美国人，因为政府的所作所为而承当道义上的痛苦，这也许是史沫特莱写作时所处的复杂心境之一。
直到1949年初，史沫特莱才写完《伟大的道路》初稿。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形势，使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十分恼怒。当年2月，史沫特莱突然被指控为一名“仍然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证据是谍报机关在日本秘密档案中见到的内容。控告她多年以前，便是一名在中国从事反对日本的间谍。尽管政府在提出这一指控后几个星期，美国陆军部又宣布对史沫特莱的控告，是一个“faux pas”（社交性质的过失），用史沫特莱的比喻：“有点像在美国做了当众剔牙这类事情。”
虽然如此，史沫特莱生活却因之受到极大影响。不能发表讲演、出售文章——而当时，这是她收入和生活的基本来源。她所寄居的朋友家庭也被牵连，家里人的工作也几乎不保，史沫特莱只好搬出；但在纽约她几乎租不到房屋，最后只好住进房租高昂的一家小旅馆。
◆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只能选择出国。当时，她当然不能申请到中国。但是，连到英国或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国家，也申请不到护照。激忿中的史沫特莱甚至考虑，如果她最终被拒发护照，她准备采取极端方式。一、将自己的案情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二、正式放弃美国国籍，“试图在其他国家例如中国获得国籍。”她的首选是中国。这是她在给朱德的信里郑重表达的。
在这样的境况中，《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出版，当然就遇到了难题。这部著作，史沫特莱曾与美国一家著名的权威出版社——史诺夫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这家出版社，曾出版过史沫特莱同样写中国的著作《中国的战歌》。此时，出版商和审稿人却突然提出，《伟大的道路》中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是教条的，并要求她在书的结尾加进反共的内容和攻击新中国的文字。除去一些文字质量上的要求外，对内容，史沫特莱断然拒绝修改。这些，使得这部书的出版又遭搁浅。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消息使史沫特莱异常兴奋。在收音机旁，她听到了周恩来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消息；听到了苏联同国民党断交并表示打算承认新政府的消息：“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极大的欢乐，我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
史沫特莱马上给朱德写去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她对自己当时的处境并不在乎：“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要尽一切力量声援中国。”“我打算去中国写第二卷。我把你的生平写到您六十岁那年，这一年是引向胜利的内战时期的头一年。”“我希望您和毛（泽东）还是三十岁，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的前头仍有许多岁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五）
经历了许多周折，史沫特莱的护照终于办了下来。当然，不可能让她到中国，是英国。但这也与中国有关。她到英国的寄居处，是在中国认识的朋友希尔达家。
史沫特莱到了伦敦之后，马上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英中友协成立大会。据一位参加会议的中国留学生描述：
“在会议大厅里，一位头发斑白的美国老太太走上了讲台。她充满激情地介绍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英雄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创造出史诗般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全体听众。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她提议，为在解放事业中献出了生命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好儿女致哀。这位老太太就是史沫特莱。”
◆1956年，英文版《伟大的道路》（第一版）。
此时的史沫特莱，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很弱。但是，她仍孜孜不倦地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修订工作。同时，只要有与新中国有关的事，准定有她参加。她经常出席伦敦中国留学生会举办的各种活动；约中国学生去她那里交谈，吃她亲手做的中国菜……
在这样的情境里，史沫特莱的情绪就会特别好。当时虽是数九寒天，但围坐在壁炉边，友谊便更加升温。史沫特莱滔滔不绝地叙说着关于中国的话题。旁人几乎没有插话的余地。一位英国朋友评论：
“她就是这样不可救药地热爱中国！”
的确如此，史沫特莱说：“……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也许你们会感到奇怪吧！是的，让我告诉你们，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
但是，这位深深热爱中国的美国友人，终于未能在生前再踏上那块蕴育着巨大变化的热土。虽然她还在顽强地修订《伟大的道路》，但健康状况却日益恶化，胃癌销蚀着她最后的生命。
史沫特莱大约也意识到医治的困难和危险。所以一边满怀希望地表示，如果手术成功，她将立即到中国去，和中国同志一起战斗。同时在4月28日写下遗嘱，一份与中国血脉相通的遗嘱：
“我的唯一信念和唯一誓愿，就是那些贫苦的，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而中国革命的成就，已经是这一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
她在遗嘱里写明，遗物交朱德总司令处理。而主要遗物，就是这部仍在修订的《伟大的道路》手稿。她还同时要求，自己的遗骨埋葬在中国，葬礼上演奏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手术不治逝世。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之时，她的骨灰在北京安葬。这位“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著作名），终于在中国——这块她梦萦魂牵的国度，回归大地。
今天，人们走进八宝山公墓，可以在陵园西侧见到一块大理石墓碑。碑上镌刻的，是朱德亲笔书写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这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虽在作者遗嘱执行人的同意下，由专家对原稿进行了编辑加工，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它在几年中未能获得原文出版。倒是日文译本于1955年先行问世，英文本晚一年才出版。中文本更迟至1979年出版。此时，距这位“不可救药热爱中国”的“大地的女儿”辞世，几乎相隔三十年。
朱德，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战士，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充满了不断追索和进取，具有丰富的传奇色彩。史沫特莱，是美国一位女作家，记者，她以一个关心中国革命的友人，在曲折、艰难的情况下，为朱德写出了一部《伟大的道路》。从中可以看出，无论国度，人类对进步事业的追求和向往，对旧世界的决绝与抗争，是相同、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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