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情感转向”是西方史学研究的重要转向，一系列问题随之接踵而至：人的情感如何影响历史？历史是否具有情感性？王晴佳在《什么是情感史？》（光启书局，2024.6）一书中给出了答案。

“情感转向”是西方史学研究的重要转向，一系列问题随之接踵而至：人的情感如何影响历史？历史是否具有情感性？王晴佳在《什么是情感史？》（光启书局，2024.6）一书中给出了答案。

历史学科“社会科学化

“情感有着历史性。”“一是情感的表达在各个历史时期有明显不同；二是情感的构成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作为感性世界的延展，情感史既将历史上的情感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亦考察“常规”历史中情感的构成，它没有明显的边界感，也没有定性式的评判，更像马克思所言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作者指出，当前的历史研究呈现出“交叉融合”的趋势。情感史研究充分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历史学科“社会科学化”的过程。其中，心理学强调情感的生物基础，人类学、社会学则采用了大而化之的概念，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情感的历时性。唯有现代历史学，能从情感的角度认清历史中人类的生存状况，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进行深刻的揭示，使情感共性与个性表达得更加强烈。可见，情感史之发微正是今天这个多元化、多中心时代的精妙之处。

该著梳理了世界范围内情感史的开端、发展与最新成果，朝着两个方向进行深挖。一方面立足于史学观念的更新，对传统治史模式与现实、人性的脱节进行了强力的反思；另一方面其在学科理论的构建上更为完善，并以顾颉刚个案为例展开具体研究，可谓破而后立。情感史关注口述证言、身体姿态与行为表达等，充分“知人论世”，彰显出拓展知识视域的抱负。

情感史的兴起源自学科的反思。传统的兰克治史模式中，情感被看作属于心灵内部的私人事件，不但强调史家在著史时，保持一种“超然的”立场，而且在处理、解释历史人物和事件中，也同样去除情感等非理性的作用。这就使历史知识失去了主观意识与人的情感。而相反的是，情感史主张将历史研究的重点从理性转到感性，将情感看作可被感知的、具有整体反馈的对象，它立志于走出史学的“宏大叙事”，不再将唯一的、大写的历史视为必然，而是将人的行为看作情感与心灵、理性与感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明显是对传统史学的反叛。

情感史可能是一种归复

在情感史中，历史不仅是时间的流动，更是一种生存形式。这给近代以来的历史二元论思维沉重一击，甚至让人重新为历史做出定义。欧洲文艺复兴以降，历史演变为两副面孔，生动有趣的历史知识和枯燥乏味的考证文章。前者往往妙趣横生，让人产生共情。而在后者“史料就是史学”的学科话语中，那种温情感消失殆尽，历史变成了一副文字冰冷、毫无感情的骨架，这种分离也让人对历史研究望而却步。然而，情感与理性、主观与客观从来不是截然二分的，竭力避免情感表达也未必能够真正达成“历史的真实”。可以说，个体的悲喜是历史的血与肉。

情感史就是转向一种血与肉的历史，逐渐从宏大理论转向日常生活舞台，因其“眼光朝下”的视角，它指向对人的关怀，没有对情感现象进行简单的描写，而是对人命运的深刻叙写。因而，它又同新文化史、女性主义、“微观史”等思潮水乳交融。在具体实践中，它能结合历史事件、时事政治、宏观理论以及日记随笔去解释个体与历史的互动，以反映历史的沧桑和社会的变迁。可以说，情感史并非要放弃重现历史真相的企图，而是要在历史真相之中寻找更细微的真相，体现出“诗比历史更真实”的高度。

作者曾在评述后现代主义史学时写到，“历史已经不再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人们从情感史中发现必然之中仍有偶然，“如实直书”的认识论已站不稳脚。情感体验有着巨大的阐述空间，其矛头直指总体性、压抑性的“大历史”霸权。就书中列举研究的实践而言，顾颉刚对父权的反抗、个人口疾的心理病症以及情爱经历，不啻“以意逆志”式的解读。在情感史研究中，情感与历史形成一种张力，既存有一种历史文化功能，又进一步置于具体文本之中。为了还原情感记忆，不可避免地出现材料选择与著者阐释，大有“以己度人”之势，与文学书写大同小异。（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来源：贴近地面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