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去大人物与小角色同甘共苦，那是国家忙于内战，实在没钱也没精力考虑这个问题；眼下局势趋于稳定，领导劳苦功高，为他们提供稍好一些的吃穿住行，这不过分吧？

1922年8月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有人抛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引发了广泛争议：领导们是否配享受更高品质的生活呢？

过去大人物与小角色同甘共苦，那是国家忙于内战，实在没钱也没精力考虑这个问题；眼下局势趋于稳定，领导劳苦功高，为他们提供稍好一些的吃穿住行，这不过分吧？

虽然在列宁的带头表态下，该决议最终被否决，但这个问题显然说出了相当一部分苏俄高层的心声。

事实上，当时苏俄高层的许多人对集体住房制度已极度不满了。

事情一开始是这样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刚过，大伙儿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呢，一份报告就把所有人都拉回到了残酷的现实。

根据报告：彼时俄国有大约20%的电厂、15.4%的水厂和25%的公共浴室处于废弃状态，运营设施中的相当一部分状况也岌岌可危，真正完好的只有一小部分。不仅如此，它们还大多集中在几个主要的大中城市里。

也就是说，穷人想要舒舒服服地洗个热水澡，完事再把脏衣服洗干净，这居然都算得上奢求。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革命能在沙俄民众中得到广泛支持是有原因的，然而令大伙始料未及的是，千盼万盼迎来的新政权非但不把他们从火坑中捞出来，反而又往火堆里添柴！

这一点，苏维埃政权也实在是没辙。

“十月革命”胜利后，还不等喘口气，白军和外国干涉军就来了。纵使当局极尽全力搜集物资用于前线，但战争的需求仍有缺口。为此，当局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强行将完好的民房征为军用。

由此引发了恶劣的连锁反应：百姓缺乏生存物资，冬天里为活命，只得将房子劈成柴火取暖；这样一来没房子住了，人就只能蜷缩在简陋的棚屋里，柴火烧完，生死由命。

结果，1919年冬，仅莫斯科一座城市，就有超过2500栋房屋被当局征用，数不清的房屋被民众拆毁，冻伤乃至冻死者不在少数。

百姓要活命，政权也要活命，虽然残酷，但也实在没有办法。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沙俄是怎么倒台的，布尔什维克心里很清楚，因此进入1922年后，战局一缓解，当局便立马寻找解决办法，力图花费最短的时间提升百姓的生活品质。

有人提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咱们不妨把现有的建筑再利用，内外翻新一下，打破原有格局，将内部隔断成面积差不多的小房间，铺设好水电，把这样的房间分配给最急需住房的百姓。

该构想源自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者夏尔·傅里叶的设想，乍看充满乌托邦色彩，对于当时的苏俄而言却极具可行性，因此立马被采用，被当局命名为“住房公社制度”。很快，百姓就分到了第一批新房。

事实上，以如今的眼光衡量，这房子真不咋地：首先是隔断间，隔音效果极其糟糕，邻居吵架，这边听现场直播；其次，房子没有独立卫生间，半夜内急也只能穿过长长的走廊去公共洗手间。

更有甚者，有人半夜醒来，迷迷糊糊感觉胸口沉甸甸的，睁眼一看，只见胸口趴着几只大黑耗子。

然而即便有诸多局限，住房公社制度依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百姓起码有了真正属于的家，下雨淋不着，冬天也不再挨冻，甚至每周都至少能洗两次热水澡。

经过一番大兴土木，到了1928年那会儿，穷苦大众的住房问题已基本被解决，民众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对新政权大为拥护，劳动中的干劲也极大提升。如此一来，当局便着重于解决干部的住房问题。

正如文章开头所讲，在1928年以前，干部原则上是不存在住房特权的，也遵照集体住房制度。有人提出为高层领导修建新的寓所，还被列宁当场驳斥了。可事实上，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照片中这座建筑被称为斯莫尔尼宫，在苏联时代被作为列宁格勒市政府使用，如今是圣彼得堡市政厅，而在此之前，这儿曾是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

该建筑品质很高，结构设计考究，内部空间开阔，被重新装修后成为当时条件最好的干部宿舍之一。

根据资料：彼时有大批高级官员及家属居住于此，共计约600人，但配套的警卫员、厨师、侍从和医生等工作人员就超过了1000人，差不多平均每两名工作人员服务于一人。

以此为例，当时全苏俄最好的房子成为了“大人物”们的寓所，条件稍微差一些的，如酒店、宾馆等改造而来的宿舍则分配给了重要机构的一二把手、各级委员、专家等等。以此类推，即便级别较低的官员能拿到的房子比大领导们的差出不少，却也是普通百姓的“隔断间”远远不能相比的。

值得一提的是，条件越好的房子数量越少，供不应求，因此并不是每一位级别够的干部都能第一时间入住，还得根据资历和年龄排队。有些干部级别不低，但资历不够，也只好暂时屈尊于条件稍差的寓所里，等待有房子空出来后才能搬入。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布尔什维克中不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宁愿跟下属们同吃同住，如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等。在他们看来，住房的好坏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反倒跟下属住的更近，更有利于决策的下达，工作效率高多了。

彼时，苏维埃政权建立还不到十年，上层与基层间便已建立起巨大差距，但从某个角度考虑，这也是无可厚非的。首先一点，干部的住房条件再好也是“二手”的，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额外耗费多少资金。

然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大大偏离轨道了。

自从有人提出“新建寓所”的想法后，高层内部对于集体住房的不满也愈发凸显。即便住在沙皇昔日的行宫里，他们也开始感到厌倦，牢骚不断。

苏共中央委员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就曾不止一次抱怨克里姆林宫实在太阴森了，高墙深院，年久失修，荒草萋萋，住在这里感到无比压抑。

“这儿荒无人烟，宫殿好像被恶魔施了妖术，所有人都永远地睡着了……”

问题愈发迫在眉睫，进入30年代后，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批准了一份名为《关于领导干部的物质条件》的文件，此后，当局豪掷重金，大兴土木地为官员修建新的住所。

抱怨住在克里姆林宫太压抑的米高扬不久就拿到了新房钥匙，他第一眼看到别墅时被吓了一跳。

那座巨大的别墅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哥特式城堡，整体用红砖建造，地板和门外的台阶均用大理石材料，甚至连门框和屋内的画框都是大理石的！

米高扬不住地感叹新房子的奢华：“三个方向都有大理石台阶铺就的门，大厅里还摆着圣母像……”对此，他满意极了。

如今来看，斯大林的初衷一方面是想收买人心，确保下属对自己的忠诚，另一方面则是高薪养廉，以高工资、高待遇和高品质生活保证干部们对物质无欲无求，从而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然而贪婪是人的原始本能，这闸门一旦打开怎会有个头？

此后，当局为官员建造的新宅邸规格越来越高，越发豪华气派；此前搬进新房的干部眼见同僚的房子更加高档，便又心生不满，要求再建新宅……对于他们而言，房子不再是单纯的房子，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在此之前，苏联高层所谓的“特权”，不外乎吃穿更上档次，起居享受更好的照料，而随着一栋栋奢华别墅的拔地而起，“特权阶层”在这一刻被具象化，有了专属的“图腾”。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特权已经成了“标配”。有人曾建议勃总：咱们没必要每一次出门都带那么多随从，前呼后拥的吧。勃总闻言竟一脸惊讶，以为对方哪根筋搭错了。

苏联解体前，有人做过这么一个统计：权贵们直接掠走了至少两成的国家财富，而把七大姑八大姨都算进去，这个阶层也只占苏联全国人口的1.4%左右——就是这么一小撮人最终拖垮了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而这个病根，在其命运的一开始便已经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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