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字影像时代，画质、光学畸变等技术质量要求已不再是摄影者所必须面对的主要挑战，但是大画幅摄影器材因其古典的光学结构与操作流程，直到当下仍备受摄影爱好者以及艺术家的重视。

在数字影像时代，画质、光学畸变等技术质量要求已不再是摄影者所必须面对的主要挑战，但是大画幅摄影器材因其古典的光学结构与操作流程，直到当下仍备受摄影爱好者以及艺术家的重视。

这个现象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一种复古风潮，或是媒介发展进程中传统摄影技术“退化”为艺术手法的阶段性特点，而是可以被理解为摄影者在更大的创作范式、技术变更之中，寻找传统创作方法的文化意义。

2025年2月，《中国摄影》杂志推出大画幅专题报道——《“大画幅”作为方法》，围绕国内相继推出的“元点——中国艺术摄影学会首届大画幅摄影艺术展”、“大画幅摄影与古典影像优秀作品展”等多个展览活动，试图通过学术研究以及多个案例，呈现作为创作方式的大画幅对于摄影师的观念及创作思路的影响。

本期刊发朱炯的文章《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画幅摄影》。

1839年达盖尔银版法摄影术公布，当时达盖尔法相机金属感光版尺寸为16.2×21.6（厘米），相当于6×8（英寸）大画幅底版的大小。以大画幅相机为工具，摄影开始了它的历程，可以说大画幅摄影是摄影之路的“元点”。19世纪中后期，摄影从湿版到干版，再到20世纪胶片时代的来临，在摄影发展的第一个百年里，摄影的术语里面没有“大画幅摄影”一词，因为它是主流的摄影之器，它的方法和语言几乎就是摄影本身。而这第一个百年摄影史中摄影流派涌起、迭代，摄影名家辈出，波澜壮阔地书写了摄影的历史，从画意摄影到新客观主义，从彼得·爱默生到爱德华·韦斯顿，摄影记录时代，改变社会，创造影像之美。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在大画幅相机为主体的时代，摄影在中国是舶来之品、稀罕之物，摄影文化发展羸弱。

照相机小型化的历程众所周知。二战之后技术革新完全更新了摄影文化，135相机和120相机全面占领市场，以日本尼康、佳能为主，更以德国徕卡品牌为尊。相机在1980年代进入电子化、自动化的时代。199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全面进入照相机领域，现代数码相机时代到来。在这一过程中，大画幅相机不可逆地退到舞台的边缘，却在艺术摄影领域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摄影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时代红利中蓬勃发展起来。虽然自1950年代以来，国家级文博单位和国家各部委摄影部门一直采用大画幅相机进行最高级别的摄影存档工作，但是中国摄影界所广泛建立的“摄影”概念，是由银盐胶片和135、120相机所构成的。1990年代新闻传播、人文纪实、风光摄影、家庭影像以及婚纱影楼、艺术写真多采用135相机，而作为追求更高品质的商业广告、艺术人像、风光艺术创作等，则使用120相机（如日本玛米亚、瑞典哈苏等）和彩色反转片、负片或者黑白负片。那时的摄影作品大多刊登在杂志上，画报、摄影杂志是摄影作品的主流展示平台。

山花，2003 年 陈长芬

1990年代中期，一些中国摄影人为追求高品质影像、追求摄影观看的独特魅力，开启了大画幅摄影在中国的热潮。1990年代中后期，风光摄影是中国摄影艺术的主流题材，特别是拍摄长城一类的大风景，经常追求通过光影变化表现宏伟的气势。那时大画幅摄影的实践者，基本都是在风光摄影中追求极致的一拨人。以《中国摄影》杂志为代表的一些媒体还举办了研讨会，刊发风光专题作品。风光摄影艺术家陈长芬，他在突破艺术表达的探索过程中找到了8×10大画幅相机，大画幅相机的俯仰透视调整、磨砂屏取景等操作拍摄方式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和灵感。他说，“每当我打开大画幅相机的时候，在取景屏上观看，感觉就是一部交响乐。尽管是倒影，但是那种磅礴气势，特别是拍风光大场面的时候，取景屏里的每一个局部，都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在里面”。陈长芬多次强调大画幅摄影对中国非常重要，是中国摄影界的“补课”，是补技术课、补文化课。带上昂贵、笨重的设备，翻山越岭，以一种朝圣的心态去和自然对话。摄影师的头被红布盖住，在取景器磨砂屏前严肃地反复调整，就是一场打开心灵的艺术之旅。

1990年代以来，陈长芬、王建军、赵承安、卞志武、王建军、于云天、冯凯文等摄影师用大画幅相机拍摄了一批中国风光摄影的经典作品。在数字影像革命来临之际，这些对银盐影像充满感情的摄影师，触摸到了摄影文化的源头，充分打开了摄影这道技术与艺术共创的大门。

岗巴古城，1992 年 王建军

就在这一时期，一批中青年摄影师，如连旭、赵大督、范维刚、李明凯、朱庆辰、何崇岳等投入到大画幅摄影的学习和实践中。1996年，他们组织的“大画幅摄影交流中心第一届理事会”就在金山岭长城召开了。纪念合影中，每人一台大画幅相机，成为这些摄影师最酷最豪的名片。1997年秋，北京的赵大督注册了中国大画幅摄影学会，之后陈长芬也注册了一个大画幅俱乐部。这是北京最早一拨开始大画幅摄影的摄影师就出自这里，他们中有些人的创作持续至今。

中国摄影需要“补课”。这是一代摄影人发自内心的、自觉的努力。对于很多人来说，1983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安塞尔·亚当斯摄影艺术作品展》，是一堂令人印象深刻的课。在摄影画廊兴起后，中国的一些展览上出现了国外早期摄影原作，让很多人认识到了影像的本体语言是什么，影像美的标准是什么。补课，也意味着在暗房里制作照片，在实践中补课。大画幅摄影从拍摄到制作的这一整个链条让摄影学习完整且充分。

2004年，摄影师于翔创立沙姆尼相机品牌。他和几个热爱摄影的朋友，一起凑钱，一起出力，琢磨相机结构，生产了诸如8×10、8×12、20×20各种尺寸的大画幅相机。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沙姆尼已经是世界知名的相机品牌。大画幅摄影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摄影产业的发展，例如冲洗制作行业的发展。

中国大画幅摄影开启时期有两位独特的人物。一位是林然，另一位是冯建国。

四川摄影师林然低调、神秘，但是当时摄影师们公认的厉害人物。他曾经沉浸于古典摄影技法的研究与实践中，在摄影技术美学领域里做了深入的探索，在技术形式的背后，形成了一套相应的美学观念。林然较早采用各种尺寸的大画幅相机，包括20×24超大画幅拍摄。

盛装的妇女，普兰，阿里 ,2003年 冯建国

1996年冯建国在日本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大画幅摄影，师从原直久先生。冯建国用8×10黑白影像拍摄新疆人物肖像，用纸基纸放大，用收藏级无酸材料装裱。该系列作品最早在PGI东京国际摄影画廊展出，是按照国际博物馆收藏级别标准制作的。2001年在北京大众影廊展出时，照片标价三千到五千元人民币。该展览是中国大陆大画幅摄影原作的第一个展览。在展览中销售作品，当时算是比较新鲜的事情。冯建国的专题作品《高原的力量》《西部旅路》等聚焦人物。用8×10拍摄自然环境中的人物具有较高的难度，再加上题材的独特性，在当时，他的这些作品为大画幅相机拍摄人文纪实题材打开了新的空间。

中国大画幅摄影在20世纪末的回归，恰恰是数字摄影开启的时代。进入21世纪，影像数字化的技术革命超出想象地开启了摄影史崭新的一页，摄影进一步降低技术门槛，扩大受众。从1990年代末开始，数码相机从200万像素提升到2000万像素，用了约十年的时间。这个阶段里，不少摄影者开始享受数字影像越来越便捷的生产与传播，同时看到了摄影的新文化空间与内涵拓展，但是也在忍受数字影像的低质。在这一过程中，大画幅摄影尊崇拍摄过程的仪式感，强化摄影师主体性的特点，在数字化的时代成为一剂强化摄影传统价值的药方。大画幅摄影手工制作的难度与表达的广度，也为摄影创作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

1990年代末以来的20多年里，大画幅摄影在中国摄影界内部打开了新的摄影思路和语言的路径，也成为摄影有机地介入当代艺术的一种手段。王庆松、慕辰、金江波、王国锋、曾力、何崇岳等影像艺术家采用大画幅摄影，并进行巨幅照片制作、展示。这些艺术市场通用视觉语言的运用，成为这些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在国内外传播的重要原因。大画幅摄影可谓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另辟蹊径。中国当代艺术在1990年代末的兴起，是在国家实力提升、文化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文化现象，具有时代的特点，大画幅摄影也因此具有了独特的时代特征。由此，大画幅摄影也具有了中国摄影历史文化的“补课”与开启中国当代艺术的双重推动作用。

新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2003年 何崇岳

大画幅摄影在中国兴起还具有特别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一张4×5画幅底片，面积大约是一张35毫米胶片的15倍。因此在1990年代，拍摄大画幅底片，就意味着财富的彰显。1998年一台8×10相机价格大约为4万元人民币。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当时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25元。照相机设备昂贵，底片昂贵，出门拍摄要开汽车运输摄影器材，因此大画幅摄影也成为财富的象征。

古典工艺的兴起与发展与大画幅摄影紧密相关。作为“补课”，在数字时代打通数字与胶片之间的壁垒，数字中间底片技术为一切古典手工印制工艺打开了大门。鲁迅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西安理工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院校长期进行大画幅摄影和古典工艺的教学，各种国际、国内专家经常举办短期工作坊，普及和提升了大画幅摄影的水平。

十年来中国美术馆做了三个非常有价值的以大画幅摄影为主要语言的国际摄影作品展览。2014年举办的《乘物游心——1839-2014年直接摄影原作展》，是以泰吉轩画廊艺术总监卢骁捐赠的摄影史名作和一些原作借品，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一个具有影像文化传承价值的展览，特别是直接摄影流派的作品，充分展示了大画幅语言的魅力。2016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黑白的冥想:保罗·卡普尼格罗直接摄影原作展》和《光之炼金术——迪尔曼·克瑞恩铂金印相原作展》，这两个美国摄影师经典作品展览都体现了大画幅影像语言的国际最高水平。这些展览都对中国大画幅摄影的学习与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京，广渠门护城河，2007年 曾力

而经过二十多年，大画幅摄影越来越小众，越来越“贵族化”。除了专业摄影师运用大画幅，也有一些爱好者通过接触，找到其中的乐趣。大画幅摄影俱乐部、学会形成一些小气候。

总之，二十多年来中国大画幅摄影、古典工艺的兴起和普及，以及相应的老相机收购、画廊发展、收藏与拍卖，为中国摄影发展到今天的丰富面貌，提供了影像文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拓展力量。

目前全国以大画幅命名的摄影组织机构据不完全统计有34个，其中以省级为单位的有14个。特别是浙江、广东等地，相继组织了以大画幅为主题的年度系列展览活动。2024年10月在北京国际摄影周举办了《元点——中国艺术摄影学会首届大画幅摄影艺术展》，展出了一百位摄影师的作品，集中呈现了老中青三代人创作成果，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度。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主席李树峰先生评价，中国大画幅摄影的发展，体现了我们摄影业界对传统摄影方式，对纯摄影、对直接摄影的坚守，也是对元点的守望，这是一种执着精神的体现。在摄影已经日常化、大众化、手机屏幕化的今天，坚守这个专业标准和影像品质的要求，高标准地进行创作，是难能可贵的，是摄影没有放弃原初目标的一种专业体现。

作者简介

朱炯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教授、影像文化学者、“元点——中国艺术摄影学会首届大画幅摄影艺术展”策展人之一

文字：选自《中国摄影》

来源：北京国际摄影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