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在应用计量经济学和应用公共经济学领域进行教学和研究，研究兴趣包括应用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政策与项目评估、教育经济学。多项成果发表在国际和国内顶级期刊上，包括Journal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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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在应用计量经济学和应用公共经济学领域进行教学和研究，研究兴趣包括应用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政策与项目评估、教育经济学。多项成果发表在国际和国内顶级期刊上，包括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2025年3月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以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总和达53.81万亿元，相较于2024年的49.53万亿元，全国财政总支出增加了4.28万亿元。2025年度中央财政赤字率维持3.8%高位（对应赤字规模5.66万亿元），叠加4.2万亿元专项债券，将实施“更加积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的财政政策。《报告》明确，2025年财政支出方向主要侧重于三个方面：保障和改善民生；提振消费并增加居民收入；强化对教育、科技、乡村振兴以及绿色低碳领域的支持。
事实上自2008年起，我国已连续17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此前的积极性主要体现在减税降费上。例如，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减税约1200亿元；2012—2016年“营改增”政策减税约2万亿元；2017年起一系列增值税减税政策减税约1.6万亿元；2020年以来，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规模更是超过2.5万亿元。这些减税降费政策在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以及保障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2025年实施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强度、优化支出结构，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质量与后劲的重要目标。
过去，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常被等同于“大水漫灌”模式。若积极的财政政策缺乏精准的财政手段配套，新增预算资金将难以触及有效需求主体，所支持项目也会因缺乏科学论证而导致资金沉淀，极大降低财政资源的再配置效率。历史上“大水漫灌”式的财政政策，造成行业失衡，资金过度流入基建、房地产等领域，加剧产能过剩，而科技创新领域与中小微企业却依旧面临融资难题。同时，区域失衡问题也随之而来，经济发达地区虹吸效应增强，欠发达地区财政自给率持续下降。此外，“大水漫灌”式的总量刺激还使市场形成“政策依赖症”，削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动力，扰乱政策预期。
因此，2025年财政政策在“更加积极”的总体基调下，除了扩张财政支出总量，更需要强化资金配置的精准性，通过“靶向施策”破解传统财政支出中“资金沉淀”与“政策空转”的问题。如何在“更加精准”方面实现突破创新，怎样以“更加精准”为导向优化财政资源配置，让每一分钱都能流向最急需的领域，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在两会中，以下两个施政表述体现了政府对“更加精准”使用财政资金的重视以及推进方案。
首先，政府工作报告在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部分明确提出，将开展中央部门零基预算改革试点，并支持地方深化零基预算改革。零基预算改革摒弃了“基数+增长”的传统预算编制方式，要求所有支出项目每年都重新论证必要性，并按照优先级动态调整资金分配。这一改革旨在消除历史支出惯性，打破传统预算编制的路径依赖，通过“从实际出发”的预算编制方式，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能投向最需要的领域。同时，零基预算有助于聚焦战略优先级项目，通过建立“科技攻关、民生保障、绿色转型”等核心清单，精准引导财政资金的投放方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为重大战略任务的实施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其次，政府对多项财政资金的投放明确了具体方向。例如，在发行的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中，8000亿元明确用于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建设，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5000亿元明确用于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信息来源于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的发言，2025年3月6日）。这种分配模式打破了“基数法”的惯性，以“项目优先度—资金分配量”的动态挂钩机制，实现了财政资金的精准有效投放。202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到10.34万亿元，首次设立“促进高质量发展激励资金”，将激励资金向税收贡献大、收入增速较快的地区倾斜；继续安排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激励地方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同等基本公共服务。这些方案和措施的出台表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在“更加精准”的政策导航下落地实施，从而避免“大水漫灌”模式带来的低效与失衡困境。
毋庸置疑，“更加精准”的政策导航必须以科学客观的绩效监测评价体系为依据。构建全周期绩效监测体系，需涵盖政策实施前的预评估、实施过程中的动态监测以及实施后的效果评价。在政策实施前，通过对项目的可行性、预期效益等进行全面评估，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实施过程中，利用大数据、物联网、量化评估模型、政策效果仿真系统、财政监管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实时跟踪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展等关键指标，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实施后，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多个维度对政策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总结经验教训，为后续政策调整与优化提供参考。“全链条、多维度、强反馈”的绩效监测评价体系将政策效果从模糊定性转向精准定量，为财政资源配置提供准确的评估“刻度尺”。
与此同时，“更加精准”的政策导航离不开财政管理领域深度的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数字技术正在重构财政治理范式。财政数字化转型不仅为精准施政提供了多种工具，更是完善现代财政制度的关键一环。诸如财政数据智能平台、区块链资金监管、AI政策仿真系统等财政数字化工具，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全面、准确、实时的数据支持。这些工具的运用，有利于打破传统财政管理中的信息孤岛现象，实现财政数据跨部门、跨层级的互联互通与共享，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与决策失误风险。通过财政数字化转型，政府能够精准识别地区发展中的短板与痛点，从而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保障体系等关键领域的规划与执行上，更加精准地对接民众需求。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更加精准”的政策导航相辅相成，后者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实施保驾护航。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只有持续优化财政政策的精准度，才能在经济规模、财政规模不断扩张的形势下更好应对各种挑战，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真正成为推动国家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有力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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