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电影放映员，能见到大导演和明星本来应该是欢乐的，但我一点也激动不起来，大厅里先是静默，后是轻轻的哭泣声……

大家好，我是记录真实战争故事的刘霞！

春节回昆探望了一位烈士遗孀，李维艳大姐。

还没见到她时，昆明的伙伴就多次提起过她，说她人太好了，说她们的爱情太感人，太令人心碎了。

我带着要哭一鼻子的心理准备去到她家，我们聊了一个下午，于是有了今天的故事。

1984年11月5日，我见到了谢晋导演，他带着《高山下的花环》里的演员来昆明慰问烈士亲人。

我是电影放映员，能见到大导演和明星本来应该是欢乐的，但我一点也激动不起来，大厅里先是静默，后是轻轻的哭泣声……

不要说晓川当时才走了半年，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只要提起晓川，我还是忍不住流眼泪。

以前是怪他丢下我们娘俩。现在呢，我又常常后悔。

后悔的事多，不是一件两件。就比如我之前要是多懂些，他上战场前请大师给化解一下，说不定能保他一条命。

就算他带着残疾回来，我也愿意伺候他一辈子。现在，我只能看着他的照片，读着他的信，一天天这样过去。

我和晓川的认识，是一场提前安排好的意外。

1980年，我23岁，正是适婚的年龄。我当时是云南省生物制药厂工会的一名电影放映员。那个年代，这还是个令人羡慕的岗位。我很热爱这份工作，还在昆明市放电影比赛中获得过头奖。

因为职业，我看了很多电影，《庐山恋》、《自豪吧，母亲》、《今夜星光灿烂》，我也深深被电影中解放军战士的英雄故事感动。

我和那个年代大部分的女孩一样，对军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爱慕。但我自己从没想过要当一名军嫂，因为一想到他们要上战场，我就承受不了失去他们的勇气。

可缘分还是来了。

我们工会来了位转业干部，他叫李盛龙，原来在118团任指导员，他喜欢看电影，来后就说要跟我学习放电影，还要拜我为师。

在李盛龙的联系下，118团请我们上庄科山军营给战士们放映电影。我得知后，也很高兴，毕竟是第一次进部队，为了能顺利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下午就上庄科山去做准备。

后来我才知道，这不仅仅是放一场电影这么简单，李盛龙其实是为他原来的老部下陈晓川相亲。我作为相亲对象一无所知。

也曾天真烂漫过的我

因为去得早，准备完设备闲来无事，电影要等到晚上才放，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去玩台球。过了一会，来了一名军官，在旁边看着我，不时还过来教我怎么打球。我也只说了谢谢，再没说过更多的话。

过了几天，李盛龙才说要介绍个战友给我认识，我开始还有点排斥，问他们会去打仗吗？不敢要！

李盛龙就说，“他79年才打过仗回来，立了二等功皮都没擦破一点，又提了干，是个副连长！你还认识他呢！”

“我不认识当兵的人啊？”我满脸疑惑。

“你认识，那天你去放电影，他见过你，个子小小的。”我就突然想起那天打台球时，那个教我打球的小伙子——原来是他。

第二次见面，同事带他来我们办公室。他叫陈晓川，当时在118团枪2连任副连长。

我当他这次来只是简单聊天。后来他才和我说，他还悄悄去过我们车间，找工友打听我的情况，没想到，每个人说起我来都是夸赞。

所以，第三次李盛龙直接把他带到了我家。

很巧合的是，这一天我爸爸的朋友也带了个人来给我介绍对象。这人是消防队的干部，先到的我家，到了就坐在沙发上抽烟，也不怎么招呼人。

而后到的陈晓川不知道情况，还以为是我家的亲戚，给他倒水沏茶，事事得体。这一对比，我心里也就有了答案。

但我妈妈不同意，说这事不行，小伙子是野战部队的，太危险。而我爸比较开明，他也看上晓川了，说野战部队咋了，难道就不找对象了？不能成家了？

其实我也有顾虑，哪个女人不害怕自己的爱人去打仗！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陈晓川给我吃了定心丸。

也不知道是缘分还是命运，我们倆每次相聚都很愉快，我们都当过知青，真的是聊不完的话。

他和我的家人也很合得来，时常带着我弟弟去野地里练武功，他会各种拳法，我弟弟很崇拜他，非常喜欢和他在一起。

陈晓川不仅对我们好，在部队上也是个很好的干部，对他带的新兵非常关心，战士们也都服他、敬他，直到现在，他的战士来看望我，讲起连长，还不停地流泪：“我们连长对我们太好了，可惜就这么走了！”

陈晓川虽然是初中毕业，但文化水平很好，还写得一手好字。他给我写的信，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封，其他的都烧了，一看就哭，受不了，烧给他了，现在后悔得很。

作为军人，晓川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军事本领，他头脑很好，学什么都快，打枪很厉害。

1979年他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立了二等功。后来，14军大比武，重机枪射击还拿了第一名。

我和晓川的结婚照

1981年5月，四川成都发大水，陈晓川迫切想回家去看望家人，说带我一起去。我们还是男女朋友关系，我觉得去太冒昧了，那时也比较传统。

晓川就说部队工作太忙了，这次去呢是想顺便把我们的婚事也办了。

我必须得支持他工作呀，也就答应回去办婚礼了。他可高兴了，说坐飞机回去。

我们都没坐过飞机，机票还挺贵的，我还有点舍不得，晓川在这些事上很大方。

我们恋爱时，开始他父母都不怎么支持，晓川的父母希望他将来能转业回到成都，所以想找个成都本地的儿媳。

在回成都的路上，陈晓川悄悄和我说，如果回去家里有任何让你不高兴的事，我马上牵着你就跑。

他就是这种处处为我着想，给足我安全感的人，真的无可挑剔。

80年代刚有了洗衣机，我们单位的同事找了关系，可以到昆明洗衣机厂去“团购”，但一台也要280元钱，那时大家工资都很低，陈晓川一个月也就50多块钱。

他听说我想买，一点没犹豫 ，“买，我来买。”

我还有点犹豫，说要不不买了，能省就省点。而他很干脆，“钱我想办法，不用你操心。”

洗衣机买来了，他却让人把洗衣机送到了我母亲家里，我还懵了，他却说：“我们也用不到，不如给老人高兴高兴。”

我真感动得不得了，他不仅做人很大方，对老人又非常孝顺。

有君如此，夫复何求。

和以前一样，婚后的日子我上班很忙，陈晓川当连长也很忙，我们没法经常见面，即使见一面也是急匆匆的，但并不影响我们的相爱。

1982年4月，我们的儿子出生，晓川请了产假回来陪我。那真是我们最幸福的岁月。

儿子出生，晓川高兴坏了，见到连队战友下来买菜，他大喊：“我有儿子啦，媳妇给我生了个儿子。”

产后的22天，我们朝夕相处，是他伺候我做的月子。晓川这人真的太好了，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周围的人，这些好更让我一辈子难以释怀。

我之前特别瘦，40斤不到，怀孕也没怎么胖，生完孩子一下子就胖了，衣服裤子都穿不上，晓川先拿了他的一条军裤给我穿。然后坐车到挺远的市场，给我买的确良布匹。

那时候，的确良刚时兴是很好的布料了。他买了两种花纹的布料，我找裁缝做了两条裤子，我也很喜欢。

可他牺牲后，这两条裤子我不敢再穿了，为什么不敢？因为我发现，我一穿就要出事。

有一次我到街上去，一辆马车突然闯过来，不撞别人就直接朝我撞，把我吓得摔在一旁。

还有一次，一辆拉钢筋的车从我身边过，那钢筋条也是直接朝我刷过来，钢筋上的锈都刷在裤子上，洗都洗不下来。

因为两次意外都穿着那裤子，我心里就想，难道真有这么奇怪，再穿一次试试。万万没想到，我那天出门千小心万小心，还是摔了一大跤。

这是巧合还是心理作用，我也不知道了，反正以后我就没再穿过那两条裤子了。

后来我自己慢慢想通了，就是要提示我不要穿了，裤子经常穿，旧了坏了就会扔了，不穿就能一直留着，给我做个念想。

晓川上战场时儿子刚满两岁

晓川上前线是1984年2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里，见他也在，他说如果我再不回来，他就要走了。

“你们忙什么事啊？这么着急。”我就问。

他说：“部队要走了，这段时间可能也不能回来了。”

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一万个不情愿他走，因为我能猜得到他们要去哪里。

陈晓川这时候其实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心理准备，他悄悄跟我说，“我们部队要打穿插，我给自己留了颗子弹，万一回不了祖国，被敌人包围住，那我也绝不当叛徒！”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这种决定，作为妻子我怎么可能赞同，但又明白没法反对。

一旁的母亲也很难过，她把家里珍藏的一根西洋参找出来，让晓川贴身带着，一再叮嘱，打仗时万一没水喝、没饭吃，就赶紧把人参嚼了，或许能保命。

晓川说好，又把我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带上，这才出了家门。

部队要出发的消息已经越来越真切，我家旁边就是马路，部队从庄科山出去都要从这里经过。我一得闲就跑去大马路上守着、望着，看大部队会不会经过，想再见他一面。

但我守了好久，一直没见到部队的车队过去。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那年的2月16日元宵节，118团全体指战员在下午4点吃过晚饭后，统一登上盖着篷布的军用卡车，在天色将晚时，悄悄奔赴南疆。

这一去，很多人就再也回不来了。晓川路过家门口时，有没有掀开篷布看看，他心里想些什么，我也不得而知了。

接着，我就只剩等待，焦急的等待。

都说上了战场，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可我等到了1984年7月，118团的战斗已经结束，陈晓川还一直杳无音讯。

没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我到部队问，部队的大门关着，即便有留守人员也说不清楚。

阿子营某部队经常请我去放电影，我和汽车班的战士很熟络，他们悄悄告诉我，战后一直没找到陈晓川，但听越南广播说他们俘虏了我们的一个人，不知道会不会是晓川哥。

我一听，急了，心想不可能吧，他绝对不会当俘虏的。而我从来不相信陈晓川会牺牲，因为他是那么机灵的一个人。

我又到解放军昆明总医院（43医院），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去打听，找来找去，找到一名受伤的战士，他说陈晓川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叫罗林生，云南水富人，战斗中被炮弹弹片把屁股上一大块肉给削掉，是陈晓川把他从阵地上背下来的。

“那陈晓川怎么样了？”我迫不及待地问他。

“他把我背下来，又上阵地了，后面的事情我也不清楚。”罗林生这样告诉我。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早就知道陈晓川牺牲了，只是部队没正式通知前，谁也不敢跟我说。

我不放电影的时候，就管理图书馆，图书馆里各类报纸很全，我就天天边抹眼泪，边一页页地去翻报纸，哪怕能找到关于他的只言片语也好啊。

我一直想象着他是活着的，即便负伤、失踪，也可能是隐藏在丛林里，或许有人就把他救了呢？他一定会回到我身边。

我整个人已经快疯掉了。孩子也被我的样子吓到了，只会拉着我的裤腿哭。

单位的领导很同情我，实在不忍心我这样备受煎熬，就找到部队的留守人员沟通，希望把实情告诉我，相信我最终能撑得过去。

8月的一天，部队和我们工会的人来了很多，表情肃穆，正式通知我，陈晓川牺牲了。

同时，他们也带来了陈晓川的遗物，是他平时穿的衣服、皮鞋和铺盖。

我流着泪将遗物重新清洗晾晒后，打包交给部队，请他们寄给陈晓川四川成都的父母，也给他们留份念想，我自己只留了一件军大衣。

陪了我41年的军大衣

第一次抚恤金发下来有800块，我就没要了，全部给晓川的父母。他是家里的长子，他这一走，二老也是痛彻心扉。

后来民政局的知道后，觉得我还带着那么小的孩子，一点抚恤金没有也不合适，就和部队的商议，又补了一份钱。当时说分成三份，父母、我和孩子，我说算了，我有工作，就分两份就行。

和烈士证一起送来，给我批了1250元。我也不知道这1250元怎么处理，这可是晓川拿命换来的。

我就想得买个什么物件能在家里长久放着，对他是个纪念。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想到了钢琴，就决定买个钢琴。那时候钢琴还是很贵重的，一般家庭都买不起。

我父母也支持我，我妈妈又给我拿了200块，凑了1475元买了这架钢琴。儿子小的时候想让他学，他一点不喜欢。到孙子时想让孙子学，孙子也不喜欢。

我是退休后，才开始学弹，现在竟然会弹些简单的曲子了。但楼上的邻居却说吵到她，我也就快一年多没弹了。

我第一次去麻栗坡看晓川，是部队开车送我去，我两个弟弟陪我一起去。

那时老山战斗还没彻底结束，麻栗坡物资很紧缺，祭扫的烈属又多，我要买个花圈都买不到。

最后是找到一家花店，我自己扎花圈，自己写挽联。等我着急忙慌赶回去，接我们的车已经走了。我只好去求助路上一个正在指挥交通的战士。他得知我们是烈属，说一看到我们就会想到自己的以后，给我们拦了一辆老百姓的大货车。

去到麻栗坡烈士陵园，就跟电影里面一样的，就是个土堆堆，前面插个木牌。那种场景，谁看都得落泪。

我祭扫完，看到还有几个裹小脚的烈士母亲一直不走，就过去问她们怎么还不走，当时已经到吃午饭的时候。老奶奶说，她们没有粮票。当时吃住都是凭票供应，没票有钱也买不到吃的。

我赶紧把我的粮票分给她们。没想到，等我从食堂回来，她们还在。我问她们怎么还不走，她们说，不敢走，怕车开走了。

我听了心里那个难过呀，赶紧把手里的包子递给她们。她们的孩子说不定之前就是晓川的兵呢？

我去麻栗坡烈士陵园看望晓川

陈晓川是怎么牺牲的呢？

部队的人告诉我，4月28日凌晨，陈晓川带领枪一连，随同一营穿插老山背面，途中遭到敌人炮火挡截，指导员陈发川阵亡，陈晓川负伤后仍然继续指挥部队战斗，要为指导员报仇，当天下午6点左右，陈晓川中弹牺牲。

很多年以后，我听老兵们说，陈晓川战时负了伤，本来可以撤下战场，领导也命令他回撤，但他却做了轻伤不下火线的决定，让其他伤员先撤。

当时我听了心里就崩溃了，当着大家的面骂陈晓川：“他心里根本没有我们，他怎么就不想想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儿子！”

我很长时间都不相信他牺牲了，我老想着会像电影一样出现奇迹，比如受伤滚下山坡，被老百姓救了，在老百姓家养伤。

反正我就是这样想的，然后就天天晚上梦见他回来。后来都产生了幻觉，我一想他就哭，我一哭他就回来了，这个状况持续了十多年。

有一次他又回来了，我就哭着对他说我坚持不下去了，我一个人压力太大了。他说，你不要哭，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回来？我给你带了杨梅回来。

我说你们部队那么忙，你怎么会回来。他说，忙归忙，也有休息的时候，你看这个杨梅多红。真的，我看那杨梅红彤彤的，他们部队驻地有杨梅，我真当他回来了。

有时候，我走在大街上也出现幻觉。有次在街上看到个当兵的在前面走，个子神态好像陈晓川，我一路追上去，吓了人家一大跳。

反正开始那几年，我老是梦见他，就连他没帽子戴我都梦见两回。他头部中弹，帽子肯定打飞掉了。

很多事根本都解释不了。我大概是前面五年，才听他战友无意间说起，开战前晓川打死了7条狗。我一听，惊呆了，好好的为啥要去杀狗呢？

原来部队出发穿插前，要把路途中老百姓家的狗都枪毙掉，担心夜里狗叫引起敌人注意。这些狗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战士一个也不敢开枪，最后是晓川开了，一连七枪。

我听完心都碎了。为什么呢？晓川不在了后，我心里过不了这个坎，到处去算命。有一次，算命先生和我说起一件事，就是和狗有关。

我上下班回家会走到条小路，那小路旁边有葡萄园，主人养了两条大狗。我经常走，那大狗从不咬人。那一天我刚转到小路，两条大狗一下冲过来把我扑倒了，主人喊都喊不住，我的衣服被撕破，屁股被咬了两个牙齿印。

算命先生说，其实就是告诉我晓川有危险了，当时要是注意点，至少能保条命。但我那时候哪知道这些呀，我爸妈也不信这些。

直到听战友说他打死过狗，前后一联想，心里就更加难过。感觉都是因为自己不信这些才造成的后果，我又去找算命先生说了这个事，让他给晓川超度一下。

反正不知道是不是心里安慰，这几年我慢慢就很少梦到晓川了。我也不是迷信，但这些都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我也无法解释。

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是需要找各种事来做，对自己也是一种心里安慰。我就是靠这样慢慢熬过来的。

陈晓川牺牲时，儿子刚满两岁。

从小就知道爸爸不在，家里的氛围也很压抑，儿子心灵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创伤，胆子变得特别小，大路上有车他从来不敢走；教他学游泳，打死也不下水，什么事都害怕。话也很少，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安静而忧郁。

那种痛苦已经没法形容了，整个人好多年都缓不过来，就连我儿子都说：“妈妈，你弄弄你的头发嘛，乱得像个疯子。”

人真是太奇怪了，在那种情况下，那个头发怎么弄也弄不整齐，就是乱糟糟的。到最后，我也想明白了，无论再难，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才对得起陈晓川。

本来两个人才能扛起的家，现在全落在我一个人肩上，这个担子太沉了。我看着儿子，想着晓川，心里在泣血，如果他父亲在，儿子一定是开朗活泼、阳光勇敢的，可没有如果。

儿子很懂事，小时候就知道家里经济紧，从不乱花钱。一次在商店里看到玩具车，想要。但我只能说：儿子，妈妈没钱买。儿子在柜台外转悠了半天，还是坚持说：妈妈，这个只要两块钱，你给我买个便宜的吧。

我心里非常难受，他的爸爸是不在了，但也不能让他觉得以后的日子没法过了，咬咬牙，给他买了。这个玩具车他爱护得不得了，我一直保管到现在，还跟新的一样。

晓川刚刚牺牲那会，烈士子女每个月能领5块钱的抚养费，很多烈属要养孩子养家都特别困难，后来民政部了解情况后涨到了20块。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慢慢增长，到我儿子18岁停止领时每月是240元。

我为了多赚点钱，白天上完班，晚上又找了份工作，要从现在世博园这边赶到滇池路那头帮人放电影，一周放两次，放映一次电影有50元的收入，一个月下来能多挣400元。

看着我每天家里家外的操劳，儿子也很心疼我。一次他和同学在一起玩，我说天气热，我给你们每人买只冰棍。儿子马上反对，“妈妈，不准买，买了你就没钱了。”

这话也让我伤心了一阵，虽然知道儿子是为我考虑，但我却愧疚无法给他更好的生活，无法给他一个爱他护他的爸爸。

但我总觉得，这四十年，晓川一直在我们身边，好像在保护我们家一样的，我一个人虽然很难，但每一次困难都顺利度过了。

晓川不在，我不能替他在双亲跟前尽孝。晓川的家人对我一直很好，孩子也经常回成都。

虽然不在一个城市生活，成都老父亲生病，我也请假去医院守了一个星期，这是我做儿媳应该做的。

现在成都二老走了，昆明我爸爸也走了，晓川的弟弟也不在了。晓川的两个妹妹也退休了，我们经常联系，小妹妹刚刚给我换了一台大电视。

晓川一直在陪着我们母子

我一直忘不了晓川，也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暂，太美好了，那短短的四年我们还有好多好多事没做，还有多好遗憾未了。

我是电影放映员，但我们俩一起看电影的经历，只有一次。那还是他从部队到城里办事情，刚好遇上了我们单位的同事，大家叫着一起去看电影，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一次。

他不在的岁月里，我总是回忆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有时候回想起我对他的说话语气重一点，我都后悔得不得了，懊恼当时怎么能对他说这种话呢。

这些年，我也经常去麻栗坡看他，和他说说家里面的事：儿子考学了、当兵了、工作了，结婚了，生孩子了……这一晃，四十年过去，我们的孙子都上大学了。

我也老了，晓川还一直年轻着，再见面估计他都认不出我了。

李维艳大姐真的很好，就是那种让人一看就很舒适的好。

尽管她的思念还在，但她已经完成了自我救赎，从极端的痛苦中走了过来。

对于公众、研究者、政治家而言，烈士最终都将归为一些数目，只有对于母亲、对于妻子、对于孩子，他是唯一，是一生一世的回忆。

我问过李维艳大姐，丈夫牺牲后没想过再婚吗？她还那么年轻，孩子会长大，还有那么漫长的人生要面对。

很多人和我想的一样，甚至部队的领导也会对此表示关心。但李维艳大姐说，根本没法接受其他人，因为都比不上陈晓川。

当李维艳大姐和我讲述那些无法解释的经历时，我愿意相信是真的，相信相思不断、忠魂不灭。

编辑：刘霞、王碧蔚

图片拍摄：王碧蔚

来源：真实战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