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毛病重期间组织的，时值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时间；第二次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直到毛逝世，共两年多。

特殊的“秘密小组”

毛晚年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有关方面不得不为他成立一些特殊服务的“秘密小组”。

1、医疗小组

1975年11月，毛与医疗小组人员合影，后排左三是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唐由之。

毛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一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

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毛病重期间组织的，时值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时间；第二次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直到毛逝世，共两年多。

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后来由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的吴洁接任。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吴阶平等。

毛因心情不好而拒绝配合医疗小组的治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2月初。在此期间，毛因肺部感染无法控制，只能倚靠在沙发上睡觉，咳嗽也越来越重，有时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陷入了昏睡状态。

就在这时候，一个促使毛主动要求治疗的契机出现了，这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

毛批阅文件以后，顿时产生了快点治好病、准备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的强烈愿望。

尼克松将于2月21日抵达北京，留给医疗小组的治疗时间不到半个月。由于毛希望和尼克松会见的心情十分强烈，所以他这次对医疗小组的医治方案相当配合。

2月4日的治疗刚开始不久，毛又发生一次严重的昏迷。起因是医护人员在进行肌肉抗生素注射后，他即开始剧烈的咳嗽，一口痰卡在喉咙里，当即发生昏迷。

医疗小组和中南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立即对毛进行紧急抢救，先注射强心和缓解气管的激素类药物，又用吸痰器将喉咙中的痰块吸出。

大约20分钟过后，毛才慢慢醒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

正在西花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马上中断会议，赶到中南海，当即在游泳池毛住地召开医疗小组成员碰头会，总结这次抢救的经验教训。

最后决定在此尽快安装必要的医疗器械，同时又和医疗小组一起研究了治疗新方案。

医疗小组开始按照周恩来同意的医疗方案对毛施治。较为明显的效果很快就出现在毛发生昏迷的当天晚上。由于医疗小组有效的输液和施用大剂量的利尿药物，毛在当晚6时就排出1800毫升积存在体内的尿液。

一段时间以来为下肢浮肿所困的毛，得知自己忽然排出了这么多的尿液，顿时精神一振。他当晚就亲自请医疗小组成员吃饭，再一次表示他希望以健康的身体在2月21日会见尼克松。

毛的病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可喜的新转机。医疗小组再接再厉，不断为毛的施治过程修改医疗方案。

到了2月17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从这时起，毛开始遵医嘱施行戒烟。

到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早，毛已经能够在住地小范围行走了。

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毛终于批准医疗小组再次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神经科、眼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四天。

2月19日，周恩来带病从解放军三0五医院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

此前，毛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三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所以在医疗小组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耐心的说服工作，毛终于同意在1975年7月23日进行手术。手术只有几分钟，进行得非常顺利。

术后不久，毛觉得自己能正常看书了，固执地要求拿掉眼睛上的纱布，但唐由之觉得切口尚未完全愈合，眼睛容易感染，不同意这样做。

两人争执了很久，最后唐由之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请人特制了一副眼镜，由塑料制成，左眼这边，中间是一块11度的镜片，周边有网眼状小孔，能扣在眼周边的脸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还不会掉进去。

2、“大字本”组

毛泽东的视力严重下降，为了满足他看书的需求，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大字本”组。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编辑出版。

这个组成立于1972年秋，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时间是1972年10月1日。

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

后来，毛发现这15本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为了只为毛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

事实上，早在1963年，毛就提出高中级干部要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他要求三十本书都要出大字本，并且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使书本减轻重量，便利一些老同志阅读。这是毛最早提出“要出大字本”。

孟昭恒当年曾是北京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成员之一，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他说，毛尤其爱看线装书，看的书有铅印的，有荣宝斋木版水印的，也有翻印的雕版书，多数书籍都是宣纸印刷。毛晚年时，看用新闻纸印的书，时间一长总感到手腕疼，印在上面的铅字又小，得拿着放大镜看。为满足毛的阅读要求，大字本应运而生。

孟昭恒他们曾专门开会讨论过大字本的相关问题，最后确定设计一个类似黑美的字体——字体类似黑体，但比宋体要圆润，看着要美观，看起来更舒服。

当时相关部门负责人就从北京新华字模厂、上海字模厂、湖北襄樊文字605厂等地组织几位专门从事写字稿的先生进行设计，其中就有《人民日报》美术编辑牟紫东。

在此之前，牟紫东设计的“牟体”是用来美化报纸版面的标题字，当时中央发布的《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都是用3号长牟体发表的，但用到大字本上，看着还是不太舒服。

后来设计大字本字体的任务落到了上海印刷研究所活字室头上，最终设计出来36磅长牟黑，比起原先1号长宋要粗壮醒目得多。毛看了非常高兴，说“今后印书，都用这种字体。”在当时，牟体是极少数以个人姓氏命名的印刷字体。

1973年后，随着毛白内障病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要“三十六磅特大号”，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于是，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翻制了字模。

3、电影组

医生和秘书都希望患有白内障的毛减少看书看报，为了转移兴趣，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喜欢看电影，就建议他多看一些电影，少看书报。得到同意后，就开始找电影。

毛已经看过很多外国电影，于是，华国锋就叫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刘庆棠想办法弄一些香港影片。当时内地和香港没有文化交流，刘庆棠就带着华国锋的条子找到当时的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希望他帮忙解决。

当时要搞香港电影，确实非常难，韦国清只好带着华国锋的条子，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从香港叫到广州商量。正好，梁威林的一个律师朋友是香港邵氏电影公司老板邵逸夫的好朋友。梁威林就通过这位律师向邵氏电影公司借影片。

当时邵逸夫和内地没有什么联系，听说内地要借影片，非常紧张，以为内地要批判他的电影。他的律师朋友安慰说：“怕什么啊，现在尼克松都到了北京，你为什么不能够以电影为纽带，和北京搞好关系呢？”

最终，邵逸夫接受了这位律师朋友的建议，同意把影片借给内地。一般借香港的电影，毛泽东要看十几天，断断续续地看，每次看几分钟。而李小龙的电影，毛泽东要留下一个月，反复看。

4、雪茄小组

196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贺龙向毛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支雪茄烟味道如何好，毛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从此也便认准了这种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

60年代初，四川什邡卷烟厂首次正式、集中地生产手工雪茄。他们将产品供给当时任西南局书记的李井泉及成都军区的领导品尝，得到李井泉等的一致好评。

李井泉的夫人当时任国家轻工业局局长，主要负责手工业及烟酒等行业的工作，于是，一些领导人尝试起了这种雪茄，贺龙便是其中之一。

起初，中央没有惊动什邡烟厂，而是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

在9·13事件过后不久，北京市委决定自己生产。于是，毛身边的孟景云、北京烟厂的孙正兴，以及从烟厂抽来的两名老工人一同前往四川学习。

可是20天过去了，他们“实在学不会”。北京市委再次召开讨论会，决定请四川师傅来北京做烟。

孟景云等再次南下，在什邡烟厂经过严格政审，并征得本人同意，选中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1972年3月，这几位四川师傅举家迁至首都北京。

首先是选择生产场地。基于场地既要方便，又要安全，生产小组放弃了在人员众多的北京烟厂落户的打算，而选择了僻静的南长街80号。

其次是生产小组的管理。1971年11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房管局、公安局、纪委以及烟厂的有关领导同志开会，宣布由中央警卫团的危德纯负责小组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公安局的柏宝英负责小组的安全保卫工作。

小组还有从北京烟厂选来的两位辅助工，一名1939年入党的炊事员、两名锅炉工。

会议为小组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质量、保数量。他们手工制作的雪茄便成为专供少数几个领导的定制雪茄。

5、戏曲小组

毛所到之地，一般都会组织演出，并由电视转播车为毛播放。1974年，毛在长沙休养期间，湘剧院、花鼓戏剧院的一些演员都接到了演出旧剧，如《生死牌》《讨学钱》一类戏的演出任务。

演员们都不知为何要演出这些被文革批臭了的旧戏，一开始都不大敢登台。后来有华国锋传话，这才放心演出。

当时湖南还没有转播设备，中央又为之调来了特有设备，为毛直播。不料，这个直播的东西被江西等邻近省份的一些有收看设备的老干部收到，纷纷向湖南省委举报，认为湖南在搞复辟。

1975年11月，毛与医疗小组人员合影，后排左三是为毛做白内障手术的唐由之。

6、吟唱小组

毛病逝前夕，患眼疾双目失明达600多天，党中央为减轻毛的痛苦，绝秘组织有关人员为毛录制古诗词，为的是让毛能够以耳代目修身养性，故而又诞生了古诗词“吟唱小组”。其组织和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生活档案》记载，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

一共录制了多少？韶山陈列馆所存就有古诗词磁带59盒之多。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975年毛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曲子《满江红》，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所录制的。

据岳美缇回忆，他们被安排住在首都西郊的西苑饭店内，在那里的工作一律不能外传，即使给家人写信，也不能提起。当时还有好几位“没解放的”京剧前辈，如李少春、关肃霜、赵燕侠等等。

可是，很快，这些“专政对象”“黑线分子”竟和穿样板服和军装的人一起排戏，一起练唱了。被打倒了十几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在这里“还魂”了。

甚至，被批为反动黄色的《游龙戏凤》《十八扯》等传统戏，也郑重其事地由各地召集来的京剧演员、梆子演员，用最好的进口器材、最好的进口胶卷，被当作艺术品录下来，或拍成电影。

毛非常爱听为他专门录制的这些古诗词演唱音乐，每首曲子都反复听多遍，有时兴致所至，还让改动古词的几句原词，让录制组重录。

1976年9月9日毛逝世，这些秘密小组随即宣布解散。

来源：西里有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