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0年秋,北京西郊宾馆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得像一块铁疙瘩。主持分家的领导看着台下原中车公司的干部职工们,艰难地开口:“从今天起,咱们要分家了。这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要引入竞争机制,让我国铁路装备业活起来。”
2000年秋,北京西郊宾馆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得像一块铁疙瘩。主持分家的领导看着台下原中车公司的干部职工们,艰难地开口:“从今天起,咱们要分家了。这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要引入竞争机制,让我国铁路装备业活起来。”
台下瞬间炸开了锅。有人红着眼睛问:“为什么?我们不是一直干得好好的吗?”有人窃窃私语:“这分明是要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啊!”
在原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的办公楼里,工作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地拆卸“中车公司”的招牌。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员工抚摸着斑驳的牌匾,喃喃自语:“分了家,往后就是对手了。”
那个时候,很少有人能想到,十四年后,这对"亲兄弟"会再度携手,共同组成震撼世界的中国中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彼时全国的铁路网支离破碎。来自9个国家30多家工厂的198种、4069台机车,在我国铁路上奔跑着,因此也被戏称为“万国机车博物馆”。
“那时候修铁路真是头疼。”年近九旬的老铁路工人李大爷回忆道,“一段铁路上跑着日本造的窄轨机车,另一段又是苏联造的宽轨,互相接不上。修车的时候,零件都得专门打造,根本没有标准化可言。”
1952年,四方机车车辆工厂仿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解放型”蒸汽机车。王师傅参加了第一台机车的制造,他骄傲的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凭着一股劲。外国人说我们造不出机车,我们就偏要造出来给他们看看。”
改革开放后,我国铁路机车工业迎来了转机。1986年,国务院批准撤销铁道部工业总局,成立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中车公司)。虽然名称变了,但计划经济的思想或者说认知还没改变。
“那时候虽然叫公司,但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原中车公司张老干部回忆,“国家下达生产任务,我们分配下去,厂子只管生产,不用考虑卖不卖得出去。”
一直到2000年,随着国企改革深入推进,国务院一纸文件将中车公司分拆为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两大集团。
分家的基本原则是按地域划分,南方的企业划归南车,北方的企业划归北车。由于北方企业在数量上占多数,为何相对更加均衡,地属长江以北的石家庄车辆厂、洛阳机车厂等单位也被划归南车。
“分家就像分家产,大家都想要好的车间、好的技术人员。”参与分家工作的老王回忆,“有时候为了一个实验室归谁,两边能争得面红耳赤。”
分家之初,两家企业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北车虽然拥有雄厚的基础,但设备老化严重;南车虽然创新意识强,但资金和技术积累不足。更棘手的是,当时我国铁路装备制造业整体水平落后国际先进水平至少二十年。
“我们当时能造的最先进的客车时速只有120公里,而国外的高速列车已经跑到了300公里。”南车株机公司老技师王师傅比划着说,“这就好比别人开上了汽车,我们还在赶马车。”
分家后的南北车,很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北车依托大连机辆、长客股份等老牌企业,发挥东北工业基地的制造优势;南车则凭借株机公司、浦镇车辆厂等南方企业,在技术创新上寻求突破。
虽形成良性竞争关系,但只是量变,还没有达到质变。
但真正让南北车实现飞跃的,是2004年开始的高铁技术引进。
那年,我国决定发展高铁技术,铁道部启动了时速200公里动车组招标。消息一出,全球轨道交通巨头闻风而动。
日本川崎重工、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加拿大庞巴迪等公司纷纷来华。但这些国际巨头都留了一手:愿意卖产品,不愿转让核心技术。
“他们当时的态度很明确:车可以卖,技术不给。”时任铁道部副总工程师的张曙光回忆道,“西门子开出了每列列车3.5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还拒绝技术转让。”
这种小局面,哪里难得到咱们汇聚了五千年的智慧?
历史上的 “二桃杀三士” 的策略又被拿了出来:通过市场换技术,让国外企业相互竞争。
第一轮招标中,日本川崎重工联合南车集团中标,引进新干线E2系技术;加拿大庞巴迪与北车长客合作,提供Regina动车组技术。而报价过高的西门子则意外出局。
“那次流标对西门子打击很大。”参与谈判的北车代表回忆说,“他们的股价暴跌,谈判团队全部被撤职。第二年再谈时,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2005年,西门子以每列2.5亿元的价格转让了Velaro技术,同时承诺技术转让程度达到80%以上。这次成功的谈判为我国节省了90亿元人民币的引进费用。
但技术引进之路并不平坦。外方提供的图纸常常“不小心”留有错误,关键工艺参数被模糊处理。“德国人给我们的焊接工艺参数范围特别宽,照那样做肯定出问题。”北车一位工程师说,“我们只能组织技术人员反复试验,有时候为了一个参数要做上百次试验。”
在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的同时,南北车都加大了自主研发力度。这场兄弟之间的竞争,也加速了我国高铁技术的进步,这正应了那句古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北车重点突破高速动车组技术。2008年,当首列CRH3型动车组在京津城际铁路上跑出394.3公里的时速时,总工程师赵明花激动得一夜未眠。“技术人员吃住在车间,德国专家非要按他们的标准来,我们就一边学一边改。”
南车则在株洲打造了自己的研发体系。2010年,CRH380A下线创下486.1公里的世界纪录,总工程师梁建英和团队抱头痛哭。“外国人总觉得我们只会模仿,我们要证明我国人也能创新!”她带领团队攻克了动车组头型设计难题,使空气阻力降低15%,噪音降低3%。
随着实力增强,南北车开始开拓海外市场,但市场就这么大,而且我国的南北车还是以“黑马”的身份杀出重围,没有质量口碑的积累,只能靠“性价比”在前期拓展市场,却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011年土耳其机车项目招标,南北车互相压价,最终报价压到每辆200万美元以下,利润率不足5%。即便如此,订单还是被韩国公司抢走。“我们压价压到几乎无利可图,客户反而怀疑我们的产品质量。”北车国际部负责人说。
最严重的是2013年阿根廷项目。北车已以每辆200万美元中标,南车却报出127万美元的“”自残价”。
“这个价格连成本都不够,纯粹就是为了搅局。”参与该项目的人士说,“最后虽然拿到了订单,但做得越多亏得越多。而且给外界留下了我国产品廉价的印象。”
工程院院士王梦恕痛心疾首:“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两家公司在海外恶性竞争,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利益。”
面对海外市场的恶性竞争,2014年中央作出战略决策:南北车合并。12月30日,两家公司同时发布公告,宣布合并成立“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决定,颇有“分久必合”的历史智慧。
合并过程充满挑战。两家企业有着不同的企业文化和技术体系,整合难度极大。“有点像包办婚姻”,中层管理人员比喻道,“虽然是门当户对,但总要有个磨合过程。”
最大的难点在技术整合上。北车长于软件控制和系统集成,南车强于电机和车体设计。双方都有一套完整但不同的技术标准体系。
“光是接线标准就吵了好几个月”,中车技术部负责人说,“北车要求线缆捆扎间隔20厘米,南车标准是25厘米。看似小事,但关系到整个生产体系。”
经过艰苦协调,中车最终实现技术体系统一,并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动车组。
合并后的中国中车总资产超过3000亿元,年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元,成为全球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的“超级巨无霸”。
中车迅速展现出强大竞争力。通过整合研发资源,避免了重复投入;通过统一市场策略,结束了恶性竞争。
当时我们正在与俄罗斯、蒙古、印度、泰国等多国商谈铁路合作,并积极参与推动中老、中巴、中东欧、中吉乌及美国西部快速高铁等合作项目。
合并对中国高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避免重复研发、整合资源共同攻关重大项目;二是统一对外,避免海外竞标恶性竞争。
更重要的是第三点,我们不再只是产品“走出去”,而是实现了高铁设备、技术与标准全方位走出去。
2015年,中车中标美国波士顿地铁项目,我国机车首次进入美国市场。“美国人标准之严格超乎想象,”项目经理张伟回忆,“一个螺栓的拧紧力度都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但我们一一满足了要求。”
2017年,中车为马来西亚研制的新型动车组充分考虑当地文化习俗,专门设置女士专用车厢,备受当地人欢迎。
在“一带一路”沿线,中车遇到各种挑战,最难解决的是轨距问题。我国采用1435mm标准轨距,而俄罗斯等国家使用1520mm宽轨距。中车大同公司为白俄罗斯研制的宽轨电力机车,经受了-40℃极寒考验,获得白俄罗斯铁路部门高度评价。
如今的中车,已成为全球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的“巨无霸”:产品服务全球116个国家和地区,高铁市场份额占全球69%,地铁车辆占全球40%。在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中车建造的工厂正在当地生产地铁车辆;在马来西亚槟城,中车建立了首个海外智能制造基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车正在布局更前沿的技术领域。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已经下线,智能高铁技术加快研发,绿色低碳技术不断创新。
“未来的列车将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中车研究院院长龚明说,“而是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的移动智慧空间。”
回望南北车的发展历程,从分到合,恰似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进化史:从分散到集中,从引进到自主,从追赶到引领。这条分合之路,终将通向真正的制造强国。
正如中车总工程师所言:“分是为了激发活力,合是为了凝聚力量。中国制造的未来,需要既保持竞争活力,又形成创新合力。”
铁轨依旧向前延伸,而我国创新的列车,正在驶向更远的远方。从蒸汽机车到高铁动车,从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从国内竞争到全球引领,中国铁路装备工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我国高铁的故事,还在继续向前飞驰。在广袤的亚欧大陆,“一带一路”犹如画了一个圈,钢铁巨龙呼啸而过,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复兴梦想,载着发展与和平,驶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来源:金陵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