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
战地记者沙飞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画面为1938年春守卫于河北涞源浮图峪古长城的八路军战士。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我们进一步弘扬革命文化,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传承,推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革命文物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符号体系,包含物质、制度、精神等诸多层面,集中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标识性体现。
很多人提起文明总是从古典文明谈起,似乎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标识才是中华文明标识。事实上,现存的文明既有其古典形态,又有其现代形态,在传承发展中既有延续,又有变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革命文物是革命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因此,革命文物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革命文物本身就是重要的中华文明标识,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1961年,在建成三年后,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铭刻着人民英雄的不朽事迹,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彰显着中华民族精神。
一些革命文物则成为革命精神、革命记忆的物质载体,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的“半条被子”,红军一路留下的各种革命标语、使用过的战斗武器和生活用品,见证彝海结盟的“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以及遵义会议旧址等,蕴含着深厚的长征精神,推动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成为构建“长征”这一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支撑。
革命文物是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表现形式
革命文物彰显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革命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方面,它来源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另一方面,它也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两个结合”中互相成就。例如,“实事求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哲学思想,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进程中总结提炼并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延安革命纪念馆馆藏毛泽东题写“实事求是”石刻,成为这一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表现形式。
革命文物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标识。作为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长城是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中华文明标识之一。但对于中国人民而言,长城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也在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中进一步升华为革命文化的标志。著名摄影师沙飞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系列摄影作品,记录了八路军战士奋勇抗敌的悲壮瞬间,进一步丰富了长城这一标志性符号的现代意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首版国歌唱片”,见证了中华民族发出的怒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一系列革命文物生动说明,长城不仅是古老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承载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精气神,成为富有时代精神的中华文明的显著标识。
革命文物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文明的交流互鉴不仅有文学艺术等层面,也有革命精神、革命文化的传播。广义而言,革命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普遍现象。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等都曾在人类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俄国十月革命更是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相关中华文明标识之中,如带有红色、五角星、镰刀锤头等革命符号的革命文物,既反映了世界革命文化的共性,又带有中国革命文化的特点。白求恩当年为中国敌后抗日军民施行战地手术的医疗器械、白求恩纪念馆乃至远在加拿大的白求恩故居等革命文物,使“白求恩”这一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革命符号更加生动立体。
完善革命文物保护传承体系
完善革命文物保护传承体系,有利于进一步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文化,推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加强革命文物的征集保护,是做好有关工作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应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红色文物专项调查,进一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关系,积极开展革命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研究工作,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加强革命文物的研究阐释,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要统筹文保部门、科研院所、高校、纪念馆博物馆等各方研究力量,建好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聚焦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相关认定标准、内涵阐释和价值挖掘等重大问题,制定研究规划,加强学科建设,构建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培育革命文物研究的新生力量。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推动革命文物保护技术进步发展。
发挥革命文物的重要作用,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革命文物不能简单摆放在博物馆或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相关文明标识不能沦为表层的文化符号,而是要在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下,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深化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革命文物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生动见证,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加强革命文物的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推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