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周总理途经重庆看演出，见到一名女演员直呼：原来你在这里

摘要：“1957年9月5日晚上十点半，’原来你在这里呀！’周总理握着那位瘦高个姑娘的手，语气里透出意外和欣喜。”后台的灯光有些刺眼，掉漆的道具架挡不住众人探过来的目光。这句话把整间化妆室点燃了，重庆话剧团的演员们一时忘记了疲惫，纷纷围了上来。那位姑娘就是张莺，剧团平

“1957年9月5日晚上十点半，’原来你在这里呀！’周总理握着那位瘦高个姑娘的手，语气里透出意外和欣喜。”后台的灯光有些刺眼，掉漆的道具架挡不住众人探过来的目光。这句话把整间化妆室点燃了，重庆话剧团的演员们一时忘记了疲惫，纷纷围了上来。那位姑娘就是张莺，剧团平日最沉稳的一位，这会儿却好像回到了十三四岁的年纪，脸上一抹绯红抑制不住。

总理为什么能一眼认出她？线索要从二十年前的武汉说起。当时国共合作表面仍在，但暗流汹涌。1937年冬，孩子剧团辗转抵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院门刚被推开，张莺看到的是周恩来俯身递过来的一盏热茶。“小同志，风尘仆仆，辛苦了。”没等她回神，身后的伙伴们已经把院子挤得满满当当。那一刻，剧团的孩子们第一次感到自己并非流浪者，而是有人牵挂的“小战士”。

孩子剧团特殊就在于年龄跨度大、动作灵活，唱、演、讲三位一体。抗战初期，前线需要枪炮，后方同样需要鼓劲。周恩来抓文化战线抓得极细，郭沫若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二人一商量，孩子剧团就此编入第三厅名下，既合法，也方便疏通旅费。有人说这不过是一群孩子的文艺演出，作用有限。但熟悉川湘一带民情的老人都清楚：那几年，很多八九岁的小学徒正是看了孩子剧团的戏才第一次喊出“抗日”两个字。

在武汉的那次欢迎茶话会上，张莺胆子大，凑到周恩来书桌前请示：“我们想去延安学习，行吗？”总理摘下眼镜，落笔稍停，很平和地反问一句：“那这边宣传谁来做？”简单一句话把孩子心中的激动拉回了现实。宣传战线不能断，孩子剧团于是留了下来。此后川渝一带的铁路、小学、茶馆以至码头，都出现过他们的简易舞台。说来不可思议，许多烟火气最浓的街市恰恰是观众最热烈的地方。

1938年底，武汉危急，剧团被迫向西转移。一路翻山越岭，大小成员自带行囊，最小的孩子甚至还背着比自己个头还高的宣传旗。到重庆后，南方局考虑安全因素，将剧团拆分成甲乙两队，一队在城市配合机关刊物演出，另一队则深入乡县。张莺在甲队，任务重，休整期也少，但她乐在其中。行军式生活训练了她的体力，更锻炼了她临场随机编词编调的本事。遇上突发检查，台词只需改几个字，腔调不变，剧情立刻变成“劝农”“戒烟”，依旧能过关。

1940年是孩子剧团三周年。郭沫若借自家院子给孩子们办纪念晚会，周恩来和邓颖超准时到场。晚会安排里有个独幕剧《一出戏》，剧情写恋爱误会。演完之后，周恩来轻声提醒：“年龄大的同学，精力还是放在学习上。”张莺那时17岁，听得面红耳赤。不少剧团成员后来回忆：这种看似玩笑的提醒，让他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情感折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重庆掀起文化整肃。政治部第三厅被撤销，孩子剧团也遭“整编”。为保安全，南方局把团员陆续送往各地继续求学或从军。张莺考入江安戏专，她背台词不怯场，同学们私下给她起外号“活字典”。1949年，听到西南大军需要文艺骨干，她第一时间报名，进入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了文艺大队戏剧分队长。有人劝她：“局势已定，留城里安稳多好。”张莺回了一句：“战士未卸甲，文工团也该上前线。”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需要正规话剧院团。张莺被点名留下，成了话剧团建团元老之一。排《日出》时，她饰演翠喜，台词干脆利落，导演却觉得还差点神采。张莺揣摩许久，把旧上海茶馆里见过的妓女神情一点点揉进角色，首演当晚掌声四次中断剧情，可见功力。也正是这台戏，让1957年南下视察的周总理得以与她再次相逢。

聊完旧事已近子夜，总理挥手示意工作人员别催，让张莺将剧团现况、演员生活统统说个明白。张莺报告完，周总理突然问：“工资够不够？孩子上学难不难？”那一年全国经济紧缩，重庆物价偏高。张莺如实回复：“紧巴，但能坚持。”总理点头，让秘书把情况记下，“演员也是工人，要让他们吃饱穿暖才有心思排好戏。”

1958年春，总理再到重庆开会，得知话剧团在野战军某师慰问演出，竟特地派车把十几位演员接回市里休息。晚上市委礼堂舞会，总理邀张莺跳舞。张莺苦笑：“不会啊。”总理一边数拍子一边带步，“这就跟走路差不多。”二人跳了不到两分钟，总理突然停下，问她：“进京为啥不来看我和邓妈妈？”张莺支吾：“怕您俩忙。”总理大笑：“忙也得让我们知道孩子们怎样了。”说罢把小本子撕下一页，催她写张便条给邓颖超。那一纸短笺后来一直夹在邓颖超的日记里，成为两人通信的开端。

有人说，张莺的幸运在于多次得到总理关心，我更觉得那是一种必然。她12岁就做童工，14岁担任小交通，19岁领兵演出，30岁再次被认出——岁月能改变容颜，却改不了一贯的坚守。1959年，重庆话剧团排《霓虹灯下的哨兵》，需要一个既懂旧上海腔调又懂军营气质的女配角，团里商量了半天还是张莺。剧目进京汇演，首长们看完握着她的手直说“味道对了”。同行后辈问她怎么拿捏角色，她抖抖袖口：“童工生活里见得多，演出来不难。”

进入六十年代，张莺逐渐淡出舞台，把精力放在演员培训。她常提醒新学员：“舞台上千万别让观众看见你在刻意表演，真情才有力量。”偶尔谈起当年，她不开长篇，只挑片段。“周总理教我跳舞那次，他数拍子数得很准，脚步却故意慢一点，好让我跟上。”轻描淡写，却透出那位老一辈革命家温和又严格的性格。

历史资料里，1957年重庆之行只是周总理繁忙工作中的小插曲。但对张莺，对整支话剧团，这一晚意义不同：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戏剧人二十多年走过的路，也提醒他们别以往昔功绩自满。后来张莺逢人便说：“总理那句话我记一辈子——出身好，参加革命早，并不等于任务就完成了。”重庆话剧团许多青年演员把这话写进笔记，墙上粉笔字经常被擦又补，始终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