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风从胡同口一阵一阵灌进来，吹动院门上脱了漆的铁皮，啪啪作响，像两个人一上一下吵嘴。

我把门闩轻轻掀起来的时候，巷子里还亮着最后一盏昏黄的路灯。

风从胡同口一阵一阵灌进来，吹动院门上脱了漆的铁皮，啪啪作响，像两个人一上一下吵嘴。

“我说的不是他。”隔墙那边的女声压得低低的，“其实这孩子也不容易。”

“唉，话又说回来。”男声叹气，“小王这孩子家庭出身平常，偏又娶个大十岁的寡妇，这不把路越走越窄嘛。”

我听得出，那是张大爷和他闺女的声音。

母亲在屋里咳嗽两声，隔着薄薄的门板问：“回来了？”

我嗯了一声，把随身的帆布包轻轻搁在八仙桌上，拿搪瓷缸给母亲倒了半杯温水。

“你可想好了？”母亲没看我，盯着炕沿，一根青筋在手背上鼓着。

“想好了。”

“人家大你十岁。”

“嗯。”

“还带着个孩子。”

“嗯。”

“别人会说的。”

“妈，人活着总得过日子。”

我说完自己也笑了笑。

过日子嘛，不都让人说着才算过么。

母亲没吭声，却把搪瓷缸往我手里一推，杯沿上的磕口碰到我的指尖，凉一下，又有点疼。

那一年，是一九八九年冬天，城郊的风吹在脸上像砂纸，钻心。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

父亲早些年在小厂干维修，手巧，人爽快，厂里人都喊他老王。

后来他走得早，给家里留下了一只绿皮手提箱和一张发黄的奖状，奖状上写着“先进工作者”，边角已经起毛。

我靠着父亲的旧关系进了同一个厂，当了库管，给人看货、记账、发料。

厂房是青砖红瓦的低平建筑，冬天屋里冷得跟冰窖似的，手一伸就白气腾腾。

屋顶的玻璃砖时不时有麻雀落下来，踢踏两下，又飞走。

午饭我们围着一口大铝锅，分食堂的菜，白菜多，肉少，油花浮在汤面上像稀稀拉拉的星星。

我们这条巷子更老些，老到连门牌号都斑驳得看不清。

每家房檐下都吊着一串风干的玉米，像金黄的风铃。

冬天烧煤球，夏天在院子里搭起芦席晾衣服，孩子们在石榴树下打弹球，弹珠上有五颜六色的漩涡图案，像小小的宇宙。

我认识她是在供销社门口。

那会儿我去买肥皂，手里攥着票，生怕挤掉了。

门口一个小孩喊妈，嗓子亮得像早晨的鸡叫。

她转过头来，手里拎着两根葱，背上一只布背包，口子系得紧紧的。

她的眼睛不大，却很干净，有股清气儿。

“借个身。”她笑着朝我点点头，挤进柜台前。

柜台里的售货员戴着袖套，口快手更快：“下一位，下一个。”

她掏出布票和粮本，语速很慢，像怕数错了似的。

我往后退一步给她让了位置。

她买的东西不多，一块蓝肥皂，一把针，外加一包红糖。

那孩子趴在柜台上看玻璃罩里的糖块，口水都要下来了。

“看啥看，阿姨买回去给你冲。”

她拍拍孩子脑袋，尾音上挑，像是说笑，又有点倔气。

后来我们在巷口多次碰见，都是她带着孩子。

有人在背后说她命苦，刚三十出头就守了寡。

我第一次和她说上话，是在一个刮风的午后。

她背包的带子断了，东西撒了一地，红糖包滚到了我的脚边。

我弯腰捡起来递给她，她说了一句：“谢谢，托你福。”

托你福这三个字，说得不重，却落得稳。

那天以后，我常在供销社的门口多站一会儿，假装等人。

母亲的腰不太好，缝补的活做多了，弯久了直不起来。

晚饭后我常给她捶背。

她“哎哟”一声，似怨非怨地说：“你这孩子，搁这儿拍大鼓呢？”

我笑：“妈，我这是拍你出气，拍你有福。”

她说：“胡说八道。”

我们院子靠北墙的角落有一只旧暖壶，壶口磕掉了一块釉，露出铁皮，冬天倒水总带土腥味。

母亲说，暖壶别换，能用。

能用，两个字就是家训。

那年厂里传出要评先进、分福利房的风声，条件之一是“家庭稳定、邻里评价良好”。

我知道所谓的“出身”在档案里有一栏，虽然时代往前走了，人心里多少还记着标签。

我不怕卷宗，我怕母亲的眼睛。

她盯着我，像盯着一炖老汤，怕我一不小心把火关了。

“你要是娶个岁数相当的，小两口说不定能分上楼房。”

亲戚拐着弯劝我。

我笑笑，没接话。

她也听人说起我的事，在巷口那次，远远地看我，又假装没看见。

我追上去，问她——这次是真问：“你愿意跟我过么？”

她愣了一下，孩子在她怀里扭来扭去：“叔叔，这糖给你吃。”

小家伙把一块糖塞到我手里。

她轻轻拍了拍孩子的背：“不胡闹。”

她说话还是那股慢劲儿：“我这头，条件一般，你看得见。”

我点头。

“我比你大。”

我说我知道。

“我曾经有过一段家。”

我说人都有过去，日子只在今天。

她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笑了一下：“那就过呗。”

我们没有摆大酒席，只请了几桌邻里，在院子里支了两张门板，铺上洗净的白布，碗碟叮当作响。

母亲没说同意，也没说反对，她早早把棉被晒在绳子上，翻来覆去拍灰。

“过日子的人，图啥体面。”

她叹一句，又把叹气咽回去，落在喉间，变成轻轻一声。

我们就这么成了家。

她带着孩子，带着一台旧缝纫机，机身上“蝴蝶”两个字掉了半边，摇起来“咔嗒咔嗒”响。

新婚的晚上，我们把两个院子打通，把她那边的一把葡萄木椅子搬过来，那椅子坐上去有股酸甜的味道。

她把自己的盐罐、酱油缸摆进厨房，整齐得像排队。

我把我的暖壶挪了位置，放在靠炉子近的地方。

孩子在床上打滚，母亲咳了两声，又止住了。

夜里，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打到窗纸上，沙沙响，像有人在门外说话。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坐在缝纫机前。

孩子在旁边转着线轴，线轴在地上咕噜噜跑，像个小车。

我去厂里上班，路过胡同口，大爷们抽着纸烟，眼神异样，眼尾有笑有叹。

“唉呀，小王，日子要过哟。”

有人抬眼。

“过啊。”

我说，“日子还得过得热闹点儿。”

厂里库房一如既往，木板上落着冷霜，指尖一摸就出白印。

我把当天入库的螺丝、轴承记账，写得像练字。

中午时分，厂长走进来，拍了拍我的背：“晚上有个外协的差，你腿勤，跟着去跑一趟。”

我点头。

那时，外协对我们来说是门路，也是折腾，跑不好，丢脸，跑好了，能把关系盘活。

晚上回到家，屋里有股红枣味。

她用红糖煮了小米粥，粥面像星子一样闪。

她把粥盛给母亲，母亲端着碗，舀了一口，用舌尖抹抹，脸上松了松。

“我就说，红糖比白糖养人。”

她说。

孩子吃粥沾了一嘴，她笑着用毛巾给他擦，动作轻得像在擦玻璃。

过了两个月，屋里的东西渐渐多起来。

她在墙上钉了两个钉子，挂自己的针线包，针线包是旧的，却洗得干干净净。

窗台上出现了一盆吊兰，冬天里绿色看着提气。

我用跑外协攒下的津贴，买了一个二手煤气灶，替代了煤球炉。

第一天点煤气，母亲不习惯，老担心那呼呼声。

她笑着说：“妈，安全的，俺看好了。”

她舀一勺水滴在锅里，水立刻跳成了小豆子，噼里啪啦地跑。

她说：“你看，热乎。”

那天晚饭是她做的炸酱面。

她擀面，手上撒着面粉，白茫茫的。

擀面杖在案板上来回推拉，发出熟悉的木头声。

酱香在屋里一层层铺开，连路过的猫都在门口坐了一会儿。

生活从柴米油盐里一点点安稳下来。

我开始习惯床边多出来的小衣服，习惯饭后多出来的一双筷子。

我也习惯了晚上十点，缝纫机的“咔嗒咔嗒”。

她接了街坊的活，给人家缩裤脚、改衣裳。

她眼睛不好，却从不眯眼，针线在她手里像水一样顺。

她说：“多挣一块是一块。”

我说：“不急。”

她说：“不急也得做。”

这是她的性子，慢，却稳。

母亲还在看，她的看，像阴天里的一缕太阳，不浓，却在。

有一天，母亲把她叫到屋里。

我在院子里劈柴，劈到一半，听见里屋传来两声轻笑，像针落在布上。

后来母亲出来，语气松了些：“人是个过日子的人。”

她在屋里冲我做了个鬼脸，像个小孩。

邻里之间，话头也慢慢转了。

张大爷在门口抽烟，见到我，哼了一句：“小王，咱謇点，路长着呢。”

他口音拖着尾，带点土味儿。

我笑，说：“大爷，慢慢走呗，走稳了。”

他“嘿嘿”笑了一声：“也中。”

九十年代初，街上出现了录像厅，理发店里挂起了烫头的广告。

年轻人穿起了喇叭裤，腰上别个小收音机，嚯嚯响。

厂里开始提效率，少闲工，多加班。

我从库管被抽去跑外协，腿上的肌肉慢慢结实起来。

有一回天气很冷，我骑着二八大杠去外厂取件，半路上自行车链子掉了，在雪地里弄得满手黑。

回到家，她端了一盆温水给我，水里放了几片姜。

她说：“泡泡手。”

我说：“这玩意儿，奢侈。”

她笑：“不奢侈，手也要吃饭。”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认真看她的手。

手指上有细细的针眼，指腹有厚茧，指甲修得整齐。

她的手像一根绳子，结实，把日子拴住了。

我心里那股子别扭，像一条被剥皮的柳条，晒久了，慢慢也直了。

我开始觉得，所谓“无奈”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并不贴切。

我常听见巷口有人说：“小王这孩子，认命。”

也有人悄悄说：“他有福气。”

那“福气”两个字一开始像一句戏言，挂在嘴边，后来落在心里，不响，沉下去。

有一年，厂里下通知说要分一批福利房。

条件里写着“家庭稳定，群众口碑好”。

我看了一眼，没说话。

那天晚上，她照旧坐在缝纫机前。

我在炕上摊着账本，划拉数字。

孩子背着书包在炕角写字，字写得歪歪扭扭，像被风吹过的草。

母亲看电视，黑白电视里播的是文艺节目，演员笑得很大，牙齿白得发亮。

我忽然说：“咱争取一下？”

她停住了脚下的踏板，抬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瞬间的惊讶，又很快平了。

“争呗。”

她说，“争不上，也不亏。”

第二天我把材料整理好，把家里的照片挑了几张——我们在院里的合照，孩子拿着大风车笑的那张，母亲抱着孩子的那张。

照片斑驳，边角卷了，像老屋瓦片。

评审那天，厂长看着我，问：“小王，听说你爱人比你大？”

我点头。

“带着个孩子？”

我又点头。

他顿了一下，笑了笑：“家里挺齐整，你这小子有担当。”

我心里像被谁轻轻拍了一下，拍散了多年的灰。

结果没有下来。

房子给了更急的几家。

回家的路上风很大，风把冬日里的柳絮吹得满街飞。

我进门没开灯。

她在缝纫机前，桌上多了个新铁盒，盒盖是红色的，印着一朵大莲花。

“没分上。”

我说。

“嗯。”

她应了一声，手下继续走线，“吃饭吧，面条醒好了。”

她在锅里放了两颗丸子，说这是今天的“好彩头”。

我笑了。

那晚我睡得很好。

没多久，厂里调整岗位，我从外协转回库管。

有人说我“不会来事”，也有人说我“不争”。

我知道，这些话像冬天的雾气，看得见，抓不住。

我默默把库房打扫干净，把小玻璃窗擦得亮亮的，像梳洗一样。

孩子上小学了。

学校离家不远，一条直直的土路，路边有枯草丛。

她每天早上送孩子，手里拿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馒头和咸菜。

有一次，学校名额紧张，老师说可能要摇号。

她怔了一下，转头看我。

我说：“听安排。”

她点头：“听安排。”

结果，孩子在候补里排到了秋季。

孩子眼睛红红的，低着头不说话。

我摸摸他的头，说：“娃娃，咱不急，慢慢来。”

她晚上加了一单活，给人家改棉衣。

她坐在灯下，眼睛发酸，我泡了茶给她，她笑着说：“苦。”

我说那加点糖。

她说：“苦也能改甜。”

她说话时喜欢用这种句子，像从地里拔出来的菜，带着点泥，洗洗就能吃。

我就这么被她一点点带着走，把心里那点硬，泡成了软。

九十年代中后期，巷子里陆续有人搬走，厂里的制度也在变化，考勤卡换成了打卡机，墙上的标语换了新字。

我们也搬过一次——不是福利房，是在城郊新修的一个小区，六层楼，没有电梯，楼道白墙，墙上刷着“讲文明，讲卫生”的红字。

搬家的那天，老邻居都来帮忙。

张大爷把我的旧暖壶塞给我：“这个，别丢。”

我笑：“谁舍得丢。”

她抱着缝纫机，像抱个孩子。

母亲坐在门槛上，背挺得直直的。

车子晃晃悠悠开出了巷子，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些斑驳的墙面和石榴树，从车窗后面缓缓退去。

新家阳台小小的，放得下两盆花。

她把吊兰和绿萝摆上，花叶在光里亮亮的。

我们买了一台彩电，不是最新款，却够鲜艳。

第一次打开彩电的时候，孩子惊讶得喊出来：“妈，世界有颜色。”

她笑：“早就有，只是咱们今天看见了。”

那一年，我的工资不高，她的针线活也不总是多。

可是我们学会了过日子，学会了收纳、备案、盘算。

家里多了一个塑料抽屉柜，贴着标签：线、扣子、票据、药。

我也学会了记账，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像一块田里长满了苗。

她仍旧保持着每晚十点的“咔嗒咔嗒”，我也保持着每早六点的“吱呀”——那是阳台门的声音，我要先推开它，看看天色，闻一口晨风。

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初为了一个名额、一个福利房，躲了这门婚事，此刻我会在哪儿。

这念头像路灯下的一只飞蛾，飞了一圈，自己停下去。

社区组织卫生检查，我们把楼道打扫得明亮。

邻居们七嘴八舌。

一个大嫂冲我竖了个拇指：“你家那口子，勤快，心细，值钱。”

我笑笑：“值钱不敢说，值心。”

她这会儿正用旧牙刷刷楼梯角，刷得一丝不苟。

刷完，她站起来抻了抻腰，拍了拍衣裳。

楼道玻璃里映出她的脸，眉眼里有两道浅浅的笑纹。

那笑纹像麦田里风吹出的波纹，浅，不深，却一直在。

新世纪一过，街上有了更多新鲜玩意儿。

手机、网吧、超市，还有路口的公交站牌换成了新样式。

孩子长大了，个子抽条，鞋码一年换两次。

他有一次拿回家一张奖状，上面写着“三好学生”。

母亲摸了摸奖状，笑得像个孩子。

她把奖状插在玻璃门柜里，站在远处看，看了一会儿，又擦一擦玻璃。

那天晚上我们吃饺子。

她包的饺子褶子整齐，像一排排坐好的小孩。

母亲说：“一个人撑一头家，不看话，看活。”

她没接话，只是笑。

我知道母亲对她的态度已经变了。

变得安稳，像河流入了河床。

我也变了，从一个怕被看见的人，变成一个敢看别人眼睛的人。

二〇〇五年前后，厂里效益起伏，大家都在琢磨新出路。

我加入了一个外协小队，跑得更勤，去郊外的五金市场谈件，学着和不同的师傅打交道。

她仍旧守着家，偶尔去楼下的小摊买些布边，又细细裁整，攒着做枕套。

我们换掉了旧暖壶，买了一个新的。

旧的没有丢，放在橱柜上面。

她说：“留着吧，有劲儿。”

有一天，老张大爷在楼下喊我：“小王，下来。”

我下去，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瓜子，说：“你有福气。”

我笑：“你这话说了十年了。”

他“嘿嘿”笑：“这回是真心说。”

我把瓜子剥开，递给他：“你也有福气。”

“咋讲？”

他问。

“你见证了我的福气。”

我说。

他说：“这话，管用。”

我站在楼下，看着阳光顺着楼道玻璃洒下来，像一层温柔的细纱。

那光把我心里某个角落照亮了。

所谓“福气”，其实是一点一点缝起来的，缝在被角，缝在褶皱里，缝在日常里不响的地方。

那年冬天，我们买了一个新电饭煲。

她研究半天说明书，最后笑着说：“这玩意儿，比咱聪明。”

我说：“再聪明，也要人按。”

她说：“那就你按。”

我们笑起来，笑声在厨房里绕了一圈，从窗户里飞出去，落在楼下的树上，停住了。

再往后，孩子结束了学业，进了一个单位学技术，从学徒做起，衣服上的油渍洗不干净，也笑嘻嘻。

他每次回家，都会给她带一个小礼物——一包好看的纽扣，一卷顺手的线。

她会小心地收起来，舍不得用，时不时拿出来摸一摸。

我有时看着她缝补衣服，顿起一个念头：这世上，有些人的福气，是用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她从不夸自己，也不夸别人。

她夸的是日子：“你看，今天的面条，有筋道。”

她夸的是天气：“今儿个天，好开花。”

她还夸的是孩子：“这小子，长耳朵了，话听进去。”

她几乎不说“辛苦”，她说“还能行”。

这些话，不响，却稳。

二〇一〇年前后，社区改造把我们的小区围墙刷成了米色，单元门换成了新防盗门，楼下贴出文化活动通知。

她报名参加了社区缝补志愿队，给独居老人改裤脚，不收费，来一单做一单。

她背着那只旧布包，里头装着剪刀、软尺、粉笔，一走一晃。

她回来跟我说：“一位奶奶的衣裳，穿了二十年，还舍不得丢。”

我说：“舍不得丢的，不只是衣裳。”

她点点头，眼睛里亮了一下，又暗下去，像灯泡轻轻闪了一闪。

我们也添了新物件。

厨房换了抽油烟机，噪音不大，吸力却足。

她说：“这玩意儿，值。”

我点头。

晚饭后，我们去附近的广场走走，广场舞音乐不算大，节奏欢快，孩子们在一边打羽毛球，羽毛拍叮当。

我们坐在长椅上，风从面前的树叶里过，发出轻轻的沙沙声。

她说：“过得还行。”

我说：“行。”

这两个字，像一张票据，上面盖着“收讫”的章。

到了二〇一五年前后，身边的朋友日子越过越亮堂，换车的、换房的、孩子结婚的，喜事一个接一个。

我们也在琢磨，小家还有什么可以改善。

她看着阳台说：“要不，再添一盆花。”

我说：“添。”

她笑，眼尾的两道纹路更深了一点，像人生走到这里，有了两条清晰的河道。

母亲年岁高了。

她喜欢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把一串珠子在手里捻来捻去。

她看着我们忙，偶尔说一句：“挺好。”

挺好两个字，像是她一辈子的愿望。

我们尽量让她的“挺好”落实在桌子上的一碗菜里，落实在门口的那张换了靠垫的椅子上，落实在夜里不漏风的窗缝上。

春天的时候，我们回了一趟旧巷子。

巷口的石榴树还在，年年挂果，果子红得透亮。

有人认出我，拍了拍我的肩：“小王，混得不错啊。”

我笑：“混啥。”

他眯着眼笑：“福气大。”

我就笑，不接话。

这会儿的笑，不虚不躁，只是心里有个稳稳的点。

我们在老院子里转了一圈，墙角那只旧暖壶还躺在我的记忆里，壶口的缺口似乎也在。

她站在树下，看着院子说：“这院子，不小。”

我说：“是。”

她又说：“那时候忙。”

我说：“忙，也热闹。”

我们回到现在的家。

她把菜择好，我把米淘好。

厨房里有一盏小小的黄色灯，亮着，暖着。

饭熟了，米香淡淡的，盖子一掀，蒸汽一股子冒出来，像一朵云。

我们围桌吃饭，筷子起落，声音极轻。

电视里传来新闻，讲市场，讲就业，讲社区志愿活动。

我听着，心里平稳。

饭后，她照旧收拾，擦桌子，擦到边角，再擦一遍。

我从橱柜上拿下那只旧暖壶，给它擦灰。

她抬头看我：“那老家伙，还舍不得丢？”

我说：“丢了，可惜。”

她笑：“留着吧，它见证了我们。”

我说：“见证了我们从冷，到热。”

她点头：“嗯。”

夜深了。

我坐在窗前，写下这些字，屋里静得只剩下她缝纫的“咔嗒咔嗒”，和钟表走动的“嗒嗒”。

风从窗外吹来，吹动窗帘的一角，像某种温柔的提醒。

我回想最初那些话，有人说我“家庭出身不好”，就像在我背后贴了一张标签。

有人说我“无奈娶了大自己十岁的寡妇”，像替我完成了一个故事的注脚。

而如今，旁人走到我面前，拍拍我肩膀，说：“你有好福气。”

我不解释，也不争辩。

我摇摇头，点点头，嘴里“嗯”一声。

我知道，“福气”两个字不在嘴上，也不在别人的手里。

它在她缝的每一条线里，在我的每一步脚印里，在母亲“挺好”的叹息里。

它在旧暖壶被擦亮的那一刻，在孩子回家喊一声“妈”的那一声里。

它像水，慢慢热起来。

它不响。

它就是热。

这一年夏初，厂里老同事约我去聚一聚，地点在老城边的一家小馆子，玻璃门上贴着“清淡家常”。

大家落座，互相递烟递水，寒暄几句，话题绕不开家里头。

老刘笑着说：“小王，听说你家里，和气。”

我说：“和气生财，先和后财。”

他拍桌笑：“还是这句顺耳。”

我只笑不多言。

回到家时天刚黑，楼道灯亮着，黄色的光落在台阶边，像安静的麦穗。

她已把饭菜热上，简单却齐整。

吃过饭，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小袋扣子，递给我看：“你看，孩子买的，花样新。”

我点头：“这孩子，心里有数。”

她说：“是，他有他走的路。”

我应一声，心里缓缓地安。

秋天来得很稳，阳台上的绿萝长了两指，吊兰分出新芽。

她把新芽剪下，插进清水里，玻璃杯里的根须像一簇白线，一天一寸。

她说：“看着它长，心里踏实。”

我说：“日子也这么长。”

她笑，笑声很轻。

她的笑在屋里拐了个弯，像风走过竹林。

这年冬天第一场雪来得突然，窗外一夜白。

她一早起来，从柜子里翻出了手编的围巾，围在我脖子上，打了个不紧不松的结。

她说：“别逞能，风扯人。”

我说：“晓得。”

出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她在屋里抖抖窗帘，窗帘上的花开得正好。

街上的雪踩在脚下咯吱咯吱响，我忽然想到多年前那个雪地里掉链子的傍晚。

那时我手上满是油泥和黑雪，她端来一盆生姜水。

那盆热水的味道，像一条线，从那时一直拉到今天。

有一次，社区办家庭故事分享会，让大家讲讲家里的“温暖瞬间”。

我推辞不擅言辞，她在台下比了个“加油”的手势，像孩子。

轮到我时，我只说了一段极短的小事。

我说：“我家厨房有盏黄灯，晚上她做完饭就开着，等我回来，看见那盏灯，就安。”

台下很安静。

有人笑，有人点头。

主持人说：“简单最好。”

我下台时，心里像被一只温暖的手握了握。

我想，人生的福气，多半藏在“简单”里。

后来，孩子说要搬出去住，离单位近些。

她说：“去吧，路是你自己的。”

孩子点头，又挠挠头：“妈，你放心。”

她说：“放心，穷也放心，富也放心，主要你走正。”

孩子听着，把这句话装在心里。

搬家的那天，我们帮着拎东西，上下跑了好几趟。

他的新房小小的，窗子大，光线好。

她把带去的绿萝放在窗台上，拍拍叶子。

孩子说：“等周末回来吃面。”

她说：“行。”

回家的路上，她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嘴角带笑。

我说：“是不是有点空？”

她说：“空也好，风能进来。”

我点头：“风进来，花能开。”

她笑：“你这人，现在会说了。”

我说：“跟你学的。”

日子就这样滑到另一个阶段。

屋里人的脚步声少了半双，碗筷的碰撞也轻了一点。

她却多了些新安排，早上在小区里打两套广播体操，晚上去社区听一次健康讲座，周末参加一次缝补志愿。

她把缝纫机擦得亮亮的，踏板油了又油，声音比以前更稳。

有时她也会坐在窗前发一会儿呆，手里捏着一颗纽扣，在指间转。

我问她想什么。

她说：“想想，算算，孩子小时候那么小，现在走路像风。”

我说：“风吹大的。”

她说：“也是人劲儿带的。”

我笑，她也笑。

我们谈话越来越像哼唱，轻轻的，不费劲。

某个周末，老厂组织了一次参观新车间的活动，邀请退休和在职的老员工去看看新的设备。

我领了两张票，和她一起去。

新车间的门口贴着安全注意事项，里面的机器一排排，声音有节奏，工人戴着耳塞和护目镜，动作利落。

我站在玻璃幕墙外，看着那一排排亮起的指示灯，心里有一点发热。

她站在我身边，轻声说：“世界变快了。”

我说：“咱慢着，也能跟上。”

她点头：“慢也有慢的好。”

我们从车间出来，外面阳光很好，刚好落在她的脸上。

她眯了眯眼，抬手挡了挡，手背上细小的纹路像柔和的河道。

我忽然想起她第一次说“托你福”的那个午后。

那三个字，这些年像小小的火苗，烛着家里。

她后来很少说这话，却在做事里一遍遍地说。

春去秋来，窗台上的绿萝几易盆，吊兰分了好几茬给邻居。

那只旧暖壶，仍旧放在高处，成了我们的一个小心愿的容器。

她有时指指它，说：“盼个好消息。”

我说：“它懂。”

有一年腊月，孩子和同事加班做项目，夜里十一点才回家。

她在厨房里煮了一锅面，面条在沸水里翻滚，香味顺着蒸汽绕进客厅。

孩子一进门就喊：“妈，香。”

她把碗端出来，说：“饿了就多吃点。”

孩子埋头吃，间或抬头看看我们，眼睛里有光。

那晚雪又下了些，小区里静悄悄，天色像被水洗过。

吃过面，她把碗端进厨房，轻轻放在水槽里，水龙头拧开，流出的水发出澄澈的声音。

我站在门口，看她的背影。

那背影不是窈窕，不是挺拔，是稳。

像一块经年不动的基石。

后来，社区里一个老邻居搬家前对我说：“小王，你家填了个缺。”

我问：“啥缺？”

他说：“一个家的缺口，叫踏实。”

我笑：“夸得我们脸红。”

他摆摆手：“真心话。”

人到中年，回望一路走来，许多事不必再辩解。

我从“无奈娶了寡妇”的目光里走出来，走进“彼此托付”的日常里。

她从“自卑”的影子里走出来，走进“能做、能撑”的明亮里。

母亲也从“担心”的眉头里走出来，走进“挺好”的舒眉里。

我们没做过惊天动地的事，也没讲过惊心动魄的话。

我们做的是饭，缝的是衣，陪的是人，撑的是家。

有一次，孩子问我：“爸，人家说你有福气，你咋想？”

我说：“福气是个慢东西。”

他问：“慢？”

我点头：“慢火炖出来的。”

他笑，嗯了一声。

我也笑。

窗外晚霞收起，天边留下一条细细的光。

我们关上窗，屋里灯亮起，光落在桌面上，落在她手背上，落在我心里。

她把一块布料放在案板上，粉笔划过，留下一道白线。

我听见她轻轻地说：“这线，走正就好。”

我在一旁应了一句：“走正就好。”

她抬眼看我，眼里的笑像一汪浅水。

她的眼睛不大，却足以装下一个家。

我提起水壶，倒了两杯温水。

旧暖壶没有用，却照旧在那儿，看着我们，像一位老朋友。

我忽然想起一句话。

日子不是讲理，是绣补。

一针一线，慢着来，绣着绣着，就有了图案。

图案也许没有惊艳的色彩，却耐看，耐心，耐岁月。

有人说我“家庭出身不好”，我不争。

我只知道，一个家庭的出身从来不是终点，更不是盖棺的评语。

有人说我“无奈娶了大自己十岁的寡妇”，我也不争。

我只知道，我娶她，是心安。

她嫁我，是心定。

旁人后来夸我好福气。

我点头，心里说，是。

但这福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一起，从柴米油盐里，一点一点缝出来的。

缝在被角，缝在门帘，缝在衣兜的暗线，缝在孩子的笑声里，缝在母亲端稳的那只碗里。

它像水，慢慢热起来。

它不响。

它就是热。

来源：花园中的那只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