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等，是人们熟知的军政训练机构，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以下简称“广州政治讲习班”）则鲜为人知。实际上，广州政治讲习班在当时是一个规模颇大的教育训练机构，且名为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等，是人们熟知的军政训练机构，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以下简称“广州政治讲习班”）则鲜为人知。实际上，广州政治讲习班在当时是一个规模颇大的教育训练机构，且名为国民党机构，实则由共产党人主持。在中共党员教育、干部培养、政治工作等相关著作中，对广州政治讲习班或只字未提，或寥寥数笔，语焉不详，与讲习班在国民革命时期培养革命干部的重要作用极不相称。剖析广州政治讲习班创设、运作及学员去向，可为考察国共合作背景下中共发展党员、培养革命干部提供意涵丰富的样本，深化中共早期建设史研究。
一、湘人赴粤与广州政治讲习班创设
民国建立直至北伐战争前，湖南一直处于南北争夺的关键地带，是各方势力角逐的重点区域。1920年，在直系吴佩孚默许下，湘军驱逐皖系张敬尧，谭延闿掌握省政，实现“湘人自治”。谭延闿主湘时间较短，1920年底，谭延闿为部下赵恒惕所迫，离湘赴粤投靠孙中山。赵恒惕掌握湘政后，依然打着“自治”旗号。1922年初，湖南公布省宪法，赵氏表面上独立于南北之外，实际倾向于北洋政府。1923年2月，孙中山由上海重返广州，组建大元帅府，任命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准备继续北伐。不久，孙任命谭为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军总司令，组织湘军讨赵。9月，谭部占领长沙，赵逃走。10月，在吴佩孚援助下，赵重新夺回长沙，直系军队进驻岳州、常德等地。谭延闿部退守粤北。谭氏此番虽谋湘未成，但获得孙中山更多信任。孙中山左右本来是汪精卫、胡汉民并称，此后则为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鼎足而三。当然，因为谭氏“手腕灵活”，“有远谋且不露痕迹”，故能“虽败亦胜”。依托所部湘军，谭延闿奠定了在广东政权的重要地位。
20世纪20年代中期，湘政更加复杂微妙：对外，湖南在南北势力之间标榜“湘人自治”，试图不偏向任何一方；对内，省内各派保持微妙平衡。同时，流亡省外的程潜等势力遥控所属派别，试图参与湘政。可以说，在1925年前后湘省军政格局中，主要存在赵恒惕、谭延闿、程潜三派势力。
同期，作为流亡在外的湘军依托之所，广东革命政权逐渐巩固壮大。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委员包括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廖仲恺、朱培德、程潜等16人，推举汪精卫、许崇智、谭延闿、胡汉民、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主席。随后，组成军事委员会，委员包括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汪精卫为主席。很快，国民政府所辖武装力量整编为国民革命军，谭延闿所部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国民政府下设军事部，部长为许崇智，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身亡后，许崇智被迫离粤，谭延闿继任军事部长。同年11月，程潜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任军长。至此，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湘军占其二，分量不小。在苏俄军事顾问看来，“湘军的重要性仅次于粤军”。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林伯渠、胡汉民等9人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山舰事件”后，谭延闿被推举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可见，在北伐前的广东政府中，湘系势力的代表人物谭延闿、程潜地位日崇，特别是谭延闿，在党、政、军各系统中均占据高位。
在谭延闿、程潜于广东军政高层确立地位的同时，广东政府中下层也聚集着较多湘籍人士。由于粤湘接壤，在广东谋生的湖南人数量众多，分布于广东各个领域，即使在粤军中，湘人亦不少。据粤军将领张发奎忆述，20世纪20年代粤军第二师很多军官是湖南人，也有很多士兵为湘籍；由于地域相邻和湖南兵源好等原因，粤军将领经常招募湘勇，“早先我已订下惯例，到外省去征募新兵。我派人到湘粤边境去招募湘勇，他们是唯命是从、不屈不挠的好兵，非但作战勇敢，而且刻苦耐劳”。可见，自从晚清湘军集团崛起以来，湖南人崇尚武力、投身军队的风尚一直延续下来。在湖南，民众普遍认为当兵光荣，甚至有钱人家也乐于送子女参军，而不像很多地方认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当然，这与湖南人在特殊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强悍、刚劲、好勇、尚武等性格有关。
作为在粤的湘人领袖，谭延闿、程潜喜欢回湖南招兵。从湖南招来的士兵，不仅没有语言隔阂，还可以依靠同乡观念团结一致，很少叛逃。与程潜同乡、来自湖南醴陵的知识青年邓文仪，1923年到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是程潜）教导营当学兵，编入第一连第一排第三班，他发现“同连的弟兄一百二十多人，约三分之二是湖南青年”；后来，军政部讲武学校建立时，约220多个学生，“湖南青年占三分之二，醴陵同学有三十多个人，这是因为大部学生是由教导营考选，而教导营的学兵大多数都是从湖南召集的”。其实，这所陆军讲武学校就是由程潜一手创办，绝大部分学生是来自湖南的知识青年，可谓一所位于广东的湖南军校。在此之后，谭延闿创办“建国湘军讲武堂”，主要招收湘籍学员，用以扩展自身势力。不仅军队系统如此，党政领域亦然。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关于会议筹备工作问题，谭平山对鲍罗廷说，因为在广州的湖南人很多，且内部意见有分歧，如何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在粤湘籍代表，给筹备工作带来很多困扰。可见，湘籍人士在广东之多，已成了“问题”。
1925年7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整编军队时，将谭延闿所部“建国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后有一部分编余军官，需予适当安置，谭氏建议开办政治讲习班，以便将这批编余人员集中训练。基于统一军事政治教育的考虑，国民政府决定该讲习班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办理，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因系“湖南事务”，国民党中央指定讲习班由“湖南政治研究会”负责办理。
湖南政治研究会由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于1925年10月决议设立，以研究湖南军政问题为宗旨，委员有谭延闿、林伯渠、毛泽东、陈嘉祐、程潜，是广东政府湘籍军政要员组成的同乡团体。当时在粤的湘籍人物中，谭延闿势力最大、资历最老、职位最高，成为湘籍人士领袖，自然成为湖南政治研究会的最高领导。从谭延闿日记看，研究会经常开碰头会，商讨湘政形势等问题。广东政府将很多湖南相关事务交由该研究会负责，办理广州政治讲习班，成为该会重要事务之一。
1925年12月15日，谭延闿、毛泽东、林伯渠等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解决湖南问题的人才之准备”，提出在国民党中执会指挥之下设立“短期政治讲习班”，请示指派讲习班理事会理事7名。当日，国民党中执会决议，指派谭延闿、程潜、陈嘉祐、鲁涤平、李富春、林伯渠、毛泽东为讲习班理事。7位理事中，谭延闿、陈嘉祐、鲁涤平、李富春来自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程潜时任第六军军长，林伯渠时任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其中，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为中共党员，体现讲习班乃国共合作之产物。18日，国民党中执会将相关决议函告湖南政治研究会。
二、广州政治讲习班的组织运作
因谭延闿、程潜、陈嘉祐、鲁涤平均有其他军政事务，无法参与讲习班管理，讲习班具体组织由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负责。
讲习班筹备之初，国民党中央即通知湖南省党部，在各地党部和各学校团体党员中考选人员入班学习。此时湖南尚在赵恒惕控制下，国民党不能公开活动，由于国共合作，湖南党务实际由共产党主持。此次招生秘密进行，选送讲习班的学员大多数为各地党组织的可靠干部，也有少数青年学生。据讲习班学员黄克诚忆述，当时中共中央指示湖南党组织选送一批学生去投考，黄克诚和黄庭芳都被选上，经过报考被录取，1925年底接到录取通知书，随后前往广东。1925年底，湖南宁乡云山学校校长王凌波（共产党员）号召学生去广东学习军事，即将毕业的王柱涛报名参加，一行17人由共产党员姜静之和邓履平带队赴粤，有的考入黄埔军校，王柱涛等则考入讲习班。
讲习班还在广州就地招收一批进步青年，主要为第二军培养政工干部。讲习班筹办期间，各地奔赴广东的青年络绎不绝，由于报考人数众多，给筹办工作带来不小压力。1926年2月6日，第二军特别党部呈报国民党中执会，请求扩增讲习班名额，理由是：第一，“本党出师北伐在即，将来革命区域扩大，需要政治人材必异常增多，应先有充分预备之必要”；第二，“本军编余人员二百余名，类皆能耐劳苦，具有革命思想奋斗精神，回籍既不为军阀所容，留粤又无插足之地，即求学之志愿，亦不能遂。殊使追随来粤各志士灰心，应请政治训练班一体收录，以慰勤劳而免遗弃”；第三，“湘省青年学生，新思潮涌，愿抛弃在湖南机械教育来粤投效革命者，络绎不绝于道，除由湘省考送一百五十名外，其未经考送而自行来粤者，不下四百余名，投考既为名额所限，回籍又与来意相拂，应请中央嘉其热诚，收为党用”。随后，国民党中执会决议“交湖南政治研究会核复”。2月中旬，讲习班“正取学员一百五十人，并以湖南同志情切求学，特例外选收一百人，共收录学员二百五十人”，俟筹备完成后，即可择地开班授课。
在考选工作结束后，欲入讲习班旁听者仍然很多。2月18日，湖南衡阳市党部党员刘积丰呈报国民党中执会，代人请求入班旁听，他写道，“覆示落名后，请缨无路，欲归不能，日夜涕泣，愤不欲生”，听闻讲习班有由各机关报送旁听者，所以请求“破格安置，允予旁听，以遂革命之志”。次日，湖南湘乡陈斌呈报国民党中执会，讲述自己从湖南艰苦奔赴广东，但初试未能通过，现请求入班旁听。24日，国民党中执会致函讲习班，转达刘积丰、陈斌请求。次日，讲习班复函中执会：“政治讲习班学额三百五十人，久已考取入舍。旁听生亦由五十名扩充至七十二名之多。现为讲堂席次所限，陈、刘两生实难收纳。”3月1日，中执会秘书处回复陈、刘，转告讲习班复函，“名额已满，碍难收容”。讲习班生源为三部分：一是湘军改编第二军的编余人员，二是湖南党组织秘密选派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三是从全国各地招收的青年学生。
广东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各项革命工作急剧增加，为讲习班提供授课场所并非易事。1926年2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由湖南政治研究会提出的“请拨中央党部所余房屋，充短期政治讲习班为校舍”提案，决议“由谭平山、林祖涵两同志指定之”。讲习班设在广州惠爱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中央党部的空坪里临时搭盖一些简陋的竹棚，作为教室、宿舍之用。学员生活俭朴，住的是竹架子屋，几十个人住一间，睡的是双层床铺；上课一般是大课，全班学员一起听课。
1926年2月28日，讲习班举行开学式，谭延闿等理事及来宾、教员等出席。谭延闿讲述设立讲习班缘由：“革命的党和武装的士兵一样，都是要能‘扎硬寨，打死仗’的；没有受过训练的革命党员，也和没有受过教育的武装兵士一样，都是不能应战……因为湖南是北伐的孔道，所以先把湖南省区的同志，集合到这里来，将来逐渐推移，再做各省区的工作，这就是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的缘起。”接着，教员萧楚女、沈雁冰，理事陈嘉祐、林伯渠、毛泽东，来宾彭泽民、陈其瑗等相继发表演说。在开学式上，谭延闿感觉“学生气象甚好”。
讲习班开学月余后，毛泽东向国民党中执会报告：“学生三百五十人，旁听生一百二十人。”学员年龄从十八九岁到四十七八岁不等，以25岁左右的青年居多，学员和旁听人员中有少数几位女性。有的学员提前离班，例如，来自湖南华容县的革命青年程学敬进入讲习班学习不久，湖南党组织负责人李维汉致函李富春，要求程学敬返湘负责新的工作。根据后来刊印的《同学录》，讲习班毕业学员382人，其中湘籍350人，其他省籍人数情况：江西9人，湖北7人，江苏3人，浙江、广东、四川各2人，内蒙古、安徽、福建、河南、贵州、陕西、直隶各1人。湘籍学员占90%以上，名为“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实乃“湖南政治讲习班”。在湘籍学员中，人数最多的地区是长沙，有39人；宁乡次之，33人；衡阳27人；湘乡25人；宝庆21人；湘潭19人；益阳17人。讲习班学员人数虽然变动不定，但基本保持在300多人的规模。
在讲习班筹建和管理上，毛泽东和李富春出力尤多。讲习班前期，毛泽东担任代理主任。2月28日，毛泽东在讲习班开学典礼上讲道，“这回从湖南来此地的同志，我相信都是彻底的革命者”，开办讲习班的目的“是在炮火中制造革命人材”。3月18日，在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集会上，毛泽东发表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演讲，说道：“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他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由此强调“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吸取失败的教训。不久后，因为毛泽东主要精力转到农讲所上，讲习班事务由李富春接手。
讲习班的教学内容包括政治课程和军事课程，以政治课程为主。讲习班规定，“不是学习什么特殊技能，也不是研究什么专门科学，所讲习的范围，只是怎样切切实实地把三民主义和本党的党纲、政策，应用到实际工作上去”。讲习班课程主要围绕这个原则安排，教员主要是国共两党重要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主要教员和课程有：汪精卫，中国国民党史；陈公博，中国国民党政纲；高语罕，三民主义；张太雷，世界政治经济状况；邓中夏，职工运动；萧楚女，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恽代英，中国政治经济状况；郭沫若，革命文学；毛泽东，农民运动；等等。教员讲授后，学员分小组讨论，或举行各种形式座谈会。据黄克诚忆述，宋庆龄、蒋介石、吴稚晖、彭湃等都来讲演过，学员还经常到广东农民协会去上党课，讲党课的主要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周恩来也来讲习班讲过党课。
军事训练亦是讲习班课程一部分。学员300多人编为一个大队，由刘楚杰（中共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担任大队长，大队下辖4个中队，大队长和中队长从黄埔军校或其他军事单位抽调而来。中队以下的区队不设专职区队长，而由学员民主推选产生，协助队长进行军训和处理相关生活方面的问题。学员穿着军服，每人发步枪1支，作为军事操练之用，但不发子弹；生活按士兵待遇，除供给制服和伙食外，还按月发给零用钱。讲习班军事训练的目的，是让学员具备军事基础知识，因此，军事训练在教学内容中比重较小。学员除每日必须进行晨操一个半小时外，军事制式教练每两天举行一次，要求并不严格，野外演习很少举行。军事学科没有专职教官，仅由队长或请人来讲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等。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等大教程，虽有时也请人来讲，但不深透，仅是一些基础知识。显而易见，讲习班军事训练并不充分，与其主要培养政工干部的定位直接相关。
广州政治讲习班开班期间，革命形势发展迅速。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遣部队已经进入湖南，揭开北伐战争序幕。为适应革命形势，讲习班需提前结束，组织学员投入战斗。因此，讲习班原计划为期半年，实际存在时间为4个月。与此同时，湖南方面已经为迎接这批革命干部做准备。1926年6月，湖南省党部电呈国民党中央，请“于六月份津贴项下拨大洋五百元为召回政治讲习班学生旅费，并请函致粤汉路免费至韶关，以便工作之进行”，18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照办”。
根据革命形势变化，讲习班湘籍学员结业后，有以下几种去向：第一，由于湖南的唐生智已经接受广东政府任命，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并派代表到广州接洽成立第八军政治部，要求分配所需要的政工干部，调去讲习班学员69名；第二，原来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考送来的100多名学员，本系代训性质，原定学成后回原地工作，但因形势变化，学员无法照原议分派安排，只选派50名学员回湖南工作；第三，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潜所部调入学员30名，其他各方调入学员14名；第四，经上述调派后，讲习班还剩袁崇全等187人，6月底，全数调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员特别训练班，加以短期训练，随军出发并开展宣传工作。7月6日，讲习班举行毕业式，谭延闿、陈其瑗等到场演讲，政治讲习班宣告结束。同月，谭延闿呈请国民党中央，报销讲习班开支决算，31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核销”，算是完成讲习班的最后程序。
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经讲习班培训的干部承担了大量军队政治工作，为北伐顺利进军作出重要贡献。后来成为中共高级将领的曾希圣、段德昌、黄克诚等人，在讲习班毕业后，于6月下旬转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举办的训练班，接受约2个星期的军队政治工作特别训练，随即被编入北伐军前敌政治宣传队。曾希圣任分队长，随军进入湖南，从广东韶关到湖南长沙一路上，“沿途开展了群众工作，召开群众大会，进行革命宣传，粘贴标语，散发传单。所到之处，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迎北伐军”。来自湖南南县的学员、共产党员段德昌，先后担任唐生智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和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为北伐战争做了大量政治工作。在中共领导下，北伐时期军队政治工作主要包括：向北伐官兵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讲明北伐战争的革命性质、意义与目的，用以提高北伐官兵的革命精神，激励战斗意志，鼓舞杀敌勇气；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部队在战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力宣传和组织民众支援北伐战争；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各军担任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达1500人左右。正是这些共产党员的政治工作，大大助推了北伐顺利进军。
三、广州时期革命干部培养
广州政治讲习班值得追问和思索的问题有很多，有必要将其置于中共党史的长时段，分析其在中共党员干部培养历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中共成立初期，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党员人数发展缓慢。1921年7月中共一大前后，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时，党员195人；1923年6月三大时，党员420人；1925年1月四大时，党员994人。而且党员分布不均，主要集中于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其他地方党员不多；知识分子党员居多，工农党员很少，结构不甚合理，组织涣散。国共合作后，全国革命运动蓬勃兴起，随着各条战线工作展开，各级组织普遍感到干部不足，出现“人材缺乏的饥荒”现象，无法跟上革命形势发展。
中共中央很快意识到干部培养问题的紧迫性。中共四大明确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若不能切实扩大党组织，“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因此，“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智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要达此目的，“则要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还指出，为扩大“吾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湖南、湖北等地。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明确党在革命中“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指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特别强调党内教育的重要性，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决定“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革命形势的新要求促使中共将发展党员、教育党员、培养干部置于重要地位。
在全党上下形成共识、全力以赴的情况下，1925年、1926年党组织迎来大发展。据统计，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时，党员猛增至5.79万人，两年多时间里党员人数增长近60倍；同时期，共青团员由2365人迅猛发展到约3.5万人。具体到革命策源地广东，伴随着革命形势高涨，全国各地革命青年奔赴广州，党员干部人数激增。从1925年下半年到1926年上半年，“近四到六个月，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在数量上增加了几十倍”。而党员人数迅猛发展，必然伴随各种问题，因此，必须进行党员教育和干部培训。
共产国际也意识到中共存在党内教育薄弱的问题。1926年春，以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考察团来广州考察，布氏一方面肯定中共“在扩大自己的队伍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人数有巨大的增长”，另一方面指出，必须加强对党员和党组织的政治教育，“如果对党组织进行必要的党的政治教育，那么党组织的力量就会得到增强”，问题是，“在这里，这项工作肯定被忽视了，没有给予它应有的位置”。他特别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开展、深化、改进和加强内部教育工作。”为此，布氏致函鲍罗廷，明确提出中共应把“党内教育任务提到首位”。
为适应形势发展，在中共推动下，广州国民政府设立大量训练所、讲习所、讲习班等军政培训机构。干部训练班的产生一方面受到共产国际与早期留苏学生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共出于革命形势考量，采取的一种用时短、见效快、针对性强的集中培训方式。这一时期国共合作开办的各类训练班虽多以国民党名义开办，但组织者和授课教师多为共产党员。较为知名的训练班有“中国国民党党立华侨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华讲所”）、“工人运动讲习班”、“妇女运动讲习所”、“青年运动讲习所”、“商民运动讲习所”、“宣传员讲习所”和农讲所等，向往革命、远道而来的各地知识青年以“投考这些学校为参加革命队伍的正当出路”。由大量湘籍青年投奔广东而组建的广州政治讲习班，正是在此形势下产生。
广州政治讲习班如何培养干部？要从教员情况、课程设置与培养模式等入手分析。除了临时聘请讲座人员之外，目前可确切知道，政治讲习班有23名教员，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陈其瑗等少数几人是国民党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包括高语罕、张太雷、邓中夏、萧楚女、熊锐、恽代英、于树德、阮啸仙、郭沫若、蒋先云、毛泽东等。担任讲习班教员的国民党人授课量不多。例如，汪精卫为讲习班讲授“中国国民党史”，实际仅讲授一次课，时间仅为一小时，承担主要授课任务的是共产党员。
如何讲授政治课程？以共产党员为主的教员们颇费心思。萧楚女讲授社会主义相关问题时，从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到中国革命，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阶段的社会形态、经济组织、社会结构等方面，都作了讲述，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到来的规律，作了深入浅出且具体生动的分析。他备课严谨认真，讲授内容丰富，所举事例的人名、地名、统计数字，均能脱口而出并且翔实准确。不少学员本来是行伍军人，对学习不感兴趣，对理论学习感到头疼和厌倦，但是萧楚女讲得通俗易懂，使他们对理论学习逐渐产生兴趣。除了课堂讲授，教员们很注意学员的课余学习活动。萧楚女将自编的《社会主义讲授大纲》发给学员作参考，要学员掌握要点复习，不理解之处及时提出。此外，他还将《向导》《中国青年》《少年先锋》等刊物介绍给学员，引导学员关心国民革命运动，关注时局发展，促进学员思想转变。正是因为萧楚女等教员的讲授和引导，有的学员在讲习班里加入共产党或共青团，为党组织积蓄了革命力量。
另一位教员恽代英讲授“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课程，也颇费心力，思索如何将革命学说、时事政局、个人体验等关联起来。例如，他在讲解亲历的革命事件过程中传授革命学说。在五卅运动爆发一周年之际，恽代英为学员讲授“五卅运动”课程，他首先分析五卅运动爆发的原因，认为表面原因是日本纱厂的风潮和工部局关于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和交易所注册的3条提案，实质上，根本原因有4点：“第一，五卅运动，不仅为日本纱厂风潮与工部局提案面（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八十多年来的压迫，实为其根本原因之一。第二，革命宣传渐普及，亦是一种根本原因。第三，民众组织的发展，亦是五卅运动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第四，革命党的发展，更是五卅运动的一个最大的原动力。”接着，他分析五卅运动的利弊，五卅运动使“反帝国主义的潮流高涨”，使“民众的力量增大”，但同时“过早的促成了阶级之分化。阶级分化是五卅运动一个最大的影响”。最后，他总结出五卅运动的3点教训：“一是革命不要看得太容易，也不要看得太难了。二是在革命运动中，群众容易发生左右派的空想，这种空想，于革命运动的影响甚大，若非很好的宣传工作，随时打破这种空想，每每使得这种运动走入错误的道路，以至于失败。三是各阶级革命性，在五卅运动中，完全的表现出来。”他强调：“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定要特别注重工人、农人、学生、小商人，但是亦要尽力与大商人、大学者结成联合战线。”讲授过程中，恽代英注意用唯物史观、阶级观点分析五卅运动，启发学员深层次思考革命原因、动力、经验、教训等根本问题，充满革命理论和辩证思维。恽代英这次讲授内容较多，笔记经整理后，由政治讲习班印行。显而易见，政治讲习班较为重视政治理论讲授。
个案探究必须联系整体情况。欲深刻理解广州政治讲习班的干部培养，有必要联系同时期广州各种各样的训练所、讲习所、讲习班，在相互比较中，探析其共性与模式。在众多短期训练机构当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当数农讲所。农讲所先后办理六届，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其中，以毛泽东担任所长的第六届农讲所规模最大，学员达300多名，从1926年5月开班，到9月毕业。第六届农讲所除了赴海丰实习2个星期之外，“理论之讲授，实际授课十三星期，共授二百五十二小时”，课程设置包括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帝国主义等25门，在主办者看来，这些课程“于革命之理论及方法，尤以农民运动之理论及方法，大体已备”。教员队伍除了陈公博、陈其瑗、甘乃光等少数国民党要员之外，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包括毛泽东、萧楚女、彭述之、恽代英、李立三、罗绮园、彭湃、周恩来、于树德等。除农民运动相关课程，第六届农讲所课程与广州政治讲习班课程基本一样，两者的教员队伍高度交叉重合。其实，此前的第五届农讲所教育模式也与之类似，除军事训练和农民运动见习（到农村去参观访问）外，第五届农讲所课程包括4类内容：第一，关于三民主义；第二，关于中国国民革命基础知识；第三，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及其实施方略；第四，关于实习宣传训练。学习方式以“听报告、小组漫谈讨论”为主。农讲所课程设置也是以理论教育和学习为主。
华讲所同样是较为典型的短期训练机构，主要培养国民党海外党务活动骨干和华侨运动积极分子，学员以海外华侨子弟为主。所长由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彭泽民兼任，实际工作由教务主任、中共党员张航声负责。学员70多人，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教员由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担任，包括邓演达、郭沫若、萧楚女、熊锐、恽代英、韩麟符、任卓宣、陈其瑗、许超循、甘乃光等。不难看出，华讲所教员中“大部分是农民讲习所的教员”，两个讲习所几乎同用一班教员。华讲所每天授课6小时，每周36课时，课程设置也与广州政治讲习班和农讲所高度相似，注重革命理论学习，包括4方面内容：第一，理论教育，包括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等；第二，政治教育，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状况、世界和中国革命史、殖民地和民族运动等；第三，业务教育，包括华侨运动的作用、海外的团体活动、海外交通及华侨状况、工人商人青年运动等；第四，党务教育，包括国民党党史等。华讲所还聘请军事训练员，开展军事训练。学习期间，学员除了上课，还经常在报刊登载文章，宣传革命理念。
宣传员讲习所基本情况也相差无几。省港大罢工开始后，为加强工人教育工作，中共决定创办广东宣传员讲习所，指定冯菊坡为校长，吸收各工会的宣传人员为学员，校址设在长堤海珠戏院侧边的永德公司内，学员有100多人。课程设置有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革命史、劳工运动史、资本主义浅说、各国劳工状况、工人常识和演讲实习等。训练两个月后，便分派出去做宣传员。课程设置与培养模式与前述几个训练机构几无二致。
无论农讲所、华讲所、宣传员讲习所，还是本文考察的广州政治讲习班，它们的教员高度重合，构成基本一致，即共产党员为主、国民党员为辅；课程设置与培养模式大同小异，共性是理论教学占比较大，甚至主要是革命理论学习，辅以简单讨论，缺乏结合革命实践的教学措施。若扩大视野，不难发现广州时期不仅众多的训练所、讲习所、讲习班如此，甚至黄埔军校的培养模式亦大体如此。一般认为，黄埔军校是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但事实并非如此，黄埔军校“虽然号称以军事、政治并重为教育方针，实际上又是以政治教育为主。即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黄埔军校学习时间为半年至一年，“属速成性质”，与各种各样的训练所、讲习所、讲习班相近。课程设置上，黄埔军校同样侧重政治课程，设置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主义运动、社会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问题、苏联研究、农民运动、劳工运动、青年运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政治讨论等。政治课程教师也主要由共产党员担任：周恩来主讲国内外形势，恽代英主讲社会进化史，萧楚女主讲经济学概论，高语罕主讲政治学概论，于树德主讲政治形势。在军事教育方面，黄埔军校与此前的保定军校所教课程，包括典、范、令及四大教程等，差别不大。
综观上述诸多训练机构，不难发现，广州时期党员干部培养的重点在于政治理论教育，试图解决的是人的思想问题。这些机构的课程从世界形势、中国现实、阶级矛盾等角度分析中国为何要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异同关联与阶段性去解答中国如何推进革命等问题，意在引导革命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此种带有“学院主义”倾向的干部培养，在当时已引起一些革命者注意，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给少年国际的报告写道：“对内教育训练极感重要，惟因指导人材缺乏，各地均欠缺有系统而能合于实际生活的教育训练，有许多新入团的工人同志，对于党与团尚无很正确的政治观念，学生同志情形较好，惟过于注重于理论的研究和国际国内政治问题讨论的贪心，有学院主义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我们极力加以纠正，现在各地前后均开有短期训练班，以培养下层活动分子。”囿于各种原因，此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在如此重视政治理论讲授的培养模式之下，干部培养的实际效果如何？这是一个不易量化考察的问题。在此，不妨以黄克诚为例作一个案分析。在政治讲习班学习期间，广东内外发生一系列事件。1926年3月，北京发生段祺瑞执政府屠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广州发生蒋介石夺取革命领导权的中山舰事件；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发生“整理党务案”。面对一系列事件，已是中共党员的讲习班学员黄克诚虽然“感到震惊，但却不理解其中的奥秘，很长时间找不出正确答案”，不过，在此过程中，黄克诚开始懂得革命的复杂性，不像过去想象得那么简单。他讲道：“特别是当我看到共产党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主张时，头脑里的疑问就越来越多了。我带着这些疑问与周围的同志进行探讨和争论时，大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终仍然是不知所以然。”黄克诚“就像一个年幼的孩童，对许多事情尚处于似懂非懂之中”。黄克诚的思想和认识状况，是当时众多学员状态的集中体现。实际上，在政局变动中，政治讲习班学员“思想是相当混乱的，好些人表现出情绪极为苦闷”。
黄克诚等学员面临的情况，可以从讲习班所授的政治理论课程中得到部分解答。仔细分析讲习班理论课程，不难发现其中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三方面糅合而成的革命理论学说，既有中国国民党史、中国国民党政纲、三民主义等国民党历史、政治学说等课程，也有世界政治经济状况、职工运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帝国主义之由来及其性质等社会主义革命学说课程。理论课程的多方糅合，是由于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和国共合作。随着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导致革命形势渐趋恶化，必然导致干部的思想混乱。前述黄克诚的“疑问就越来越多”和“似懂非懂”的思想状态，即与此有关。
因此，有必要从国共合作架构下国民党干部培养的总体情况出发，分析讲习班干部培养中的国民党因素。1923—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指定鲍罗廷为国民党的“训练员”，即意在“训练”国民党组织及党员，他指示全党“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更明确表示，“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成为能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虽表示要继续努力从事革命主义之教育，“期吾党同志于严格的教育及训练之下，成为组织国民革命之人才；且以此人才为中心，投入于民众之中，而造成真正民众之政党，以促革命的建设事业之进行”，但在实际运作中，国民党缺乏系统的谋划和部署，诸多安排体现其随意性。
广州政治讲习班隶属国民党中央，要求全部学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组织生活，熟悉党务。但是，开班1个多月后，讲习班“尚有一百余人未曾入党”。待这些学员集体加入国民党后，对于是否设立特别党部及党部隶属等问题，国民党中央尚未指示。为此，讲习班代理主任毛泽东报呈国民党中执会，请示办法，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复函，指示该班党部隶属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第四区党部。后来，讲习班学员按宿舍编成若干小组，全班编为一个国民党区分部。为了使学员熟悉党务工作，便于结业以后从事党务活动，讲习班设立了一个模拟的“省党部”，下辖3个县党部、9个区党部、27个区分部；各级党部都按规定设有执委、监委、部长或干事等，由学员通过民主方式选出。由此，讲习班初步建立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框架。
讲习班学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也有一般政府官员与革命军人，个别还有当过县长的”，由于学员较多，来源有别，成分复杂，思想也存有差异，或多或少影响了讲习班里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实际上，入班之前正式加入共产党或团组织者只是少数，后来发展了一些。问题是，在国民党旗帜下的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一般没有公开身份，谁是共产党员或团员，他人并不知晓。这种组织形式也影响了共产党员的活动，据讲习班学员忆述：“由于党团组织当时没有公开，我们在校集会不便，所以未曾开过全体大会，有事或例行学习，只开小组会或小组长联席会。”联席会一般在讲习班以东1公里多的毛泽东家中，或讲习班以西约2公里的李富春家中举行。
国民党对讲习班具体事务也时有干预。讲习班是在谭延闿直接推动下设立的，军政事务繁多的谭延闿对讲习班并未完全放任，他多次到讲习班参加开学式、毕业式等活动，还在纪念周活动作演讲或报告。在讲习班人事安排上，谭延闿亦有干预。讲授“各国革命史”的教员石醉六是来自湖南的军政人员，与谭延闿交往较深，思想颇为右倾，应谭之邀从上海来到广州，后进入讲习班担任教员。
总体而言，尽管国民党高层提出要重视干部培养问题，但在国共合作期间的干部培养实践中，国民党党员特别是“老同志”往往浮于上层，很少深入基层，主要由国民党中的“新青年”（多数也是共产党员）从事基层组织宣传训练等工作。国民党作为讲习班的主办者，缺乏系统周密的培养计划，随着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对共产党的防范逐步加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讲习班培养效果和一些学员此后的道路选择。
结语
广州政治讲习班的历史作用为很多革命者铭记。李维汉晚年回忆，从1924年起，湖南为了培养革命骨干，陆续选派人员去广东参加各种讲习班、训练所。他特别说道，“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党中央为了加强北伐沿途的工作，还专门举办一届以湖南学员为主的政治讲习班，职员都是湖南人”，培养的革命干部，或随军或派回湖南工作。可见，广州政治讲习班事迹依然留存革命者心中。当时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地处广东北面的湖南与之地缘关系密切，中共充分运用地缘关联，依托自身在湖南的组织优势，动员和选派大批革命青年赴粤，接受教育培养成为革命干部，然后再派赴前线，为迎接北伐军进入湖南奠定有利革命条件。
若不囿于广州政治讲习班，而是扩大考察视野，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众多的训练所、讲习所、讲习班乃至黄埔军校，共同构成广州时期革命干部培养体系，利用用时短、见效快、针对性强的训练模式，迅速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这批以知识青年为主的革命干部本身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富有革命理想，在广东接受集中的革命教育训练，具备较强的革命执行力，较好地解决了国民革命的干部需求问题。广州时期干部培养吸收借鉴了苏俄干部培训模式，强调政治思想教育，确立了思想教育在干部培养中的优先地位，成为这一时期革命干部培养的重要特点。毋庸讳言，此种培养模式也存在一定局限。有研究认为，“讲习”二字是对广州时期干部培养特征的最好概括，“讲”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讲”，“习”是理论指导实践的“习”。实际上，广州时期各种训练所、讲习所、讲习班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基本只有学习、教育、灌输、简单讨论，缺乏多样化的教学举措和考核、淘汰、自省等环节。国共合作既为共产党提供了活动平台和发展契机，也带来不少问题。国共合作框架下的干部培养中，革命理论学说多源，难免相互矛盾，导致部分受训干部思想混乱；各类机构在国民党中央名义下，分属各个部门，往往自行其是，具有很大分散性，缺乏集中领导和统筹协调机制；各训练机构虽由共产党员实际承担管理和教学工作，但国民党对具体工作时有介入，两党合作式的干部培养模式难以形成并贯彻统一的教学理念。事实表明，革命要进一步向前发展，在培养干部的方向、道路与模式上，中国共产党必须走独立自主之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将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相结合，才能培养出更符合革命需要的干部。
从中国共产党干部的代际视角审视，广州时期的革命干部既具有大革命时期的特征，又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他们与此前的建党一代不同，与其后的苏区干部既有所交叉，又存在一定差异。大体而言，广州时期的革命干部大多出生于1900年前后，奔赴广州参加革命时，大半为20多岁的知识青年。此前的建党一代，一些人参加了辛亥革命，更多人则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广州时期的革命干部，不少人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更多人则参加了五卅运动，一大批先进青年通过五卅运动认识到斗争的残酷，在经受血与火考验的同时，也坚定了内心的选择，毅然走上革命之路。李一氓（1903—1990），1925年五卅运动前在上海读书，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奔赴广州开展革命活动，他晚年分析道：“早些时候的五四运动，一般地是促进了中国青年的民族觉醒，范围主要在青年学生。而五卅运动，就它的规模和性质而论，则一般地是促进了中国青年的民族觉醒，但更多的是促进了中国青年的阶级觉醒。”知识青年从“民族觉醒”到“阶级觉醒”，既反映革命时代的递嬗，也反映革命干部的代际演进。对广州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而言，领导者依然是建党一代，但主体已是奔赴广州的革命青年。随着局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广州时期的革命干部面临分流淘汰，面对白色恐怖和革命低潮，坚定的革命者选择继续斗争，日后成为苏区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近代史飙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