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吴建国，是1972年冬天穿的军装。那一年，我刚满十八，高中才读了一年，浑身都是用不完的劲儿。我们村儿里征兵，大队支书一吆喝，我第一个就报了名。临走那天，场面那叫一个热闹。俺娘哭成了泪人，死死攥着我的手不肯放，临了了，往我挎包里塞了五个还冒着热气的煮鸡蛋。“

我叫吴建国，是1972年冬天穿的军装。那一年，我刚满十八，高中才读了一年，浑身都是用不完的劲儿。我们村儿里征兵，大队支书一吆喝，我第一个就报了名。临走那天，场面那叫一个热闹。俺娘哭成了泪人，死死攥着我的手不肯放，临了了，往我挎包里塞了五个还冒着热气的煮鸡蛋。“儿啊，到了队伍上，别惦念家，好好听首长的话……”我爹蹲在门槛上，闷头抽着旱烟，最后就憋出一句：“别熊，给老吴家争气！”我胸脯挺得老高，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儿：“放心吧！爹，娘！等我开上大军车回来看你们！”

结果呢？一坐上那绿皮“闷罐车”，听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看着熟悉的家乡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不见，我这眼泪啊，它就不听话了，吧嗒吧嗒往下掉，赶紧扭过头，怕被一起入伍的同乡看见笑话。现在想想，那不就是个半大孩子嘛！

新兵训练那五十天，真叫一个“脱层皮”。我们的班长是个山东老兵，姓雷，人如其姓，嗓门大的像打雷。“吴建国！站直喽！挺胸！收腹！头抬起来！看你那样子，像棵没长直的歪脖子树！” 每天不是队列就是体能，晚上睡觉胳膊腿都都不是自己的了。但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咱是农村娃，能吃苦，绝不能认怂！

分配下连队的时候，我一听是汽车二连，心里那个美啊！能学技术，还能开上威风凛凛的大解放，这可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好兵种！果然，到连队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好运就砸头上了。排长笑眯眯地找到我：“小吴，赶紧收拾铺盖卷，明天去司训队报到，学开车！”我当时感觉像中了头彩，晚上躺在被窝里，还偷偷掐了自己一下，生怕是在做梦。

司训队半年，那才叫有意思。我的教练班长是个老志愿兵，技术顶呱呱，就是脾气急，一口浓重的胶东口音。我第一次上车，紧张得手心全是汗，挂档使劲掰，离合器猛踩。“哎呦俺滴娘诶！”班长一嗓子把我吼懵了：“你这是跟档杆有仇啊？还是把离合器当仇人踩？轻点！温柔点！它是你媳妇儿不成？”一车人哄堂大笑，我闹了个大红脸。但就是在这种“吼骂”教学下，我们这帮新兵蛋子硬是学会了“起步停车、倒车移库”的全套本事。

学成回到老连队，我总算是一名真正的汽车兵了。可那时候条件是真艰苦，连队车少人多。平时训练还好，一到全连出动执行任务，那场景，真是永生难忘。尤其是冬天，西北风跟小刀子似的，我们一个排三十多号人，全挤在一辆解放卡车的后车厢里。穿着厚厚的棉军装，一个个裹得跟棉花包似的，挤得前胸贴后背。老兵班长有办法，站在车下叉着腰指挥：“一班二班的，靠两边车帮坐，脸朝里！三班四班的，坐中间，背靠背！屁股往下坐，挤一挤，给新同志腾个地方！都是亲兄弟，挤挤暖和！”

驾驶室？那是“首长专座”。连长、指导员、排长、司机，再加上个文书或给养员，刚好坐满。咱们战士，就在后头喝着西北风，唱着“打靶归来”，在搓板路上颠得七荤八素。团后勤处心疼我们，还搞了个“技术革新”——在车厢前面装个铁皮暖箱，用汽车排气管的废气来加热。想法是好的，可那玩意儿效果实在有限，主要是心理安慰。我们副驾驶的老兵还编了个顺口溜：“远看像冰箱，近看是暖箱，除了不制冷，它也不制热！”逗得大家哈哈乐。苦吗？真苦。但没人抱怨，那时候的人，思想单纯，就觉得当兵吃苦，天经地义。

我在连队一步一个脚印，从战士干到副班长，74年年底，当了班长。扛上红旗肩章的那一刻，我感觉责任重如山。带兵不光是教技术，还得教做人。我们班有个城市兵，娇气，怕脏怕累。我就找他谈心：“咱们汽车兵，手上有油，身上有土，脸上有汗，那才叫光荣！干干净净的，那叫少爷兵！”后来这小子成了连队的技术尖子。

我这辈子最难忘的，是76年年底提干。那天我正钻在车底下保养，弄得满脸满身都是黑油泥。连长突然在车库门口喊我：“吴建国！出来一下！”我赶紧爬出来，心里直打鼓，还以为犯啥错误了。只见连长笑眯眯地看着我，上来就照我胸口捶了一拳：“好小子！团里通知，让你马上去卫生队体检！你要提干啦！”

我当时就愣住了，手里的扳手“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连…连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不是都说，要提文书吗？”

“我跟你开这玩笑干啥？”连长眼睛一瞪，“这是命令！赶紧去！把自己捯饬干净点！”

那天晚上晚点名，教导员当着全连的面宣读提干命令的时候，我的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四年，从一个农村娃，成长为一名军官，这其中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只有自己知道。我感觉对得起爹娘，对得起这身军装。

时间一晃，到了81年，我已经是连队的指导员了。8月底，任务来了，而且是个“硬骨头”任务。团首长亲自交代：“吴指导员，格尔木新营房建设，急需木料。团党委决定，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汽车二连！去西藏林芝，把木材给我拉回来！”

我的老天爷！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川藏线，那是出了名的险，号称“死亡公路”。我们连队常年跑青藏线，对川藏线完全不熟。而且拉的不是普通物资，是又重又滑的原始森林原木，这要是捆不牢，在悬崖边上滚起来，那就是车毁人亡啊！再加上高原反应……我这心里，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回到连里开动员会，我把情况一说，战士们的反应却出乎我的意料。一个个非但不怕，反而兴奋得摩拳擦掌：

“指导员，林芝是不是神仙住的地方啊？听说可漂亮了！”

“俺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原始森林呢！这回可开眼了！”

“听说那地方产灵芝？咱能不能捎点回来？”

就连炊事班长老王，都系着围裙跑来凑热闹：“指导员，我必须得去！高原上做饭学问大着呢，不用高压锅，面条都煮不熟！他们去了谁做饭？”

看着大家伙儿高涨的热情，我是既感动又担心。光有热情不行啊，这是玩命的任务，必须得有懂行的。我立马向营里汇报了困难。还是老领导心疼咱们，第二天就把刚提拔到副营长位置的老唐给派回来了。老唐一进连部，就笑着给我胸口一拳：“咋啦小吴？让几根木头难住啦？别怕，老哥我给你压车！”

哎呀，老唐这一来，我这心里立马就踏实了一大半！他以前在川藏线跑过运输，拉过木料，是真正的“老西藏”。有他在，就像有了定海神针！

出发前，我们做了万全准备。27辆德国产的“大依发”卡车，先满载着进藏的装备物资，9月15日从格尔木浩浩荡荡出发了。这一路也不轻松，高原反应折腾得人够呛。新兵小李吐得脸色发白，瘫在车厢里哼哼：“指导员……我……我是不是要革命到底了……”我给他喂了口水，给他打气：“胡说什么！吐啊吐的就习惯了！男子汉大丈夫，这点苦算啥！”

七天之后，我们安全到达拉萨。卸完物资，我们在拉萨休整了两天。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我和老唐不敢怠慢，连夜召集所有班长、骨干开会。

老唐主持，他经验丰富，说话一针见血：“兄弟们，拉木头有三怕：一怕路险，二怕木滚，三怕饿肚。咱们得把规矩定死喽！”

我接着补充：“第一，安全第一！车队绝不能挤在一起跑，拉开距离，头车负责探路报告路况，尾车负责收容。宁可慢十倍，绝不抢一秒！‘宁可人吃千般苦，决不让车受半点损’，这是死命令！”

“第二，”老唐拿起一截钢丝绳，“捆扎是命根子！每辆车，钢丝绳 double（双倍）！打死结！用撬棍绞紧！出发前，班长检查，排长复查，我和指导员抽查！谁那儿出了纰漏，我处分他班长！”

“第三，”我说，“生活上要团结。这一路上兵站不归咱青藏兵站部管，吃饭得用现金和粮票。饭量大的兄弟，身边战友帮衬着点，绝不能让任何一个兄弟饿肚子！老王，你的炊事班，关键时刻要能顶上，保证大家有口热乎的！”

会开完，我心里更有底了。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真正的考验是返程。当巨大的原木一根根被吊装上车厢，那沉重的分量压得大依发的钢板都吱呀作响时，气氛瞬间就变得凝重了。车队缓缓驶出林场，开始在高耸入云、悬崖峭壁的川藏线上爬行。

那速度，慢得让人心焦。头车不断用电台报告路况：“注意注意，前方200米急弯，靠右有塌方，减速通过！”“收到收到！” 每一个弯道，每一次会车，都让人手心冒汗。我坐在指挥车里，眼睛死死盯着前面的车队，耳朵竖着听电台，心一直提到嗓子眼。

休息时，根本顾不上累，第一件事就是挨个检查每辆车的捆绑情况，拿着撬棍这里敲敲，那里紧紧。钢丝绳深深勒进木头里，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再紧一圈！保险一点！”我沙哑着嗓子喊道。战士们毫无怨言，一遍又一遍地加固。大家都知道，这捆的不是木头，是全车人的命。

晚上宿营，高原的寒风刺骨。老王带着炊事班想尽办法弄来热水热饭。看着战士们围着炊事车，捧着饭碗，互相夹菜，互相叮嘱“多吃点，明天还得扛”，我这心里就暖烘烘的。这就是战友，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就这样，我们像蚂蚁搬家一样，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用了整整半个月，终于把这27车“金贵”的木头，一根不少、平平安安地运回了格尔木营地！当车队缓缓驶入团部大院时，团首长早就等在门口了。看着那一根根粗大的原木，团长激动地握着我和老唐的手：“好！干得漂亮！我就知道你们二连能行！”

那一刻，所有的疲惫、担忧、后怕，全都化作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们成功了！靠着严谨的准备、过硬的技术和战友间生死与共的情谊，我们啃下了这块最硬的骨头！

任务圆满完成了，我拖着快散架的身体回到连队，心里盘算着得好好洗个澡，睡他个三天三夜。可还没等我把沾满油污的军装脱下来，营部通信员小张就风风火火地跑来了，脸涨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地喊：“报告！指…指导员！团里紧急电话，让您立刻去梁副政委办公室！营长让您跑步去！”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莫名的预感涌上心头。任务刚完成，这么急叫我去，能是啥事？

我小跑着赶到团部，甚至没来得及整理一下仪容。梁副政委看着我一身尘土、满脸疲惫的样子，让我坐下，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语气温和却直接：“吴建国同志，你的转业报告，组织上已经研究通过了。”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话，我还是愣住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副政委接着说：“你的身体情况，组织上都了解。胃病严重到无法正常进食，还坚持带队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难为你了。回去好好养病，部队永远是你的家。”

我站起身，挺直腰板，敬了最后一个军礼：“感谢组织关心！我……服从安排。”

走出团部大楼，高原的阳光格外刺眼。我回头望了望这片我奋斗了十年的地方，营房、车库、训练场……一幕幕往事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十年青春，汗水、泪水、欢笑、艰辛，都留在这里了。舍不得，真舍不得啊。我的战友，我的军车，我视为生命的军装……

1982年初，我默默地办完了所有手续，摘下了心爱的红领章、红帽徽。告别那天，全连战士自发地站成一排。这些平时流血流汗不流泪的汉子们，一个个都红了眼眶。我强忍着眼泪，挨个捶他们的胸口：“哭啥！都给我好好干！别给咱汽车二连丢人！以后……常来信！”

车子开动了，我看着后视镜里越来越远的营房和战友们久久不愿散去的身影，眼泪终于决堤而出。

十年军旅，一场大梦。我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献给了青藏线，献给了我的汽车兵生涯。苦过，累过，哭过，笑过，骄傲过。那27车木料，是我军旅生涯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勋章。这辈子，能有过这样的十年，值了！真值了！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