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4年，《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了出现在特殊时期的样板戏，认为样板戏生动展现了雄伟壮丽的中国革命历史画卷，进一步提升了京剧在文艺界的地位，是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崭新艺术典范。
1974年，《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了出现在特殊时期的样板戏，认为样板戏生动展现了雄伟壮丽的中国革命历史画卷，进一步提升了京剧在文艺界的地位，是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崭新艺术典范。
随着历史翻过旧篇章，进入崭新的一页，样板戏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也渐渐出现了争议，有人甚至对样板戏开始全盘否定。
在各种争议中，曾经是样板戏重要创作者的著名作家汪曾祺，也曾因为各种政治压力，受过委屈。
不过，和很多人对样板戏持否定态度不同的是，汪曾祺坚信样板戏有其艺术价值。
对于自己主笔的《沙家浜》，汪曾祺对其中的《智斗》一场更是极其自信，认为这一唱段一定能成为京剧的经典唱段，传唱后世。
为何汪曾祺会对《沙家浜》中的《智斗》一场如此自信呢？
这还要从《沙家浜》的创作过程说起。
《沙家浜》的故事，最早还要从1939年说起。
当时，新四军将领叶飞率部转移时，在苏南芦苇荡内留下了36名伤病员。
这36名伤员，在遮天蔽日的芦苇荡中，靠着乡亲们日日送粮送药，逐渐将养好了身体，而后，重新集结起来，继续在苏南一带开展游击战。
后来，这36名伤员的故事，被写成歌曲传唱。这就是1943年诞生的《你是游击兵团》抗日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7年前后，刘飞将军将这一段游击斗争经历，写成口述回忆录《火种》，意思是，当年的36名游击队员，像火种一样，在芦苇荡中开展游击战斗。
战地记者崔左夫又写出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
这两部作品的先后问世，为后来的戏剧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年后，上海沪剧团在这两部作品的基础上，推出革命现代戏《碧水红旗》。
该剧以生动的笔触，细致描绘了抗日伤病员在沙家浜英勇斗争的故事，展现了游击队员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该剧推出后，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不久之后，文牧等创作者又根据刘飞的《火种》，对剧作进行再次修改，并将剧名改为《芦荡火种》，更契合剧作描写展现的内容。
不过，不论是《碧水红旗》还是《芦荡火种》，其传播影响力都有限。这部剧作的大红大紫，家喻户晓，还要等到它被改编成京剧之后，名字改成《沙家浜》之时。
此时，才是《芦荡火种》迎来它真正辉煌的时刻。
1964年，在全国现代戏观摩大会上，《芦荡火种》被北京剧团相中了。
为了把沪剧成功移植转化为京剧，北京剧团将这一改编重任落在了文笔出彩老练的汪曾祺的肩上。
汪曾祺对于京剧艺术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到的见解。
接受了这一重要创作任务后，汪曾祺开始反复阅读研究《芦荡火种》，力求既吸收原剧本的长处，又有大量改进与提高。
那一年的深秋时节，汪曾祺和他的创作团队住进了颐和园的龙王庙，在红漆廊柱和雕花窗棂间，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剧本改编。
汪曾祺认为，京剧传统戏曲人物塑造上的缺点是，性格简单化，角色缺乏深度和立体感。
因此，在改编《芦荡火种》的时候，汪曾祺有意加大了在这一方面的探索改进和精雕细琢。
对于阿庆嫂，汪曾祺既刻画了她的精明干练和泼辣，又表现了她的机警敏锐和智慧。
对于反面人物刁德一和胡传魁，坚决杜绝漫画式、脸谱化处理，既表现反面人物的优势与特长，又突出其狡诈和阴险，还刻意增强了剧情的紧张感和悬念感，让观众耳目一新。
给汪曾祺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智斗》一场的唱词编写。
这一场戏，主要围绕阿庆嫂、胡传魁和刁德一三人的茶坊博弈展开，因此，三人的正面对话和心理活动，都需要在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观众，让观众从人物的对话和心里独白中感受到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特点和丰富内心世界，这非常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力。
当然，对于汪曾祺等创作者来说，也考验他们的编写功底。
汪曾祺在唱词创作中，反复推敲，精益求精，力求每一个字、每一句都能达到无懈可击的完美境地。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这段唱词一开头就是浓郁的烟火气。一个“垒”字，让人仿佛闻到了灶台上煨着的砂锅老鸭汤的香味；一个“煮”字，又让人想到，七星灶上沸腾着的，岂止是寻常人间茶水，更是五湖四海的人间烟火气。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
这段汪曾祺创作的唱词，来自活泼泼的民间语言，既通俗晓畅，又韵律和谐，生动展现了阿庆嫂的热情周到、灵活机智和性格泼辣。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汪曾祺独自一人猫在自己住的胡同小平房里，将带回来的唱词，一遍遍在稿纸上修改，一字一句都不放过，细细揣摩，反复修改。书桌边的废纸篓里，塞满了被汪曾祺揉成团的稿纸，窗台上的烟灰缸里，挨挨挤挤，积了有半烟灰缸的烟头······
就这样夜以继日的埋头创作修改，反复打磨，最终，《沙家浜》大获成功。
1964年年底，彭真等领导同志看完改编的《芦荡火种》后，觉得耳目一新，大为赞赏。不久后，彭真还特意让《北京日报》为该剧上演发表社论，以示祝贺。
这之后，《沙家浜》演出盛况空前，连演一百多场，观众仍然欲罢不能。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唱词，更是红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人人学唱。
结语在汪曾祺看来，《沙家浜》被追捧，《智斗》被传唱，是因为它们都是深植于民间审美基因的来自人民的创作，因此才能超越政治超越时代，获得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底气，即使过了很多年之后，时代变了，观众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汪曾祺仍然敢放言：
“我虽因样板戏受过委屈，可谁敢说《沙家浜》智斗不经典？”
来源：史海任我行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