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起汪曾祺，人们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个温和的老者形象。他笔下那些关于美食的文字，总能让人闻到人间烟火气；他描写的市井生活，总是带着温暖的底色。在读者心中，汪曾祺是"最后的士大夫"，是"人间送小温"的践行者。但这位看似随和的老人，骨子里却藏着不为人知的倔强。
提起汪曾祺，人们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个温和的老者形象。他笔下那些关于美食的文字，总能让人闻到人间烟火气；他描写的市井生活，总是带着温暖的底色。在读者心中，汪曾祺是"最后的士大夫"，是"人间送小温"的践行者。但这位看似随和的老人，骨子里却藏着不为人知的倔强。
汪曾祺一生都没有写过严格意义上的自传。1991年，在长春《作家》杂志的再三邀约下，他才勉强写了八篇"带自传、回忆性质的系列散文"，取名为"逝水"。即便如此，他也只写到初中生活就戛然而止。在他看来，自己的一生"很平淡，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往事"。
有趣的是，在他谈论其他事物的文字里，那些关于自己的片段却像露珠一样不经意地散落其间。这些零星的记忆碎片，被有心人收集起来，编成了《宁作我：汪曾祺自传》。编者说："老头儿不认真谈往忆旧的时候，反而会冒出很多有趣的历史细节。"这就像汪曾祺的性格，越是刻意回避的东西，越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这本书的封面很有意思。汪曾祺自己画的一只鸟儿，梗着脖子，带着几分嘲弄的神情傲视天空。这个形象与他平日给人的温和印象大相径庭。书名"宁作我"取自《世说新语》，是汪曾祺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句话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坚持。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县城东大街一个书香门第。这座被水环绕的小城，像一只浮在水面的盂，城里的石板路常年泛着水光。汪家祖上是徽商，后来在高邮置地定居，到他祖父这一辈，已经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乡绅。汪家大院有三进，天井里种着腊梅和天竺，书房里堆满了线装书。年幼的汪曾祺常常趴在书房的窗台上，看雨水顺着瓦檐滴落在青石板上。
1931年的那场大水，给十岁的汪曾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运河水漫过堤岸，县城里一片汪洋。他记得父亲划着小船去救济灾民，回来时裤腿湿透，却还笑着说："水退了就好。"这种从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汪曾祺。多年后他在散文中写道："高邮人见惯了水患，懂得随遇而安。"
汪家大院坐落在高邮城东，是一座典型的江南老宅。三进的院落，青砖黛瓦，檐角翘起，像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鹤。推开厚重的黑漆大门，迎面是一道爬满常春藤的影壁。绕过影壁，天井里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缝隙里长着细小的苔藓。
祖父是前清的拔贡，肚子里装着不少学问。他有田地，开着药店布店，生活却出奇地俭朴。喝酒时只就一个咸鸭蛋，还要分两顿吃。喝到微醺时，就一个人在书房里高声吟诵古诗。这位看似古板的老先生，却有着不为人知的温情。他免费为乡邻们治眼疾，用的是祖传的方子。对孙辈中，他格外疼爱汪曾祺，常让他闻鼻烟壶。有一次汪曾祺打嗝不止，祖父故意问他交代的事办完没有。苦思冥想之际，祖父哈哈大笑："看，不打嗝了吧？"
三岁那年，汪曾祺永远失去了母亲。她姓杨，是本县大户人家的女儿，写得一手好字。得肺病后，她独自住在偏院的小屋里，连最后一面也不让孩子见。长大后，汪曾祺在父亲的书房里翻出一摞母亲写的大楷，纸已经泛黄，字迹却依然清秀。父亲说，母亲嫁过来后，每天都要写一张大字，这是她为数不多的消遣。有时汪曾祺望着她的画像出神，画中的女子眉目如画，却永远定格在了二十六岁。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是个开明的乡绅。不同于当时常见的严父形象，这位父亲更像是个有趣的生活导师。他教儿子刻图章、画画、吹笛子，甚至一起研究怎么做风筝才能飞得更高。夏天的傍晚，父子俩常常坐在院子里，就着一碟煮花生对饮。汪曾祺十七岁那年写情书，父亲不但不阻拦，反而兴致勃勃地帮他修改词句。这种亦父亦友的关系，在当时的中国家庭中实属罕见。汪曾祺后来回忆说："父亲从不把我当小孩看待，我们之间是可以讲道理的。"
1937年，战火逼近高邮。正在读高二的汪曾祺随家人到乡下避难。临行前，他在行李箱里塞了两本书：沈从文的《边城》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乡下昏暗的油灯下，这些文字成了他最大的慰藉。他尤其喜欢沈从文笔下那个纯净的湘西世界，常常读得入迷。父亲偶然翻看后惊讶地说："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这句话像一粒种子，悄悄埋在了少年心中。
1939年夏天，十九岁的汪曾祺告别家乡，前往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临行前夜，父亲在书房里和他长谈。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几本书上路，其中就包括那本已经翻旧了的《沈从文小说选》。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似随性的选择，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在昆明，他不仅成为了沈从文的学生，更开启了自己的文学之路。
1939年秋天，汪曾祺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进西南联大校门。这座战时临时组建的大学，汇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校园里，茅草屋顶的教室与铁皮顶的图书馆错落有致，学生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蓝布长衫，在轰炸间隙抓紧时间读书。汪曾祺很快发现，这里的学习氛围与他想象中完全不同。
他常常翘课，躲在图书馆角落里"乱七八糟地看了不少书"。有时一整天都泡在图书馆，直到闭馆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多年后他回忆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在联大，汪曾祺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沈从文。这位湘西走出来的作家，讲课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却能把最朴素的写作道理讲得透彻。汪曾祺交上去的习作《葡萄上的轻粉》，通篇都是哲理对话。沈从文批改道："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这句话像一盆冷水，让年轻的汪曾祺恍然大悟。从此他明白，好小说要"贴到人物来写"，要用生活化的语言，而不是堆砌华丽的辞藻。
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本很有特色，选的都是鲁迅、徐志摩、丁西林、林徽因等人的作品。这些文章风格各异，却都体现了"京派"文学的追求——真实的生活与诚实的表达。汪曾祺后来承认，自己唯一认同的文学标签就是"京派作家"。这个流派不讲究地域，而是一种写作态度：关注底层生活，带着人道主义情怀，用平实的笔触描绘真实的人生。
战争年代的联大生活异常艰苦。学生们住茅草房，吃掺着沙子的"八宝饭"，在空袭警报中坚持上课。但这些困苦反而激发了汪曾祺的创作热情。这些早期作品虽然青涩，却展现了他不拘一格的文学追求。
晚年的汪曾祺常被贴上"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标签，但他自己并不认同。在他看来，真正的写作应该像沈从文教导的那样，贴近生活，贴近人物。有一次，小孙女汪卉气呼呼地说："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没词儿。"他听了不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连连称赞："说得好！说得好！"这个"没词儿"的评价，恰恰道出了他毕生追求的写作境界——用最朴素的语言，写出最真实的生活。
汪曾祺的厨艺在文人圈里是出了名的。朋友们提起他做的菜，个个赞不绝口，眼里闪着光。这位文坛大家却总是谦虚地说："我只能做几个家常菜。大菜，我做不了。"有一年他去海南，当地朋友送了不少鱼翅、燕窝，结果这些名贵食材在他厨房里一放就是好几年，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翻开他的散文《做饭》，里面详细记录了几道拿手菜：拌荠菜要选嫩芽，焯水后拌上麻油；烧小萝卜得用猪油，火候要恰到好处；炒青包谷要现剥现炒，保留那股清甜。这些家常小菜看似简单，却处处透着讲究。最让人称奇的是他的"塞肉回锅油条"——把油条切成小段，掏空内瓤，塞进肉茸、葱花和榨菜末，再下锅重炸。他说这道菜"极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还开玩笑说要申请专利。读到这儿，总让人忍不住想照着试试。
汪曾祺买菜也有自己的一套。他说做菜最大的乐趣首先是逛菜市场。每天清晨，他总要步行去附近的菜场，把这事当成一种锻炼。他不爱逛百货商店，唯独对菜市场情有独钟。看着水灵灵的青菜、活蹦乱跳的鱼虾，他的眼睛就会发亮。挑菜时他格外仔细，总要选最新鲜的，有时还会跟摊主聊上几句。
但这位老饕客真正的快乐，却是看着别人吃他做的菜。菜上桌后，他自己往往只尝两口，就点上一支烟，端着茶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大快朵颐。看着盘子一个个见底，他的皱纹里都堆满了笑意。他说："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这话说得实在，一个温和善良、乐于分享的老人形象，就这样从烟火气中浮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很大变化。1950年，他进入《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每天接触的都是来自民间的说唱艺人。这些艺人带着泥土气息的表演，让汪曾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民间语言的鲜活。编辑部的小院里，常常能看见他蹲在台阶上，和来投稿的民间艺人聊天，认真地记下他们口中那些生动的方言土语。
1955年调到《民间文学》杂志后，汪曾祺的工作更加深入民间。他跟着采风队走乡串户，收集民歌民谣。在河北农村，他住过老乡家的土炕，吃过掺着野菜的窝头。这些经历让他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有了切身体会。这些来自民间的语言养分，后来都融入了他的创作中。
1960年代，汪曾祺搬到张家口劳动。白天，他在果园里剪枝、施肥；晚上，就着煤油灯写检查材料。这段日子并不好过，但他后来在《寂寞与温暖》中却写得温情脉脉。儿子汪朗回忆说，父亲那时经常饿着肚子干活，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但他从不抱怨。汪曾祺自己说："苦难不值得歌颂，但人在苦难中保持的尊严值得记录。"
1980年代，汪曾祺迎来了创作高峰。《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接连发表，在文坛引起轰动。这些写高邮旧事的作品，表面看是怀旧，实则蕴含着对美好人性的礼赞。他笔下的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大淖边的锡匠和挑夫，都活得那么自然、坦荡。有评论家说，这些作品唤醒了人们久违的审美体验，让读者看到了生活中被忽略的美。
晚年的汪曾祺依然笔耕不辍。他开始改写《聊斋》故事，赋予这些古代志怪小说新的内涵。《瑞云》里，他把一个传统的爱情故事改写成对人格尊严的探讨；《蛐蛐》中，他借一只蟋蟀的命运，暗喻知识分子的处境。这些改写不是简单的翻新，而是用现代意识重新解读传统。正如杨早所说，汪曾祺骨子里是个现代作家，只是他选择用传统的形式来表达。
汪曾祺常说，文学是庄严的事业。他反对把写作当成消遣，认为作品一旦发表就负有社会责任。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与他平易近人的文字形成有趣的反差。或许正是这种反差，构成了汪曾祺独特的文学魅力——既有知识分子的担当，又有民间艺人的亲和；既能写阳春白雪，也能道市井百态。
汪曾祺曾下结论：“样板戏”的多数——尤其是后来的几出戏，就是无中生有，海阔天空地瞎编出来的。三突出、主题先行是违反了艺术创作规律，违反现实主义的原则。”他解释道：前几年有人著文又谈“样板戏”的功过，似乎“样板戏”还可以一分为二。我以为从总体上看，“样板戏”无功可录，只就“样板戏”的创作方法来看，可以说：其来有因，遗祸无穷。
“样板戏”创作的理论根据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即所谓“两结合”),具体化，即是主题先行和“三突出”。“三突出”是于会泳的发明，即在所有的人物里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个阶梯模式的荒谬性过于明显了。
他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那不叫艺术。当时主题先行，在错误思潮影响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本质并不是真善美，但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王蒙、邓友梅说不能听样板戏，汪曾祺很同情，觉得是这么回事，对他们能理解。十年运动时，不少朋友劝汪离开京剧团这块伤心之地，可他还是没有离开，他觉得京剧团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单位那么复杂。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