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批判样板戏带着原罪，殷承宗却用钢琴伴唱展现其顽强生命力！

摘要：说起"红"这个字眼，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红楼梦》里的红学。但我要讲的，是另一种"红"——那个特殊年代里，用钢琴键敲响的革命旋律。这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从1965年算起，不过半个多世纪的光景，却在中国人的记忆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说起"红"这个字眼，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红楼梦》里的红学。但我要讲的，是另一种"红"——那个特殊年代里，用钢琴键敲响的革命旋律。这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从1965年算起，不过半个多世纪的光景，却在中国人的记忆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在那些激昂的岁月里，有个名字始终与钢琴声缠绕在一起——殷承宗。如今他已年过古稀，却依然是音乐圈里常被提起的话题。这不仅仅因为他指尖流淌出的音符，更因为他的命运与那个火红的年代紧紧相连。就像老照片里穿着中山装的知识分子，殷承宗身上也披着件看不见的"红色外衣"，人们总爱称他"红色钢琴家"。

可要是细究起来，这个标签实在太过单薄。殷承宗在西方音乐上的造诣，远不是"红色"二字能概括的。他早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的履历，在国际钢琴赛事上摘金夺银的荣耀，都被那十年间响彻大江南北的革命琴声盖过了风头。那些年，他的足迹不仅踏遍中国的城乡，还随着外交使团走向了与我们交好的国度。琴键上跃动的《黄河》，成了那个年代最特殊的文化符号。如今再听这些曲子，音符里沉淀的已不仅是艺术，更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鼓浪屿的浪花拍打着岸边，1941年出生的殷承宗就在这个小岛上睁开了眼睛。那时的鼓浪屿虽不起眼，却因十几个外国领事馆的存在，成了个文化大熔炉。教会小学的钟声里，年幼的殷承宗跟着唱诗班咿咿呀呀地唱着圣歌，那些西洋音乐的旋律，就这样悄悄种进了他的心里。

"周围人都劝我走这条路，"多年后殷承宗回忆道，"我也对自己说，一定要走出鼓浪屿。"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个孩子要独自闯荡谈何容易？父亲带着大太太去了香港，母亲拉扯着九个孩子在厦门艰难度日。1954年，厦门音协资助了25块钱，这个12岁的少年揣着这笔"巨款"，在卡车上颠簸了四天才到江西上饶，又坐了一天火车，终于站在了上海的土地上。说来也怪，这个后来名震乐坛的钢琴家，12岁前竟没正经学过一天钢琴。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到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殷承宗成了那个年代最后一批留苏学生。1962年，他在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上拿了第二名。

196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命运给了殷承宗一个转机。在一场文艺晚会上，他的钢琴独奏《秧歌舞》赢得了毛主席的赞赏。后来又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完成学业，1965年分配到中央乐团。

年轻的殷承宗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1967年春天，他注意到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群众。"既然街头可以唱歌跳舞，为什么不能弹钢琴？"他组织了一支小乐队，把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那时候年轻气盛，什么都不怕。"第一天，他弹奏了《农村新歌》等革命歌曲，然后让群众点歌。

有位观众提出："能不能用钢琴弹段京剧？"这对从未接触过京剧的殷承宗是个挑战。凭着对交响乐《沙家浜》的记忆，他连夜改编了"沙奶奶斥敌"的唱段。第二天，他带着会唱的演员在天安门边弹边唱，没想到反响异常热烈。从观众激动的眼神中，殷承宗读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大家需要钢琴。

这次街头演出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在特殊年代里，这位钢琴家找到了艺术生存的独特方式——用钢琴演绎革命题材，让西洋乐器为中国百姓服务。从那时起，殷承宗开始了将钢琴与中国传统戏曲融合的探索之路，最终成就了《黄河》钢琴协奏曲这样的时代经典。在那个年代里，他用琴键走出了一条充满智慧的生存之道。

在那个年头，想看场正儿八经的京剧可不容易。可说来也怪，殷承宗那架钢琴一响，倒让不少老戏迷找回了久违的戏味儿。那些不能登台的京剧唱腔，借着西洋乐器的外壳，居然又活了过来。

殷承宗最先盯上的是《红灯记》。那阵子，他天天往剧场跑，一边看戏一边琢磨怎么把钢琴和京剧拧到一块儿去。他还专门拜师学艺，硬是把两种八竿子打不着的艺术往一处糅。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他和演李铁梅的刘长瑜在北京文化宫同台演出时，台下都炸了锅。

打那以后，殷承宗更来劲儿了。不出一年，他把《红灯记》里李玉和、沙奶奶的唱段也都改编成了钢琴伴唱。这些作品像是一把钥匙，既打开了样板戏的新演法，也给他自己挣了张护身符。在那个讲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年月，殷承宗摇身一变，成了文艺战线的标兵模范。可谁又想得到，这个整天跟钢琴打交道的年轻人，正在盘算着更惊人的计划——他要搞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钢琴作品。

说干就干。殷承宗开始往中国戏曲学院跑，成了排练厅的常客。他跟着李维康学唱《杜鹃山》，看刘长瑜排《红灯记》，逮着唱腔设计刘吉典问东问西。最绝的是，他让京剧演员对着钢琴唱，自己边听边在琴键上找音。就这么折腾了两个月，居然真捣鼓出了《咏梅》和《红灯记》的三个唱段。

1967年国庆节，当钢琴伴奏的京剧唱腔第一次在正式舞台响起时，台下观众都愣住了——这西洋乐器和传统唱腔居然能严丝合缝。演出结束后，有位老戏迷拉着殷承宗的手说："小伙子，你这钢琴把梅兰芳的味儿都弹出来了！"没过多久，中国唱片社就赶着出了唱片，封套上印着醒目的标题："钢琴伴唱《红灯记》——文艺革命的新成果"。

尝到甜头的殷承宗越战越勇。到1968年，他已经把《红灯记》扩充成12个唱段的完整作品。7月1日人民大会堂那场演出，台下坐着各路领导，被禁锢多年的钢琴声，就这样借着革命样板戏的外衣重见天日。

但殷承宗的野心不止于此。在《红灯记》大获成功后，他又盯上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这次他拉上了刘庄、储望华这些作曲高手，还专门跑到黄河壶口瀑布采风。在山西的黄土高坡上，他们跟着老船夫学号子，听着黄河水咆哮。有一天夜里，殷承宗突然从炕上爬起来，在煤油灯下写下了《黄河船夫曲》的钢琴华彩段。

1970年5月，当殷承宗在钢琴上砸出第一个"黄河怒涛"的和弦时，整个民族宫剧场都为之一震。李德伦指挥的乐队像潮水般涌上来，钢琴时而化作惊涛骇浪，时而变成如泣如诉的《黄水谣》。演出结束时，观众席爆发出二十分钟的掌声——这些人里，有戴红袖章的革命小将，也有偷偷抹泪的老音乐家。

从《红灯记》到《黄河》，殷承宗用两件作品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既让钢琴这门西洋艺术在革命年代存活下来，又让中国老百姓真正听懂了钢琴。那些年，多少人家里的收音机旁，都贴着印有殷承宗弹琴姿势的年画。而在无数下乡知青的行李箱里，总藏着一本手抄的《黄河》钢琴谱——那是他们在煤油灯下，一笔一画从广播里记下来的。

1983年刚到美国那会儿，殷承宗连英语都说不好，有时候还得靠当年在苏联学的俄语跟人交流。纽约的钢琴家多得跟蚂蚁似的，少说也有四五百个。不少同行熬不下去，改行做起了生意。可殷承宗铁了心要弹琴，他说："我出国不是为了挣钱，不让我弹琴比杀了我还难受。人这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最大的快乐。"

这话说得实在。这些年，他每天雷打不动要练五六个小时琴。为了保持体力，还坚持每天游泳或跑步一小时。当年的同学现在不少都当了大官，他这个曾经的风云人物倒是一点都不羡慕，整天乐呵呵地沉浸在钢琴世界里。

殷承宗的太太姓陈，也是弹钢琴的。女儿没走父母的老路，学了法律。现在他有了经纪人，可同行们都说他太实在，不会经营，肯定要吃亏。他也不恼，照样笑呵呵的。这些年回国演出的机会多了，他也收了不少学生。国际比赛拿奖的郎朗就曾经跟他学过。说起国内新冒出来的钢琴苗子，他眼睛就发亮，说这些孩子底子好，天赋高，前途无量。